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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明张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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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五十周年祭

2007-01-31

   

   近半个世纪以来,纵观全世界各国人民的生活,虽然不时地发生天灾、人祸、或局部地区的战争,乃至内乱、内战等等,打搅了人们平静正常的生活,但大多数的意外,都不过是持续一、两年就结束了。长一点的三、五年,最长的也不过是十年八年。接下来,也就恢复了秩序和安定。人们仍就可以按自己的意愿,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比较起来,中国人最苦。中共建政五十七年,我敢说,每一个年份,每个月,每一天,都是数目巨大的家庭的黑色纪念日。中共历年来十几次的残酷的政治运动,加上不时变换的法令和政策,就是造成上亿的中国人被杀、屈死的直接祸根,牵扯到上亿个家庭和超过半数的中国人口。除非中国人不去想,但凡有些理性的中国人,几乎都可以在上下三代人中,发现自己的直系亲属或死于冤狱,或死于政治运动中;或财产被掠夺,或被批斗、劳改、入狱、下放;或被打成伤残;或被拆了房,夺了地而流落街头等等的黑色记忆。所以我说,中国人最苦。

   今年是2007年,又是大批中国人的黑色纪念日,因为今年是共党发动反右运动的五十周年。包括共党前总理朱镕基,也在那场运动中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成为了共党要坚决打倒的地富反坏右黑五类中的之一。

   在我所认识的亲朋好友之中,至少有不少于十个家庭,是会永远牢记1957年的所谓反右运动,给他们的家庭和后代带来的灾难。我可以很随便地马上就拿出两个例子来,帮助同胞们回忆起在那场反右运动中,共党政权对知识分子的斩尽杀绝的残酷行为。

   一位姓周的先生,与我父亲同龄,都是1923年出生。他们的结识是在三十年代中期,同时入读一所美国人办的基督教教会中学。周先生是山东人,出生于祁蒙山区的一户贫苦农家,周先生是这户人家第三代的基督徒。在家乡读完了教会小学,由于爱读书,又肯用功,便被送来这所教会中学。到了1942年,两个人高中毕业,同时被教会推荐保送到美国纽约的一所工商大学,都是进修建筑工程。到了1948年,两个人已经毕业,又实习和工作了两年。我父亲便回国了,周先生再次进入了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1950年,周先生拿到了硕士学位,准备回国。共党当时采取的闭关锁国的政策,使得他回国无门。这样在1951年,周先生到了香港,准备从香港再想办法回国。在停留期间,听到了许多人讲述共党刚在农村结束的土地改革运动,如何以暴力强抢土地、房屋、财产后,又打死有田产的人;一场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又枪毙了几百万的所谓反革命分子,等等。

   朋友、同学们都劝周先生不要回大陆,帮他在香港安排了工作。直到1953年,周先生仍然按捺不住自己的思乡报国之情,毅然回到了山东老家。一个月后,他便被共党请到了北京,安排在建工部。作为专家级的工程师,月薪有450元人民币。

   1957年,毛泽东使出了“引蛇出洞”的阴谋诡计,号召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给共党提意见。周先生只说了一句话。他说:“喊万岁,也要人民发自真心地去喊。中央不要控制得太紧,而且什么都控制,连人们吃饭、穿衣,都要用票证控制起来。人们有了自由,才会有创造性。”就为了这句话,当年周先生便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被送往黑龙江的一个极端偏僻边远的仅有不到二十户人家的小屯子里劳动改造。

   当时周先生年仅34岁,周太太27岁,新生的女儿刚满一岁。到了黑龙江第一年的1958年,毛泽东便患了狂热病,发动了三面红旗的大跃进运动,要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在那年深秋的一个傍晚,县里来了一个干部,与公社的书记、武装部长们一起对周先生进行例行公事的训话后,让周先生回家,去把周太太叫来谈话。这也是惯例,而且每次与周太太的谈话都进行得很长。就在那一晚,四个共党的干部轮奸了周太太。愤恨、绝望了的周太太甚至没有回家最后看一眼丈夫和才两周岁的女儿,便直接去了屯子的马棚,在那里上吊自杀了。事后地方干部还逼周先生承认周太太的死是畏罪自杀。

   到了1963年,周先生带着年仅7岁的女儿,从黑龙江被押送到山东祁蒙山区,周先生出生的山区老家继续劳动改造。三年后文革浩劫开始了。在以后的多年里,周先生几乎天天经受批斗、游乡、打骂、认罪、关押的折磨。女儿成了黑五类子女,只读到四年级就不让再上学了。11、2岁的孩子便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还担负起照顾父亲的全部工作。

   到了1978年秋,戴了21年右派帽子、时年55岁的周先生被宣布摘掉右派帽子,到北京的国家建委报到,担任副总工程师职务,仍给月薪450元。周先生带着已经22岁、仅上过四年小学的女儿,回到了阔别21年的北京。到任不到两个月,周先生便被送进了医院。一个星期后,周先生死于肝癌的晚期。从他接到摘去右派帽子的通知,到他去世,前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在他55年的生命里,在他汲取了足够的学识,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又正值精力充沛、身强力壮,可以一展抱负、大有作为的21年中,却是在屈辱的认罪、斗争和劳改中渡过的。

   周先生的女儿今年51岁了。她不会忘记在她人生中最初的21年是怎样渡过的。她两岁就没了母亲,22岁又失去了父亲。几年前就听说她在收集各种资料,准备以自己家庭的遭遇为背景写出书来。我衷心地祝愿她尽早写完,因为历史不该被遗忘。

   我要举出的第二个例子,就是我的姨丈。他是浙江杭州人,1920年出生。父亲是富商,15岁便被送到美国读书。大学毕业后,又考入医学院学医。十年后他取得了医学博士的学位,于1954年途径香港回到别离了十九年的杭州。当时他被派到杭州人民医院做专家级医生,月薪有500元人民币。一年后,他又被委以该院的副院长职务。同年,他把我姨妈和他5岁的儿子从美国接回到了杭州。

   两年后的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原因是姨丈与几位当时在杭州和上海的同是美国留学回来的同学、朋友们,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们都是抱着爱国之心,几经周折才回到祖国。但几年来,在祖国看不到任何民主的迹象,更感受不到任何的自由。他们要求中共应有步骤地逐渐实行中共在1946年到1948年期间,在《新华日报》上,对全体中国人民许下的自由、民主的诺言,中国才会真正富强。

   这封信使得包括我姨丈在内的几十位欧美留学归来的专家、教授进了监狱。牵扯到他们的同事、学生达上千人,都成了右派分子。下放的、劳改的,统统都被送到了边远贫困的乡村,渡过了二十多年。其中不少人永远回不了城,见不到自己的亲人了。我姨丈就是其中的一个。

   姨丈被关了五年监狱,1962年才被放出来,又直接被送到浙江省淳安县的一个山村里落户劳动改造。我的阿姨和他们的儿子,已经在半年前被送到了这里。我阿姨原来在杭州的中学里教初中的语文课,月薪80元。姨丈进监狱后,阿姨便不准再教书了,改做清洁工人。月薪也降到了30元。这次来到了山村,又改为每月只有18元,在村里的小学教书。姨丈则是做挖泥塘,挑大粪,积肥等劳动改造。

   1964年,姨丈被叫到公社卫生院,做了一个挣工分的医生,同时一早一晚还要负责打扫卫生院的清洁工作。1966年文革开始后,姨丈又被送回山村挖泥塘,并接受批斗、游乡、认罪等等的虐待。在1967年初的一次全公社的批斗大会上,由于被批斗的姨丈的头低得不够低,被一位红卫兵先生义愤地一巴掌打在后脑勺上,姨丈当即倒在台上,再也没有醒过来,享年47岁。

   我的姨丈花费了一生中的28年的时间在读书学习,其中用了整整10年的时间在攻读医学,为的是要治病救人。但真正用在治病救人的时间,却不足5年。另外的9年时间,却是在监狱和劳改批斗中渡过。

   我的阿姨在文革结束后,带着儿子回到了杭州。她终生没有再嫁,今年已经80多岁了。据说她一直不停地写着一些让共党不舒服的小说、回忆录之类的东西。儿子今年已经57岁了。他继承了父志,在美国学医。毕业后便在美国的一个小城市里行医。他算是记住了父辈的教训,再不敢回国行医了。

   对于这样一场残酷的大规模地迫害知识分子的运动,共党至今不但不去认罪,反而一直捂着盖着。海内外的专家学者们、民运人士们,近二十年来一直在做着对于过去历史运动中死亡和受迫害人数的调查。对于反右运动,共党自己承认,给40万人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而我们目前调查出的数字是至少有60万人。在各个领域和学科中,有作为、有贡献、和有名气的知识分子都被划成了右派。一场涉及全国的政治运动,只是为了搞出60万右派分子。这对于杀人成性的毛泽东来讲,肯定是不满足的。这一点,回顾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就不难得出结论。

   1931年11月7日,共党在江西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自任主席。它们纠集了几十万所谓的红军,与国民政府开战,妄图分裂国家。就在这期间,在这个小共和国里,毛泽东就开始了一场反AB团的运动,狂杀自家人十万左右。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又整死了多少人,至今是个迷。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王实味,只因写了一篇题目是《野百合》的文章,隐约提到在延安这个苏维埃政府地区,人们没有自由,也看不到民主的迹象,就被杀了。而且是用砍头的方式杀的。

   1945年日本投降,共党又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分裂国家的内战。每次在进攻国民党军队的阵地或进攻城镇时,共党的军队都是躲在几百或几千个当地的老百姓的后面,用这些老人、妇女、孩子,去当炮灰。那场持续了三年的内战,究竟牺牲了多少中国人的生命,至今也是个谜。估计在两千万左右。

   共党建政后,一场土改运动,活活打死二百万地主。这个数字相当于平均每40个人中打死一个人。在1950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又枪毙几百万人,平均每1,000人中枪毙一个人。再去看看后来的从1959年开始的三年大饥荒中活活饿死4,800万人,以当时六亿人口计算,平均每12个人中饿死一个。从这些数字和比例上去分析,一场反右运动是不可能只有60万人受到了迫害的。在这60万大右派之外,至少还要有200万以上的中、小右派受到了同样的迫害。我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

   1968年我去了内蒙古东北部的一个边远的小县里插队落户。这个县当时蒙、汉两族的人口大约十七万。县城里的人口不过几千人。当时正是文革高潮期,斗地主、斗阶级敌人,一打三反运动,打击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运动等等,从没有停止过。每次开大会,台上都是黑压压的一群人挨斗。其中就有右派分子,都是本县的右派,没有一个是从外地或城市下放来的右派。每次县里开斗争大会,为了凑足万人大会的声势,县城周围几个公社的百姓都停工一天,参加斗争。台上被斗的人们中,就有七、八个是挂着右派分子牌子的人。到了公社这一级的斗争大会,也有一个或两个右派。到了生产大队这一级上,则只是部分大队有右派,大多数大队是没有右派分子的。这个县下属有22个公社,每个公社管理着四到五个生产大队,每个大队管着四到六个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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