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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媳赵力平口述 朱德因病去世的内幕

儿媳赵力平口述 朱德因病去世的内幕
   文章来源: 中新网 于 2015-08-16 09:04:55 -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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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6月21日,朱德按时来到人民大会堂会见澳大利亚联邦总理。时间到了,但外宾还没到,外交部也没来消息,最后才被告知,会见时间推迟,但之前竟没人通知。他独自在冷气开放的大会堂呆近1个小时。回到家中不久,便感到身体不适……当时中共中央专门为朱德成立医疗组,但康克清说:“医疗组工作人员的态度和神情,都使我感到她对朱老总缺少真诚的关心。”谁也没有料到,朱德会因为这次接见外宾的“意外”引起感冒而去世。本文摘自2012年第7期《同舟共进》,文章系朱德儿媳赵力平口述、周海滨整理,原题为《忆爹爹朱德及康妈妈》。
   

   2011年11月20日,北京玉泉路国防大学对面某公寓,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出现在自己的住所外。她就是朱琦的夫人、朱德的儿媳妇赵力平女士。在寓所楼下,赵力平见到朱德生前身边工作人员袁存建,两位老人高兴得拥抱起来。赵力平虽然身材偏瘦,但精神矍铄,说话娓娓道来,对于唏嘘往事非常释然,“想得很开”。此时她正忙于筹备12月1日举行的朱德诞辰125周年纪念活动。
   
   以下为赵力平女士对往事的忆述——
   
   朱琦的生母和养母
   
   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的前夫人尼姆·威尔斯1937年在延安第一次见到爹爹,她说:“我当时对他的印象是这样的:他是中国少有的人物,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是那样的一个军人,认为战争并不是一种功业,而是结束苦难的一种手段,这在中国更属少见。他无疑地是一个宽宏大量的多情的人。”
   
   的确,爹爹是一位军人,但很重情义。
   
   爹爹的原配夫人是肖菊芳,他们在昆明认识。肖妈妈的爸爸原来在昆明搞了个货栈,而肖妈妈是个师范生。爹爹从上海到昆明讲武堂考试,步行就得70多天,那个时候爹爹没钱,在路上生病休克了,肖家救了他,爹爹就在肖家养病养伤。肖家父母后来觉得爹爹勤劳朴实,就把还在师范学校上学的女儿肖菊芳介绍给了爹爹,两人就这么在一起了。他们结婚后生了一个男孩,就是我的丈夫朱琦,但生产之后肖妈妈得了病,数月后病故。朱琦出生时,爹爹发现他右耳际有一根细细的“拴马柱”,于是取名“保柱”。保柱还小,爹爹带着不方便,朋友就介绍四川泸州人陈玉珍与他结婚。陈玉珍是进步学生,婚后一直带着朱琦。朱琦由陈妈妈带到十六七岁,直到1937年在泸州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康妈妈比爹爹小20多岁,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康妈妈曾讲过她在抗大学习时和爹爹一起打篮球的故事。爹爹的篮球打得很漂亮,常到女生队里打篮球赛。本来爹爹和康妈妈是分在两个队里。开赛后,双方争夺激烈,康妈妈看到球传到了爹爹手中,就大喊一声:“老总,把球传给我!”爹爹看也不看,就把球扔给了康妈妈,让对方得了分。
   
   与爹爹一队的队员很不满意,埋怨起来:“总司令,你怎么把球传给了康克清?她不是和我们一边的。”“啊,我忘了,上了她的当,下回注意!”爹爹有些不好意思地回答。
   
   可下一次,只要球在他手里,康妈妈再大喊一声“把球传给我!”他又把球飞速传了过来。大家都哈哈大笑。
   
   康妈妈晚年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相互间的爱情是在结婚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几十年后回顾,可算是俗话说的‘美满姻缘’了。”
   
   贺龙终于完成“特殊任务”
   
   朱琦被抓壮丁后没有暴露身份,不然早就被杀了。后来,在周恩来的努力下,组织找到了朱琦,1937年底将他送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1938年到了延安,开始在中央党校学习。中央党校培养出来的都是国家干部,但爹爹把他送到前方去了。有人说爹爹:“你就这么一个儿子,还送到前方去吗?”“我的儿子不当兵谁当兵啊,到前方打日本鬼子去吧!”朱琦打仗当中腿脚负伤,甲等残废,于是被分配到抗大七分校的校部,当队列科的科长。
   
   康妈妈找到抗大七分校校长彭绍辉,让他给朱琦找个对象。那时候找对象还得经过组织批准、调查,得查三代,后来调查完找到了我。
   
   1944年,抗大七分校女生大队教导员顾玉玲通知我到大队部来一下。当时我也不知道朱琦是谁,队部里有几个人坐着,有个男同志。他走了以后,校部说没事让我回去。第二天,顾玉玲问我:“小赵你看那人怎么样?”说想给我介绍总司令的儿子。我当时一直没同意,因为觉得家庭差距太大。几个月以后,组织上把我们调到一起工作了。
   
   甘泗淇将军的夫人李真将军找到我,劝我同意这门婚事。后来贺龙天天动员讲话,他是晋绥军区司令员,这是交给他的任务。
   
   贺龙说:“我们要进张家口了,你们结婚吧,不结婚不方便,结吧。”我说:“日本鬼子打败了,全国解放了再说吧。”他说:“不行,先结吧,多大了?”我说:“二十。”
   
   “20岁还不结啊,人家小姑娘16岁就生孩子了,考虑得怎么样?”然后,他就拍着桌子,说“结吧!结吧!”
   
   我说:“官太大!”
   
   他说:“官太大?共产党的官也不会打人,也不害人。”
   
   后来,我们文书科的一个女科长刘香(音)对我说:“赶紧结吧,不结天天跟你谈话,你也烦,领导没完成任务也交不了差。”在延安的时候女生太少了。
   
   贺龙说:“我是司令员,我说了算,我签字,说结婚你们就算结婚了。”他拍着桌子说:“怎么还没同意,还等什么?今天不同意也得同意,朱琦哪不比你好?马上结婚!”说完就写了一张条子:“批准朱琦同志与赵力平同志结婚。”他边写边说:“这是你同意的,可别说我逼你的,我没逼你。”条子写好后交给了政治部,算是我和朱琦的结婚证书。
   
   1946年3月23日,我们在丰镇结婚。司令部的人都来参加了,摆了五六桌,差不多三十多个人。贺龙主持的婚礼,他叼着烟斗眯缝着眼睛说:“我的任务完成了。”
   
   朱德定调:儿子不当官,从工人做起
   
   经过了晋绥、晋察冀,我们到达河北与刘少奇、爹爹朱德领导的中央工委聚合。但还没来得及同爹爹和康妈妈见上一面,我就和朱琦加入了由邓颖超当团长、黄华当副团长的土改工作团,赴河北阜平县搞土改。
   
   那时候跟百姓同吃同住,我和邓颖超住在老百姓家里。我们两口子,黄华两口子,邓颖超的秘书,周恩来的秘书,七八个人。大约1948年8月份土改工作快结束了,邓颖超说,咱们工作快结束了,你们也回去看看总司令吧。
   
   第一次见他们,爹爹非常高兴。西柏坡首长住得也挺简单,都是窄窄的小窗户那种房子。见面时,爹爹穿着一件褪了色的旧军装,待人和蔼,慈祥的脸上总泛着笑容,言谈举止间一点架子也没有。我心里一下踏实了,拘束感也消除了。康妈妈忙着招呼我们坐下,刚坐定,爹爹便问:“土改工作结束后,你们有什么打算?”
   
   我说:“还没想好呢。”
   
   爹爹说:“现在整个抗日战争胜利了,国家需要建设,部队好多同志需要转下来。”
   
   我说:“没意见,到哪都可以。正好银行招生,我到银行去吧。”
   
   后来我考上了,去了石家庄人民银行(后被调到天津市中心妇产医院做院长)。朱琦想去铁路。总司令说,那好,你去铁路吧,到铁路不能当官,从工人学起,就给他定调了。
   
   不久,铁道部需要人,朱琦去了石家庄铁路局当工人。因为爹爹说要从头学,已经是团级干部的朱琦于是先当练习生,学习技术,后来又当火车司炉。朱琦腿有残疾,三年后他由司炉当副司机,又由副司机转为司机,学会了开火车。后来,朱琦调往天津铁路局,虽然担负了一定的领导工作,但他还是常常作为司机驾驶机车。有一天,他回家说,“我见到爹爹了。”我很奇怪,问:“在哪里?”朱琦说:“在我开的火车上。”
   
   上世纪50年代初,中央在北戴河建立避暑区。每逢夏季,中央高层领导人常到那里工作和避暑。在北京与北戴河的往返中,火车常常会在朱琦工作的天津铁路局换车头,而乘车的领导人有时也会在天津下车停留。一次,朱琦从北戴河开车回到天津,他还未离开机车,就接到通知:“朱琦同志,首长请你立即到车厢里去一趟。”因为乘车首长的身份是保密的,朱琦也不知这位首长是何人,来不及收拾,就匆匆赶到会客室。因为那时开的是蒸汽机车,烧的是煤,朱琦手上、脸上和身上都是黑的,雪白的沙发套都被他坐黑了。这时会客室的门开了,爹爹走了进来。朱琦这才知道,他今天拉的首长原来是爹爹。爹爹看见全身黑糊糊的朱琦,心里也明白了。他说:“呵,没想到,今天坐上你开的车了。”
   
   朱琦早逝,朱德十天后才知道
   
   朱琦在“文革”中也受到了很大的牵连。因为爹爹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有周总理等不时地保护,当时造反派不敢对爹爹太放肆。他们整不着爹爹,就拿朱琦撒气,批斗、抄家是家常便饭。
   
   1969年6月,朱琦被送到山西榆次“五七干校”学习。当年年底,他从山西回来后,又被下放到天津附近一个叫汉沟的小车站改造,在那儿当仓库保管员,一直干到1972年,才给重新安排了工作。恢复工作后,由于劳累,也由于“文革”这几年的折磨,朱琦患了心脏病。1974年6月10日,朱琦突然去世,没有留下一句话。孩子们都不在家,他们都当兵去了。怕爹爹经受不住这个噩耗,只对他说“朱琦突然犯病了,在医院抢救”。爹爹很担心,整整一个星期睡不好觉,总是问情况怎么样,还需要什么药,得到的答复也总是“还在抢救”。
   
   6月20日,朱琦去世后的第10天,我们回北京去见爹爹。康妈妈才告诉他:“抢救无效,朱琦走了,追悼会都办好了,孩子们想回来看看。”那天,爹爹显得很虚弱,他看着我,喉结动了几下,好像要说什么,但一时没有说出声。这时,坐在我旁边的康妈妈,轻轻地拍了拍我,示意别再哭了。爹爹说:“你们开始不告诉我,这不对,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这么年轻就走了,很可惜。他上过中央党校,受过高等教育,走得这么早,太可惜了。”
   
   爹爹曾说:“假如我不在了,我没有任何财产,房子是国家的,还有这个桌子,全部交给国家,你们要不上。但是我有一部分书是自己买的,还有一部分是国家发的,你们可以看,可以拿去学习。我的会客室有一个主席像,这个你们可以拿走。”事实也是这样,康妈妈病逝以后不到24天,中央管理局就把家具全拿走了。朱琦病故后,当时铁道部政治部主任对康妈妈说:“你看朱琦病逝了,可是力平一个人在天津,把她调到你们身边,对你们本身也是个照顾,对力平也是个安慰。”当时我也在场,康妈妈没说话,爹爹说:“力平在天津工作这么多年了,有群众基础,工作也不错,调到北京的新单位也不好参加工作,还是在天津好吧。”一句话否定了。(离休之后的1996年,我才调到北京。)秘书抱不平说,总司令太正统了,从来不为孩子说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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