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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复国

   自由与复国
   ——再次关注流亡藏人社區民主选举
   
   
   袁红冰


   
   据说一千多年前,西藏“佛教后弘期”分别在“安多”和“阿里”起步。二零一六年的流亡西藏总理(司政)大选开始步入良性的政党政治竞争,可以被视为流亡西藏“民主后弘期”的到来。
   
   这个关键性的推手是今西藏政论作家兼著名政治活动人士李科先,他来自“安多”,以“西藏复国”为竞选主轴而参选,是前政治犯;其他的四位竞选人都主张“中间道路”,其中一位来自“阿里”,其余三位的父母来自康区或者安多。简而言之,这是一场“复国派”和“中道派”角逐总理大位的竞争,将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自由与复国

   2016年流亡西藏总理(司政)参选人(图片摘自脸书)
   
   我二十五年前就开始关注西藏的“心灵苦难”,至今已写出以西藏为题材的四本著作,在台湾以及其它国际场合的许多演讲中,我都曾经提到过西藏心灵的苦痛和现实的劫难。我和李科先数度在印度及台湾同台演讲,有过较深刻的思想交流。我很欣赏他心口合一的风格和对中共政权反人类本质的深刻认识。应该说李科先是具有代表性的十世班禅大师在西藏推动的“西藏文化复兴”和“藏傳佛教复兴”运动的产物。班禅大师曾于一九六四年高呼“西藏是个独立的国家,达赖喇嘛是国王”,并于一九八八年在东京机场向达赖喇嘛代表叮嘱“‘斯德拉斯堡建议’该为‘西藏问题’的底线”,班禅大师对于自由西藏的命运的关切现在看来有了继承人。
   其实,我也很支持“斯德拉斯堡建议”为基础的达赖喇嘛“中间道路”政策。但是,从二零零八年以来,有些政客打着“中间道路”的旗号所作的事情,已经深刻地伤害了自由西藏运动。
   首先,桑东仁波切为藏人的反抗运动设立了一个荒谬的限制,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寻求真正自治”。 超越半个世纪,数十万藏人翻越云际之上的喜马拉雅,走上流亡之路;百万藏人为反抗暴政的文化性种族灭绝政策而作生命的血祭;从二零零九年至今,花一样的藏人少男少女为主体的一百四十多位僧俗男女为自由而点燃自己反抗暴政,根本原因就在于以宪法为法律之王的中共专制恶法之内,只有奴役,没有自由。
   
   桑东仁波切的第二项消极政治遗产表现为,在他离职前的安排下,西藏流亡政府改称“行政中央”。 称谓的改变意味着重大的政治退化——西藏流亡政府由此从领导全体藏人追求民族自由的政治组织,退化为只管理流亡藏人行政事务的机构,最多只能算一个人权团体。
   
   然而,天佑藏人。流亡藏人的政治博弈中“复国派”的崛起,有望把藏人同中共强权的抗争从颓势中拉回来,可以与各“反共”团体一起推动“现实中国”的改变,从而达到合作共赢的效果。李科先宣示,如他当选,将要作的第一件事情是向议会提交“恢复西藏流亡政府的名称”的提案,這十分重要。只要流亡藏人愿意扛起祖先留下来的重托,西藏复国并非一场遥远的梦。如果继续推行承认中共专制恶法的政策,恐怕连达赖喇嘛的轉世灵童的决定权都保不住,因为,没有人民对暴政的抗争,就没有自由;自由从来不会来自于暴政的恩赐。
   当然,现实中国发生改变后,藏人选择不离开中国,也非常欢迎。但是,只要中共暴政存在,东亚大陆上各个民族都要繼續遭受极权专制的蹂躏和践踏。对于东亚大陆上的每一个民族而言,彻底地摧毁中共暴政都是事关民族根本利益的当务之急。只有彻底地摧毁中共暴政,才能使东亚大陆上的各个民族摆脱被奴役的命运,以自由人的身份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纪元。
(2015/09/2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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