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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自由宪政民主之路/郭国汀编译

   孙文创立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及四民权理论,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社会主义);五权即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监察权和考试权;四民权则是选举权,弹劾权,动议权和公决权。其理论综合了传统的儒学,太平天国的哲学,洛克和孟德斯九之分权制衡理论,共产主义及马列主义(南郭点评:此处作者恐怕有误解,因为孙文并无采信共产主义及马列主义的任何事实与依据,反之,孙文在1924年2月至8月三民主义演讲中,特别是在其民生主义一章,专门批判了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孙文明确反对阶级斗争理论,反对财产公有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主张阶级合作,财产私有及社会民主主义;蒋介石则继承了孙文的全部理论,并公开反马反列宁反共产党;孙文采纳了苏联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原则和所谓“民主集中制”使国民党变成“准列宁式的政党”,蒋介石政府变成“准列宁式的党国体制”都是事实,不过,国民党的准列宁式党,仅有形似而无实质上的相同;蒋介石的“准列宁式的党国体制”仅是形似而非实质相同;中共确是货真价实的列宁主义党,也是千真万确的列宁式党国体制;这就是为何国民党就本质上言,属正常社会中的正常政党,国民党政府亦属绝大多数国家皆经历过的右派专制政府的根源,右派专制政权能够通过和平方式改良演变成自由宪政民主政府。而中共政权则是个无可救药的列宁式极权专制党国体制,因此极难和平改良演变,唯有通过政治民主大革命,终结极权专制政权之后才有可能)传统的中国政治观念,诸如帝国的监察和弹劾制度及他自已的观念。

   

   由于三民主义有不少理论空间,导致各派为各自利益各取所需。右派辩称孙文理论是基于儒家;左派声称其与布尔什维克共存;中间派则认为其不与民主茅盾。在日本战败前,一位日本专家(MasaoMarwyama )疑惑为何国民政府与延安共产党皆争相以三民主义为正统?(南郭注:其实该日本专家仅知表面而不知实质,毛共争的 “三民主义”是串改伪造后的所谓“新三民主义”即“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并非孙文原始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与中国人的基本诉求相符。三民主义既不是儒家成熟的意识形态,也非社会主义,至少不是与列宁主义密切相关的。Marwyama经认真研究后得出结论:孙文哲学是一种亚洲版的原创社会民主主义。但孙文之由革命党决定,主导或由革命军实行之军政,训政的观念,及在人民代表议会下的民主会导致一党独裁。三民主义及五权宪法是一种19世纪之议会制与20世纪之集权独裁制不寻常的混和的产物。他认为中国近现代自由宪政民主思想深受日本影响,不少对中国近现代影响巨大的名人均曾留学或避难日本:康有为,梁启超,孙文,宋教仁,黄,汪津卫,章炳玲,张继,蒋介石,胡汉民,居正,廖仲凯,戴传贤,陈其美,林森;共产党方面的人士有沈均儒,周恩来,还有鲁迅等。

   

   日本保存和研究中国古文化在许多领域可能远比中国人自已更完备,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毁灭了许多中国古典。中共极权专制下的大中学教育,几乎没有任何中国古代哲学文化的深入研究。日本Universityof Hyogo政治学教授Katutugu Yoshida 在其《台湾民主的漫长道路》认为中国哲学家早在300年便有不少人类平等人格尊严及宪政的理论与观念,绝非中国二千年封建专制绝对皇权。他指出:明末清初中国著名哲学家黄宗义在其《明义台芳录》中提出:皇帝的合法性统治不得超越权限,并非无限权力。道德上受制于天。天是主君是客。由于在天之下的君权,不是无限的,臣民并非奴隶,故不合法的法律,无论其多么高效,均不能达其目的。正义之法在于保护人民的利益。古代帝王比法更重要,唯有当我们受法律管治时,我们才受人的管治。19

   

   黄宗义是讨论宰相和议会在君主宪政下的作用的先驱者。他基于孟子学说,首先提出天子仅是高于臣民,并不特别突出。在秩序优良之国,宰相有责任制约皇帝的权力。中国古时当帝王将相临朝时,皇帝必须起身以示对君臣的尊重,而当皇帝骑马时若遇宰相皇帝必须下马。天子不敢自定正与误。每月一次,皇帝必须在大臣和内阁及学士前作一次演讲,并告知天子他的政府的任何缺陷此种作用与当代议会的”质疑时间“类似。

   

   在中国哲学中,批评皇权的绝对权力并非独特现象。如范祖禹和朱禧均对皇帝提出过与黄宗义相似的批评。一位来自民间的哲学家王垦同样表述了人类平等的观念。他的思想受到新儒家哲学的激励,在明朝时期有广泛影响,他认为圣贤之作为是普通人民实践的总结,实质上圣贤与大众本质上相同。王的平等哲学主张所有的人类均享有基本的人格,因他们的性质授于天。虽然他的书被清政府列为禁书。但中国人广为传抄,后世的梁起超,张君励(中华民国宪法主要起草人,1949年后移民美国)均受到巨大影响,后来亦影响了台湾的宪政专家李鸿喜教授。

   

   自汉以降,“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指:君臣关系,夫妻关系,长幼关系,兄弟关系,朋友关系)为历代帝王采用,成为帝制道德的中心和严历控制人民生活的规范。然而据一位日本专家(MizoguchiYuzo)考证,孟子解释五常如下:爱存于父子关系,正义和品德应规范君臣关系;而性别差异应区分夫妻关系;信用则应于友朋关系。而且原始版本的孟子并没有忠于君王及孝敬双亲的责任。忠孝是汉代以后统治者为加强专制等级秩序而补加上的。20

   

   1936年5月5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由国民党主持起草的“五五宪法草案,以实现结束训政的承诺;但该宪草是由国民党一家起草不可避免地反映的是国民党单方的意志。结果未及修订,由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华民国的宪政进程被迫再次中断。

   

   根据1945国共双十协定,国民政府于1946年1月10日至日31日,召开由国共及其他民主党派共同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了起草修改宪法委员会,并通过了12项修宪原则,其中包括大法官,检察官人选均不得有任何党派背景;立法院相当于西方国家的议会,监察院则起上议院的作用。各省省长直接选举产生,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院长由总统提名,但需经行政院同意或行政院对院长不信任,其得辞职或要求总统解散立法院。各省得制定各自的宪法;人民的权利和义务无条件受宪法保护,取消原五五宪草中的但书: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

   

   民盟主席罗隆基盛赞其为”中国之自由大宪章“,1946年中共之新华日报称之为“中国历史的新方向”。美国国务马歇尔赞之为“一个自由,向前看的宪章,为中国和平与重建提供了基础。然而中共和国民党右派强硬派打内心便不接受该政协会议决议。

   

   1946年3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批准了政协12条修正案,尽管强硬派主要是高级军官和CC系反对,攻击张群,王世杰和邵力子(有共特嫌疑至少是亲共人士)。此时国共内战已开始扩大至整个国家。6月国民政府举办了全国选举,中共则拒绝参加选举和参加国民代表大会,因为中共知道和平竞选其无望当权。1947年1月中华民国宪法颁布定于同年12月25日起试行。该宪法的内容与各方妥协的12项宪法修正案非常接近。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院长由总统提名,立法院同意;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第53条规定行政院负责行政立法,行政院与西方的内阁相似;立法院成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62);并赋予了议会制的适当权力(57。1)予立法院质询总统和各部部长及行政委员会主席之权力;立法院有权否决总统提名,决定决议,预算,宣战,军管,大赦,缔约,议和和其他重大事项(63);立法院类似于西方的议会,表面上,总统有类似五五宪草的实权地位,但1947年宪法实质上极大限制了总统的权力。依12项修宪原则,删除了”人民的权利将根据法律规定“,因为起草者深知痛苦的事实乃是,除非人民的权利和义务直接受宪法保护,它们最终皆会丧失。中华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权,出版自由,通信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共泡制的所有四个版本的宪法均有该”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条款,亦即中共利用此除外条款,事实上彻底剥夺了中国人民宪法中几乎所有明定的权利!

   

   1948年4月国民代表大会通过《镇压共产党叛乱期间临时条例》特别授予总统不受宪法约束的权力。依民国宪法第174条第一款:“在共党叛乱期间总统和付总统可以再选连任;不受宪法第47条两届任期的限制。1949年1月21日,蒋辞去总统职,但保留国民党主席职,他可依赖忠诚的国民党官僚控制右派,同时他仍控制着国军和财政大权。蒋介石1948年8月披露的美国对华政策得悉美国拟重整国民政府,清除腐败和右派CC系,他也知道美国正在试图建立政治妥协,包括国共联合政府。但蒋预测到这仅代表美国政府自由派对华政策,很快将转向右派,在此情况下,如果没有蒋美国无法运作。(77)蒋介石之名退实继续撑实权,使得国民政府更加混乱,客观上加剧了其垮台。由于政府摇摇欲坠,蒋计划将中央银行所存的巨额金银和处汇于1949年月运往台湾。1949年12月7 日,国民政府迁台湾。从成都撤退至台北后,蒋介石恢复其事实上的总统职位。并于1950年3月1日正式宣布恢复总统职位。1949年5月19日,陈诚被任命为台湾省主席,次日他宣布实施《诫严法》暂时停止中华民国宪法适用。直到中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去世前一年,该诫严法才解除,中华民国宪法在台湾恢复适用。当然该诫严法涉嫌违宪。诫严法唯有在发生叛乱或战争的紧急情况下得颁布实施,而当时台湾并没有战争,也没有叛乱,并不存在紧急状态。此外诫严法须经立法院确认。而陈诚并未要求立法院确认。虽然立法院于1949年12月28日确认诫严法实施,但仍然违宪。依第39条和第43条立法院不能对台湾宣布诫严法。最后宣布诫严法紧急状态命令和紧急措施,全部是总统职权,但李宗仁和蒋介石均未宣布实施诫严法。1950年3月8日,蒋介石任命陈诚任立法院长,3月14日陈诚确认诫严法。该法将行政权和司法权移到军事长官手中,取代和平时期的法律,严重侵害了人民的权利。第11条赋予军事当局权力,停止言论,结社,集会,示威,请愿罢工,及出版自由等权利。

   

   强制诫严法实施,随之白色恐怖于1950年初开始,国民党当局之秘密安全组织,政治行动委员会,在白色恐怖期间特务杀害了约3至4000名台湾人,酷刑致死者喊着革命口号其他行刑队杀受害人,或用棍打死或绞死,未经正式审判程序。目的在于杀鸡敬猴,迫使台湾人屈服政府。(79)李登辉总统承认今日台湾若没有蒋介石不可能生存,他明确宣称蒋经国的自由化和民主化举措对台湾化和地方政府贡献巨大。(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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