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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经济全球化的实践,不停的质疑这种经济侵略理论。比如,现在我们发现,资本输出对于输入国不一定是经济侵略,它可解决输入国经济发展的资金瓶颈,缩短输入国资本自我积累的漫长过程,加快输入国经济发展速度。中国近二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明显与引进大量外资有关。又如,现在中国制造的商品涌入外国,中国商人挣了利润,但没“掠夺”外国人民,反倒使外国人可以买他们认为是更好或更便宜的商品。正如中国没有某些商品,外国商品进入中国不是侵略一样,因为中国消费者买到和享用了中国没有或比中国产品更好的产品。所以,中国没有侵略外国,外国也没侵略中国,用现在经济学的话来说,这叫经济要素依经济规律的自由流动,当这种流动突破国界时,是全球化的表现。全球经济的自由化使“经济侵略”论破产。
   
   但国外资本商品的进入,确实对本国生产者或企业构成对抗,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竞争关系。为了保护“民族工业”,运用国家权力阻止国外资本进入,同时也就阻碍了本国经济的增长,包括商品的增长,就业的增长,国家税收的增长,那本国的“民族工业”是国家利益哩,还是本国的经济增长是国家利益?同样,阻碍国外商品进入,也可保护“民族工业”,但会损害本国消费者的利益,消费者买不到他认为更好更便宜的商品了,难道消费者的利益便不是国家利益?
   
   从另一方面看,中国现在不把国外资本进入中国视作经济侵略。但为了引资,给予外资种种优惠,甚至出现超国民待遇,而中国资本却无这种优惠,则直接侵害了中国资本利益,因为它使竞争不公平。引进外资可以带来中国经济增长,好象是国家利益,难道中国资本的利益便不是国家利益?同样,中国为了出口,对出口企业退税,支持它们在国际上与外国企业竞争,看起来很有“中国”立场,是支持“民族工业”,是国家利益,也反映了出口企业包括工人的利益,但对生产内销产品的企业却无退税,这对产品内销的企业和中国消费者公平?对纳税人公平?所以,中国的引资退税政策也许能反映部分中国人的利益,甚至是较为多数人的利益,却很难说是为了国家利益。
   
   中美“汇率大战”是不是“国家利益”的对抗?美国压人民币升值,是不是在压制“中国崛起”?中国抵制人民币升值,是不是维护中国的经济繁荣?人民币升值,可以遏制中国商品对美国的出口,保护美国的制造业,美国人的就业机会,但人民币升值意味着中国商品在美国的美元价格升高。美国压人民币升值,从某一方面看是为美国人就业着想,从另一方面看,又不是为美国消费者着想,美国人买不到中国的便宜商品了,压人民币升值能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同样,中国抵制人民币升值,或实行人民币贬值,外国商品在中国的价格就会更高,将减少外国商品的进入。显然,压低人民币汇率,可以增出口。但长期的外贸顺差,会使一国人民生活水平,不会因经济发展而提高。道理很简单,中国商品出口多,进口少,中国人消费的总商品少于他们生产的总商品,生活水平能提高?所以,“汇率大战”很难说是国家利益大战。或者说是一场说不清楚的国家利益大战。但美国煞有其事,中国义正词严,想想也觉好笑。其实,在不同货币对市场进行分割时,最好的办法是政府不要去出台“货币政策”对抗他国,而是汇率市场化即自由化,这固然会带来投机行为,却是解决贸易不平衡的最好办法。
   
   国家利益是全体国人的利益。它包括每一个国人,而不能是一部分人甚或大部分人的利益。而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之间普遍的竞争性和对抗性,决定不可能存在什么国家利益。这当然使我疑惑,全世界的国家都宣称有国家利益,全世界的政治家,外交家都在为他们各自的国家利益奔波。他们相互指责又相互妥协,甚至动武,他们能肯定他们的行为就一定代表了全体国人的“国家利益”?在他们都并不清楚奔波的目的一定能使全体国人受益却不会损害任何一个国人,即真正的国家利益时,他们或人民如何界定他们是“爱国”还是“卖国”?抑或既不“爱国”也不“卖国”,只是在做无用功?混饭吃?
   
   四,公共利益是不是国家利益?
   
   我们一直不能从传统国家利益思维中超脱出来,是我们误把公共利益看作是国家利益。如果我说统治集团利益不是国家利益,大多数人点赞,这正是现代民主观念的普及过程,但说不存在国家利益,大多数人不一定理解,一个国家怎么可能没有国家利益哩?这种认识源于任何国家都有公共利益,而我们对公共利益的性质、边界,与个体利益的关系等认识不清。
   
   有社会必定有公共利益。一个社区,有公共场所,一个城市,有公共道路,一个国家,有公共安全等等。正是由于存在公共利益,所以人民要建立一个政府来处理和维护。公共利益只是个体利益中的一部分,是与他人相同的那一部分。对于个人来说,甚至是较少的一部分。除了公共利益,个人还有更多属于个人的并与他人不相同的利益。比如,我当然与其他人一样希望有一条宽阔明亮的路供自已也供他人通行,这是公共利益,但我也希望自已能多挣钱,这是个人利益,是属于自已的,与他人并不相同。甚至在市场中与他人的利益相矛盾,有时候还与公共利益相矛盾。显然,公共利益并不是某一地域内所有人的所有利益。当这一地域是国家时,并不是国家利益。所以政府并不等于国家。
   
   公共利益有什么特点?
   
   A,公共利益是地城性利益,不是组织性利益,比如公共治安,公共道路,公共环境卫生等,是居住于此的人的共同利益,因为居住于此的人是变动的,所以是非集团或组织利益。与人数众多的生产组织的利益,工会组织所代表的工人集体利益等等社会组织的利益不同。
   
   B,公共利益是消极性而非积极性利益,是通过公众纳税而又提供公众消费,本身不以利益增加为目标,所以是消极性或非进攻性利益。即便要增加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也不是通过生产而是通过增税来实现。所以政府不以蠃利为目标,并不追求利益最大化。与个人或生产组织或其它社会利益组织追求利益最大化不同。
   
   C,公共利益只与特定的地域相关,一个城市的公共利益只与这一城市有关,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区别于其它城市,当然不是国家利益。国家级的政府,只是处理国家层级的公共事务(主要是外交和国防),维护与全国人民有关的公共利益,也是独立的经济主体,同样区别于地方性的公共利益。所以国家级的政府并不领导或指挥地方级政府。这是一个国家内能够实现区域自治的依据。
   
   D,国家层级的公共利益,虽然与全国民众有关,但只是全国民众的公共利益,并不包括地方层级的公共利益,也不包括每一个人或每一社会组织的利益,所以也不表现为国家利益。因为理论上的国家利益既应包括公共利益,也应包括每一个体或社会组织的利益。
   
   E,上一层级与下一层级的公共利益(比如国家级政府与地方政府),平行层级之间的公共利益(比如此城市与彼城市),都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它们之间也有联系和矛盾,但都是平等的主体,不能互相侵害。从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看,个人不能侵害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却也不能侵害个人利益。所以代表公共利益的各级政府之间,政府与个人之间也是平等的。
   
   F,两个国家的公共利益之间,由于公共利益的地域性消极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存在冲突。美国的福利政策如何,与中国的福利政策何来冲突?广洲城市的环境卫生,也是影响不到华尔街的。但在个别的特定情况下,也可能有冲突。比如一条河流经两个国家,上游国与下游国在用水上就可能产生冲突。但这种冲突可以理解为政府之间的冲突,或狭义的国家利益冲突,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利益冲突,而且不宜通过国家武力的方式来解决。(下文还有论述)。
   
   显然,公共利益的上述特征,使政府并不等于国家。在人权得到保障的国家,政府只是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公共事务只是个人事务中较小的一部分,所以政府管理不能侵害私域和个人行为,管理内容并不是全部的社会活动,只是社会活动中与公共利益相关的那一部分。而国家由于公共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之间,个体与个体利益之间并不相同,而且往往存在矛盾,无法从中抽象出代表所有人所有利益的国家利益,所以实际上并不存在国家利益。
   
   中国大规模的强征强拆,将会在世界历史上留下最荒唐黑暗的一页。产生这种野蛮行为的原因,除了中国现行的非民主体制,把统治集团利益美化为公共利益外,也以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进入市场,通过暴力与个体实行强制性的不平等交易有关。这样的不平等交易属中国社会主义特色,与中国以前的朝廷通过税负形式的横征暴敛不同,更与西方政府在市场中,与其它市场主体处于完全平等关系不同。
   
   五,要素自由流动与国家组织特性的弱化
   
   国家利益只有在国家是一个族群或组织时,才有可能存在。当经济要素特别是人可以突破国界自由流动,且流动日趋广泛频繁时,国家日趋成为一个地域概念,国家是地域管理机构,而非组织管理机构。
   
   商品资本技术劳力的跨国自由流动,产生跨国企业,跨国企业的国属具有明显的模糊性。比如,我们现在说的中国企业,实际上是中国国土上的企业,中国国土上的企业,不一定是中国人的企业。它有着复杂的利益主体,资本可能来自日本,技术可能来自美国,工人则显然会主要来自中国。这种建在中国国土上却不一定完全是中国人的企业,国家政策不论是支持它或限制它,都无法显示政策是“爱国”还是“卖国”。因为你支持了它,可能支持了中国人的就业,却也支持了外国资本和技术拥有者的利益,可能是“卖国”,而限制它,限制了外国人的利益,同时也就限制了中国政府的税收和中国人的就业,也非是“爱国”。单个企业中利益主体的多样化和多国化,国家对它只能中立,既不能背负“卖国”的骂名,却也无法承担“爱国”的责任。
   
   个人择业自由权的确立,和个人择业范围超越国家,使职业道德高于个人国别。郎平任美国女排教练,竭尽全力与中国女排对抗,是其职业道德,我们无法说她“叛国”。同样,在外企工作的“白领”,研究收集中国国情和经济数据,为外企服务,也谈不上是“特务行径”。推销外国产品的“买办”不是“洋奴”,为外国资本技术流动穿针引线的“掮客”,也非“汉奸”。泄露企业“机密”,影响的只是企业利益,也难以扯上“国家利益”,那怕损害的是本国企业,得益的是另一国企业。“出卖”企业经济情报丢失的只是职业道德,而非基于国别的品格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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