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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理所当然地推动越南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进程。放眼当今越南,政治体制改革步伐加大、民主政体轮廓初显正是越南经济改革向纵深发展、利益日益多元化、阶层日愈分化、各种利益主体寻求政治参与和政治保障的一种映射。在越南销声匿迹很久的越南民主党(该党由胡志明主席1944年批准创建)于2006年公开发表宣言,宣布该党将恢复并重现政坛,越共前总书记黎可飘出任该党主席,副主席由民主党创建时的总书记黄明正担任。此外,越南国民党(成立于1927年,以争取越南脱离法国统治为目标的革命政党)一些老党员也步民主党后尘,开始筹备重建该党。当然,越共目前不打算开放党禁,越南宪法规定越共为越南惟一合法政党。不过,浮出水面的政党活动恰是经济改革背景下越南利益多元化和政治思想多元化的一种映照。
     
   (二)越共领导人之开明
     
   越南政治体制改革是在越共的领导下进行的,属于“自上而下”的改革。越南能够迈出这一步,是与越共领导人之开明分不开的。
     
   发起越南革新开放的越共前总书记长征深切感受到其前任黎笋独裁专制祸害之深重,提出革新开放不仅是经济的,而且是政治的。他当了近一年的过渡性质的总书记后,即在越共六大交班给同样主张革新开放的阮文灵,开了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先河。
     
   阮文灵是革新开放的得力干将,曾任胡志明市委书记,作风大胆,尝试改革,遭保守派排挤险被免职,阮邀请元老长征到胡志明市考察,争取到他的支持。
     
   阮文灵的继任者杜梅也是改革派人物,于1991年当选为总书记。受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影响,他特别强调党的建设是十分紧迫的任务,提出党内生活要贯彻好民主集中制,在反腐问题上他的立场非常坚定。
     
   2001年越共九大上农德孟取代了据说推进革新开放不力、反腐无进展的总书记黎可漂。他属于党内开明务实派,被视为“政改发动机”。在他任内,越南政改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尤其是在加强党内民主和监督体制建设上。
     
   2011年越共十一大当选为总书记的阮富仲亦属于党内开明派,他提出要“推进经济与政治革新同步进行”,“扩大民主,以人为发展的主体、主要资源和目标”。[4](P.51)
     
   (三)越南民众的民主化呼声:正在萌芽中的越南公民社会
     
   越南民众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直接受益者。由于经改、政改和民主化进程,社会环境逐渐宽松,越南民众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个人自由,包括经济自由(如经商自由、择业自由、私有财产受法律保护)、迁徙自由、言论自由、结社集会自由、游行示威自由、罢工自由等。
     
   越南民众不满足于个人自由的实现,进一步追求政治自由的实现,即要求享有政治参与权,希望“当家作主”,影响国家立法和政治决策。国会体制改革即顺应了这一民意。2007年第12届越南国会代表直选吸引了全国5600多万选民前往各地投票站,投票率高达99.64%。在某省一偏僻落后的山区县城,出现了十多位白发苍苍的百岁老人一同参加投票的感人场面。由于是由选民直接选出,选举前已与选民充分见面、向选民阐述自己的参政主张、听取选民意见建议,竞选胜出的国会代表普遍能够对选民负责,有较强的参政意识,严格履行代表职责,运用质询制度对政府官员进行监督,敢于否决违背民意的法律草案和重大项目计划。
     
   越南民众逐渐培养起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越南“公民社会”正在萌芽之中。2006年越共十大召开后,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组织了中央宣教部、越南社会科学院等机构的数十名专家学者,对越南政治革新开展广泛研讨。经过多年探讨,专家们提出建设“公民社会”的构想,其要点是:加强公民和社会组织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强化公民和社会组织对政府的监督作用,使越南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只手并行发挥作用的运行机制,推动建立更加开放、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5](P.125)
     
   (四)越南中产阶层的兴起
     
   政治学有一个命题:发达的中产阶层是健康民主的条件。原因其一,中产阶层接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理解、支持和向往民主制度。其二,中产阶层追求财富的过程和创造出来的财富需要法律保障和民主制度护航,故要求政治变革、民主化、宪政和巩固民主制度。
     
   “阮氏惠是越南胡志明市一家美国公司的雇员,月收入在600-700美元之间。对于一个28岁的女孩来说,在越南,这已经算是高级白领的收入了。(…)官方的一份统计说,像阮氏惠这样可称之为越南中产阶级的人数,已经占了越南总人口的2%—3%。他们喜欢驻足在进口的香水、化妆品、衣服、首饰及室内装饰用品的窗口。除此之外,一部分人还可以选择劳斯莱斯、奔驰等名车。”[6]虽然眼下越南的中产阶层占全国人口的比例还小,但其正处于兴起阶段,随着越南经济的发展,其规模将逐渐扩大。兴起的越南中产阶层的公民意识、参政意识和民主化要求比一般民众更为强烈,在越南政治体制改革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五)发酵中的越南民主政治文化
     
   民主政治文化是与臣属政治文化相对立的。臣属政治文化意味着一个国家的民众自我定位为“臣民”,心甘情愿地依附于统治者,听从统治者的驾驭、操纵甚至奴役。民主政治文化意味着一个国家的民众自我定位为“公民”,积极参与和监督立法、选举、政府管理、重大决策等,以实现民众自我管理、“人民主权”和“当家作主”。在此意义上,民众就是自己的统治者,实现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合一。“民主政治文化是随着民主制度的建设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在定期选举、司法独立和分权制衡、多党竞争执政等民主制度要素的基础上,公民的一整套独特民主政治价值观及意识形态取向也基本趋同为强烈的平等意识、权利意识、参与意识、国家意识以及崇尚自由和个性伸张等等。”[3](P.153)
     
   越南正在发酵中的民主政治文化既有历史的遗产,也有现实社会变革带来的贡献。历史遗产主要是1955—1975年在美国支持下吴廷艳在越南南部成立的“越南南方共和国”实行的自由民主的宪政制度(1975年4月30日被越共军队武装颠覆)。南越民众生活在美式民主制度下近20年,接受了民主启蒙和熏陶,初步形成民主意识和民主观念。如今胡志明市(曾为越南南方共和国的首都,原名西贡)是越南最大的城市、全国经济中心,胡志明市民众的民主意识和民主化呼声明显比河内市(越南政治中心)民众更强一些,其中就有历史积淀的民主政治文化在发挥着作用。而随着经济和政治双重“革新开放”的纵深推进,越南民众的思想日益解放,权利(维权)意识、平等意识、自由观念、参政意识、监督政府意识、反腐意识等蔚然兴起,民主政治文化油然而生。这种新的民主政治文化不等同于越南南方共和国时期的民主政治文化,但也有相通之处。两种民主政治文化交汇,构成了越南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思想基础。
     
   (六)反腐的“治本”之方:限制和均衡权力
     
   据统计,1986年至1990年的越南反腐整顿中,有5万名党员被处理。[7](P.36)在1993年的反贪运动中,有213万违纪党员被查处,占越共党员总数的1.1%。2001年越共九大后的新一轮反腐行动中,又有近1%的党员被查处,其中30%是各级党委成员。20世纪末,“有关机构曾对越共党内的腐败问题进行调查,统计数字令世人震惊。在接受调查的16万党员中,有43%的人犯有腐败罪;在被调查的2000个党组织中,有1/3涉及腐败问题。”[8](P.47)2003至2005年,越共中央内政部在瑞典政府资助下,在三个中央部门及七个省市,对5400多名官员、公司职员和民众进行民意调查,结果表明,有32.16%的官员曾接受贿赂。越南的腐败现象可用“触目惊心”四字来形容。
     
   如何解释越南官员腐败现象?官员腐败的原因是多重的,其中一重是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走向滥用权力,这是一条千古不变的经验。有权力的人直到把权用到极限方可休止。(…)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9](P.107)言下之意是,权力不受约束必然产生腐败。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在其著作《自由与权力》中提出类似观点:“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腐败。”[10](P.192)两位大师的观点振聋发聩,使我们明白:专制的政体是腐败的温床,不受限制的权力往往滥用权力。越南官员严重腐败现象倒逼越共改革政治体制,使其朝着民主化的方向发展,目的正是为了限制和均衡权力。不搞政改,越南腐败问题永无解决之日。
     
   (七)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改革开放的影响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冷战结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这对越共震动非常大,越共领导人产生了严重的危机感,开始反思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存在的问题,认为只有稳妥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才能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发轫于1986年的越南革新开放是以中国改革开放为师的,越共领导人自认为中国改革派的学生,非常注重收集、翻译和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相关文件、资料和报道,从中汲取经验,得到灵感和启发。越共领导人认同邓小平的以下观点:“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这是确定无疑的。”[11](P.168)“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11](P.164)正是在邓小平的改革思路的启发下,越共大胆探索政治体制改革,为经济体制改革鸣锣开道、保驾护航。
     
   (八)越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
     
   越共极其重视学习、研究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1996年越共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中央理论委员会。该委员会一方面参与指导全国的思想理论建设工作,另一方面承担重大研究课题,为中央决策提供咨询服务和理论依据。
     
   早在1986年,越共六大就提出“以民为本”的指导原则和“民知、民谈、民做、民检”的民主要求、“近民,解民,重民,有责于民”的民主方针以及“建设属于人民、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的社会主义法权国家”的政治革新目标。这些主张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关于越南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越共认为,越南目前尚未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处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级阶段,这是由越南落后的国情决定的。“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漫长而充满困难的时期,其间要经历若干个阶段,目前越南处在初级阶段。初级阶段是整个过渡时期的小过渡,其主要任务是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必要的条件。初级阶段可能经历上百年的时间。”[12]越共提出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发展,其中提到的政治方面要为过渡创造必要条件的主张已成为越南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思想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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