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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索尔仁尼琴的悲哀

GT:索尔仁尼琴的悲哀


    黑匣子主义认为,归根结底,索尔仁尼琴并非自由主义者,而是专制主义者(或曰奴隶主义者),泛斯拉夫主义(或曰大俄罗斯主义)乃是他赖以扎根的土壤。所以,他对共产主义的批判及反抗,只能停留在共产主义给苏俄人民(包括他本人)带来的史无前例的血腥、恐怖、劫难及倒退等等的感性认识上,不可能从理性上或曰从理论上触及共产主义反人性、反人类、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权、反尊严、反人民、反革命……的本质问题,乃至他自己最终也只能匍伏于俄罗斯死灰复燃的共产主义幽灵、最后的独裁专制主义恶魔普京的脚下矣!
   
   
   

   
   
   

个人标签:讨马讨毛讨共 铲除共产魔教 埋葬毛僵尸 颠覆毛匪帮 解放全中国 拯救全人类!

   

【附件】

   

斯拉夫主義害死索爾仁尼琴


   

曹長青


   
   (編者按:2015年8月3日是索爾仁尼琴去世七周年。這篇2008年索氏去世時寫的文章,旨在通過評介這位俄國異議作家,使讀者更了解斯拉夫主義、國家主義至上等毒素,怎樣毒害了一個自由的靈魂。)
   
   我曾寫過推崇索爾仁尼琴反共精神的文章,也寫過“被冷遇的索爾仁尼琴”、“索爾仁尼琴向權力獻媚”、“索爾仁尼琴的理性陰影”等批評文章。但隨著對索爾仁尼琴言行的更多了解,對他的評價可以說是越來越低;甚至對他當年反對共產主義的初衷等,也有所質疑。
   
   索爾仁尼琴反抗共產主義的勇氣是公認的。他最早以《伊凡.丹尼索維奇生命中的一天》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是當年蘇聯第一個揭露勞改營黑暗的小說。作品展示出,斯大林的暴政把人貶低、摧殘到像隨便踩死一只螞蟻一樣。但面對無邊的黑暗,小說的主人公伊凡堅守著最起碼的人性尊嚴,心底仍緊摟著一線光明。這“生命中的一天”成為人類善和惡永恆搏鬥的一個縮影。
   
   索爾仁尼琴后來寫出的《古拉格群島》,使自由世界第一次詳細瞭解到蘇聯集中營的真相。“古拉格”並不是真有的一個地名,而是蘇聯“勞改營管理總局”的字母縮寫,發音成“古拉格”。索爾仁尼琴比喻說,如果整個蘇聯是一個海洋,那麼到處可見的勞改營(古拉格)已形成“群島”;勞改制度已滲透到生活的各個領域,變成蘇聯的“第二領土”。這本書被譯成40種文字,全球賣了三千萬冊。“古拉格”從此成為一個專門詞彙,涵指共產專制最黑暗的部分。
   
   索爾仁尼琴曾說,“對一個國家來說,擁有一個講真話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個政府。”可想而知,蘇共當局怎麼能允许“另一個政府”存在。克格勃曾考慮在他的食物中下毒,以封住他的嘴。但迫于西方輿論壓力,最后把索爾仁尼琴驅逐出境;從此他在海外流亡了20年。
   
   他去世后,《紐約時報》的訃文說,他“熬過了”共產黨。以研究蘇聯勞改營的專著《古拉格》獲得普利策獎的《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安.阿普爾鮑姆(Anne Applebaum)的悼念文章標題則是“強壯過古拉格”。因索爾仁尼琴親眼看到了共產蘇聯的終結。
   
   當1994年75歲的索爾仁尼琴結束流亡,從美國啟程返回莫斯科時,俄國的民調顯示,48%的俄國人支持他出任俄羅斯總統,可見對他的敬仰和擁戴。但索爾仁尼琴的聲望升起像一支火箭,墜落卻如同一根拐杖。
   
   他回國后出版的第一本書《崩潰的俄國》開機只印了五千冊,還賣不出去;而《古拉格群島》1989年在莫斯科首次出版時,印了一百萬冊。對此莫斯科的年輕批評家阿邁林(Grigory Amelin)尖刻地說,“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名字,但沒有人看他的書。”他回國后在電視上主持“和索爾仁尼琴見面”的談話節目,不到一年就取消了,因收視率太低。有評論說,他在電視上完全是自言自語、發泄怒氣和說教,“像個乏味的摩西”。他到各地旅行講話,也鮮有媒體關注。
   
   他在美國流亡期間完成的研究布爾什維克歷史的長篇巨著《紅輪》出版后,更令他失望,因為青年讀者根本不感興趣。《紐約時報》駐莫斯科記者斯佩克特(Michael Specter)報道說,“這裡的知識精英認為他的書像禮拜堂的空洞說教,他的時代已過去,他的目標也不清晰。” 索爾仁尼琴去世前一年(2007)在接受北京《中華讀書報》的記者采訪時也坦誠,“現在沒多少人願意聽我說話了。但只要我活著,就要給國家開藥方。”
   
   為什麼這位反抗共產主義的英雄、享譽世界的作家,這麼快就被他的同胞離棄?因為索爾仁尼琴的話讓人們越來越倒胃口。他回國后,開口閉口都是教導人們“要愛國”,強調“只有愛國主義才能凝聚起俄國人民”,簡直像是從當年他厭惡的蘇共《真理報》上抄來的。面對共產專制被結束,俄國人獲得自由,索爾仁尼琴沒有強烈的欣喜,而是到處說教:俄國沒有道德,沒有民主,必須恢復“俄羅斯精神”;並抨擊西方的吸毒、色情、犯罪,把搖滾樂文化視為“墮落”,強調俄國不能走西方的道路。
   
   索爾仁尼琴把西方自由主義精神下帶來的一些負面、表面現像(或者說無法避免的副產品),當作西方文化的精神和主體而全盤否定,這是索爾仁尼琴除了反共之外,思想無法再升華的原因之一(僅僅是之一)。
   
   我本人也很討厭搖滾樂,但別人有喜歡搖滾樂、熱衷搖滾樂的自由!這個“另外一個人的自由”遠高于任何一個人或一群人的好惡。之所以有我厭惡,你喜歡,就因為我們是不同的個體。這種“尊重別人的自由”、“尊重別人的選擇”的概念,就源于西方個體主義精神價值。
   
   和许多其它文化一樣,西方文化中當然也有優、有劣,幾千年來,在各種力量的抗衡、較量中一路走來。但其一步一步、極為艱難地走向勝利的根本價值,卻是其它文化中所缺乏或者沒有的:那就是個體主義精神,是視人的自由為最高價值的原則;是這樣一種追求:政府和一切法律的建立都是為了保障個人財產、個人自由;而絕不是任何民族和國家的強大。正因為這種以保護個人財產、個人自由為核心的制度首先在西方建立,並最符合人性、最得人心,所以它才能穿越獨裁者、種族主義、民族主義的封鎖和對抗,被全世界越來越多的國家和人民所接受。
   
   但索爾仁尼琴對這個源于西方的最重要價值毫無認識。所以連相當推崇索爾仁尼琴的上述《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阿普爾鮑姆也說,“他的聲望所以下跌,除了蘇聯宣傳把他描繪成一個怪物和極端者之外,還和他自己的失敗有關,他沒有信奉自由民主,從沒有真正喜歡西方,從未接受過自由市場或搖滾樂文化。”
   
   在這種思想背景下,索爾仁尼琴回到俄國之后,對西方的抵觸情緒越來越強烈。他把北約東擴視為企圖包圍和孤立俄羅斯,把“世界貨幣基金”的援助看成西方的滲透;對于大蘇聯的解體,尤其憤憤不平,認為在分離出去的其它十幾個共和國中,俄羅斯人變成了少數。他質問說,“為什麼俄羅斯民族要被其他少數民族支配?”他呼吁恢復俄國的大版圖,兼並烏克蘭和哈薩克,或至少“統一”原蘇聯領土北部的一半,因那裡有不少俄羅斯人。
   
   這種“俄羅斯國家情結”使索爾仁尼琴不能滿懷欣喜地去欣賞大蘇聯解體后人民獲得的自由和尊嚴,而是高聲抱怨,並為失去的大國疆土而悲嘆。索爾仁尼琴雖然勇敢地反抗斯大林的共產專制,但他沒有明白的是,他所反對的共產主義,其核心正是國家民族至上,以“平等”名義推行群體主義;而這種群體主義,正是剝奪個人自由的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最重要根基!
   
   索爾仁尼琴的這種“俄羅斯情結”由來已久。早在當年給蘇共領導人寫的公開信中他就說,“20世紀的俄羅斯有太多的暴力,無論是二月革命,十月革命,還是其后的肅反運動和大清洗運動都是對民族的摧殘。”對索爾仁尼琴來說,列寧斯大林的暴力革命,最重要的是對“俄羅斯民族”的摧殘。他沒有把暴政對“個人自由”的剝奪視為關鍵。在索爾仁尼琴的眼裡,俄羅斯民族的興衰才是最重要的。因此他在信中這樣明確寫道:“不論是社會主義制度和西方的民主制度都不符合俄羅斯的現實,只有俄羅斯民族精神才是寶貴財富。”
   
   他反對共產主義,是因為認為共產主義損害了“俄羅斯精神”;他不贊成西方民主,是因為認為“俄羅斯精神”高于西方。他強調“俄羅斯不能照搬西方的經驗。我們的生命、精神等,必須植根于我們自己的傳統,我們自己的理解,我們自己的環境。”這種看法和當年有神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無神論的別林斯基等俄國知識分子拒絕西方、強調只有偉大的俄羅斯才能拯救世界的思路是一脈相承的。
   
   在俄國出生、成長,對俄羅斯知識分子有深入研究,並寫出《俄國思想家》一書的英國學者以賽亞.伯林認為,在思想深層,索爾仁尼琴是斯拉夫主義者。斯拉夫學派認為,俄羅斯有獨特的發展歷史,並堅信俄羅斯民族的優越性,甚至認為斯拉夫文明優于西方文明。他們強調要從俄羅斯的歷史中尋找俄國發展的基礎和動力,而不是追隨西方的道路。
   
   毫無疑問,這種“俄羅斯民族至上”的斯拉夫主義,和希特勒的“日耳曼民族至上”的法西斯主義,是在一個思維軌道,都是一種推崇群體主義的種族主義。因為當把一個民族視為“至上”,就一定會導致對其它民族的貶低、歧視和敵對。事實上,由具體個人組成的民族是根本不存在高低的(我對這點沒有絲毫的懷疑!),只有“文化”才有優劣之分。
   
   索爾仁尼琴強調“俄羅斯精神植根于我們的傳統”。但這個“傳統”是什麼?對俄國知識分子有相當研究的英國作家威爾遜(A.N. Wilson)在《托爾斯泰傳》的開篇總論中就指出,沙皇時代,俄國主要有三種傳統交織:農奴制,貴族世襲,國家主導教會,或者說教會服從政府。蘇聯的歷史無論有多長,基本都是這種專制的傳統。而今天在俄國進行的投票選舉,新聞和言論自由,市場經濟,以及正萌芽的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精神,都來自西方,沒有一樣是俄國自身傳統的產物。
   
   索爾仁尼琴在寫《古拉格群島》和《癌病房》等作品時,可能出于個人自由被踐踏的親身體驗,發出了個體的呼喊和控訴。這些作品警示世人,任何以 “群體的名義”消滅個體的行為,都是在建造“古拉格群島”和“癌病房”。但當索爾仁尼琴到了西方,在自由的美國生活之后,那種個人被摧殘的環境不存在了,他對這一點的感受大概就不那麼直接和強烈了。再加上他聲望的提高,更由于他強烈、近乎偏執的東正教信仰等,使他熱衷扮演托爾斯泰式的 “替天行道”的角色。
   
   他有一種試圖代表整個俄羅斯講話的“先知”勁頭,有用所謂“俄羅斯精神”加“絕對東正教”改造整個俄國、統一俄國人思想的強烈企圖,因此他才不再關注個體的自由,而是重視國家民族的興衰,更看重群體的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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