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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与根本要件/郭国汀編译手稿

   以一篇”民主是个好东西“名燥中外的俞可平声称:中共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了一场政治改革,而且”正在进行一场深刻的政治改革“。政治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单纯的政治改革永远无法结束中共一党独裁极权专制的罪恶体制。因为哪怕是最反动的毛泽东极权专制暴政下,或是纳粹极权专制暴政下也可能存在政治改革,但唯有实质性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彻底终结列宁式党国极权专制暴政。经初步分析俞氏所谓中共政治改革的主要论点,我得出结论:俞氏极可能是个无耻的为一已私利出卖学者良心的党奴文人,俞氏宣“中国正在进行一场深刻的政治改革”,言下之意国人可以放心等待,因为既然正在进行“深刻的政治改革”当然也就大有希望!早在2005年10月我便已反复明确指出:”由中共主导绝对不可能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充其量只能进行一些支节性非本质的改良“!证据业已充分证明:自1978年以来,中共的所为政治改革未触及根本性的党国极权体制丝毫,若任由中共继续此种所谓“深刻的政治改革”,中国的自由宪政民主政治永无出头之日!由于此人身兼中国及海外几十所著名大学兼职教授且为所谓政治学与哲学双博士博导,其人具有巨大的欺骗性,甚至反对派著名人物刘晓波亦曾数次公开盛赞俞氏中共伪民主论,以致严重误导海内外国人及国际社会对中共极权专制暴政抱持不应有的妄想,因此有必要彻底揭露批判俞氏种种似是而非的谬论,以正本清源。本文着重参考编译自原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现美国旧金山大学政治学教授中美研究中心主任郭苏建先生的杰作:Chinese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Power, ideology,and organization by Sujian Guo,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2.

   

   中共政权初始完全复制于苏联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党国体制。列宁主义党国体制的最重要的特征乃是:群众运动,群体暴力,国家恐怖,由专业革命党全面控制国家,社会,宗教,信息和传媒,教育,文化,经济,生产工具,军警特监狱等国家暴力机器,反复强制贯输马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党的影响的控制渗透到全社会每个角落。而一般性质的专制独裁政体,不仅存在相当数量的外部社会力量,诸如教会,军队,商业,行业协会,学术研究团体,公益慈善机构及大量公民社会组织;对全社会整个生活领域基本不触及,不施加官方意识形态,不强加官方影响和控制,对社会财富分配,社会地位,社会价值体系和其他资源,尤其对构成社会经济基础的非常强劲的私有财产均不加强制干预(24)因此,列宁主义的党国体制最重要的三大特征是:哲学上的绝对主义,官方意识形态,和党控一切的党国体制。

   

   列宁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始终信奉国际主义,斯大林主义的许多特征源于列宁,许多斯大林的罪孽直接系列宁的命令,诸如创建集中营,残酷镇压教会和传媒,个人崇拜等;列宁的领导是残忍和极权的。对列宁而言,生活即政治,政治即生活。列宁认为,改变人性便可改变一切。列宁信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道德虚无主义逻辑。列宁的主要遗产乃是一个建立在官僚、军事和政治基础上的强大的党主体制。列宁死后苏联的一切均按列宁的蓝图、预言和原则行事:极权国家、官僚社会、单一意识形态、好战的无神论、计划经济、超级剥削劳工、国家没完没了的军事化、挖空心思寻找和制造新的敌人。无论托洛斯基还是季诺维也夫及卡门内夫或布哈林,也不论斯大林还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安得罗波夫或哥尔巴乔夫,事实上均极崇拜列宁,至少表面上如此。至1990年1月止,苏联共产党用125种语言共印发列宁着作六亿五千三百万册。1999年俄国举行过一次民意测验:谁是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结果是:彼得大帝第一,普希金第二,列宁第三,斯大林第四!丘吉尔认为“俄国人民被布尔什维克和列宁引入泥潭,他们最不幸的事是列宁的诞生,他们其次的灾难是他的死亡。”[2]

   

   列宁对自由主义深怀敌意。他沉浸于读大量西方政治学,包括《资本论》,除了马克思主义外,他采纳了众多思想家和学者的观念,吸收消化后形成他自已的观念。但他从未能接受自由、法治或经济主义、西方民主、议会政府。列宁是选择性采纳马克思主义。托洛斯基于1904年即批评“列宁缺乏灵活性思想,贬低理论的作用,会导致专无产阶级的政”。In Russian, 亚历山大二世于1860年解放了农奴,随后在各省实行地方自治,大学和学校亦自治,并开始实行司法独立。

   

   后毛政权承认在初级阶段不可能实现其终极目标共产主义,故转向其近期目标四个现代化;毛泽东则试图毕其功于一役一举跃进入共产主义。哲学上的绝对主义和终极目标构成了中共列宁主义党国体制的首个基本特征。其次,官方排它的最高意识形态作为其政治目标和行为公共政策的基础,及为创建新社会和社会主义新人提供依据,成为其第二项特征;共产党宣称其终极目标乃共产主义,因此,马列主义毛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之三代表,及胡锦涛之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四项基本原则“,民主集中制,最高领导人的思想和理论,主要生产和交换工具的社会主义公共所有制,构成中共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第三,中共列宁主义党国体制的第三个特征乃是中共在权力结构中的特殊角色;高度等级化和中央集权的中共,是全部官僚化完全与国家交织且在很大程度上取代政府职能,真正的主权者是党而非国家更非人民,党权凌驾一切,在国家之上,国家成为党的工具。(28)

   

   党控制一切,党国混为一体。中共在政治体制上是国家化和制度化,象国家权力机构一样行事。立法,司法,行政皆成为中共一党独家高度垄断撑控的工具,中共置已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体系之上,主导和控制所有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实施。”以党为主导的多元治理结构,以党领政的治理结构。党委是权力核心,是最高决策权之所在“,俞氏不打招地承认。”人治的作用会继续重于法治,党政文件,政策,指示,领导讲话,报告,批示,政治潜规则在实际治理中仍起巨大作用。“当今之世,即便是被国际社会公认为所谓“专制国家”委内瑞拉,其宪法规定,总统有权在紧急状态下制定法规,有效期为月16月。而号称中国业已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的俞先生居然主张中共可以”党政文件,政策,指示,领导讲话,报告,批示,政治潜规则在实际治理中仍起巨大作用“!?

   

   中共列宁主义党国体制的实质迄今未有丝毫改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在意识形态,政治,法律,经济,文化节领域,某种支节性非本质的变革业已发生或正在进行。哲学绝对主义,官方意识形态和党国体制是最本质最核心的特征,它们是中国政治制度最原始的本质。尽管行为方式,或在实际操作层面某些特点可能业已改变,比如政策实施过程中某些特点,如在不同情况下不同的历史阶段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机制,用俞氏的话说即在”治理层面“,中共进行了一些改革优化组合举措;但其仅仅是在实施水平上的改良,仅起安全带的作用,对于极权专制政体的实质,并没有实质性或决定性的影响,仅反映出一种程度上的差别,而非性质上的变革。质言之,实际操作特点的改变,并非体制性变革,因为其仅影响体制的成分,而不影响党国体制的实质。(31)

   

   有学者认为:传统的中国政治制度业已发展成一种超稳定结构,尽管朝代反复变更,其专制暴政国家的一系列固有特点,在大多数时期有别于西方基于封建主义的君主制。(43)

   

   作者使用强烈的 despotic一词形容中国传统政治体度,吾以为有误用术语之嫌。因为该词有专制暴政之意,指使用不正当的非法暴力统治。中国历朝历代皇帝并非都是专制暴政,传统政治体制并非一团黑。用dictatorship一词描述中国传统政治恐怕更为准确。因为独裁虽然与暴政有关,但暴政与独裁并非同意词,独裁有良性与恶性之分,正如专制有开明与恶劣之别一样,独裁者不一定都是暴君,尽管暴君必定是独裁者,秦始皇与隋朝的几个皇帝是暴君,故皆短命;但中国大多数朝代的诸皇帝应属君主帝王专制;不一定皆属暴政;特别是自隋朝始推行科举制以来,政府官职向全社会平等开放,平民皆有机会通过科举考试(分文武两类科举考试)挤身官僚阶层亦即通过读书改变命运而出将入相;事实上自隋唐以来中国的政治文化与制度在当时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全世界最先进与最公正的制度。自由宪政民主政体,是美国独立战争以后经过近百年不断进化改良才渐渐建立与完善。独裁一词最早用于形容罗马元老院任命某个执政官在国家紧急状态下特定时期对某个地区实行绝对统治,期限以半年为限,一旦任务完成,独裁权限即终止。尽管后世有些独裁执政官届时不情愿归还特殊授权如苏拉和凯撒大帝。

   

   正如日本University of Hyogo 政治学教授 Katutugu Yoshida 在其《台湾民主的漫长道路》指出:中国哲学家早在300年便有不少人类平等人格尊严及宪政的理论与观念,绝非中国二千年封建专制绝对皇权。他指出:

   

   明末清初中国著名哲学家黄宗义在其《明夷待访录》中提出:皇帝的合法性统治不得超越权限,并非无限权力。道德上受制于天。天是主君是客。由于在天之下的君权,不是无限的,臣民并非奴隶,故不合法的法律,无论其多么高效,均不能达其目的。正义之法在于保护人民的利益。古代帝王比法更重要,唯有当我们受法律管治时,我们才受人的管治。19

   

   黄宗义是讨论宰相和议会在君主宪政下的作用的先驱者。他基于孟子学说,首先提出天子仅是高于臣民,并不特别突出。在秩序优良之国,宰相有责任制约皇帝的权力。中国古时当帝王将相临朝时,皇帝必须起身以示对君臣的尊重,而当皇帝骑马时若遇宰相皇帝必须下马。天子不敢自定正与误。每月一次,皇帝必须在大臣和内阁及学士前作一次演讲,并告知天子他的政府的任何缺陷此种作用与当代议会的”质疑时间“类似。

   

   在中国哲学中,批评皇权的绝对权力并非独特现象。如范祖禹和朱禧均对皇帝提出过与黄宗义相似的批评。一位来自民间的哲学家王垦同样表述了人类平等的观念。他的思想受到新儒家哲学的激励,在明朝时期有广泛影响,他认为圣贤之作为是普通人民实践的总结,实质上圣贤与大众本质上相同。王的平等哲学主张所有的人类均享有基本的人格,因他们的性质授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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