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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佛》作者安乐业谈中共对两世班禅喇嘛的迫害

《杀佛》作者安乐业谈中共对两世班禅喇嘛的迫害
   
   【西藏之声2015年5月25日报道】 今年5月17日,是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遭中共劫持20周年纪念日。藏人行政中央与全球各地的流亡藏人及援藏人士,均以各种形式的活动进行了纪念。本台也在这期节目中,特别邀请了曾与中国法学家袁红冰合著《杀佛》一书的藏人作家安乐业,向大家介绍中共政府对十世与十一世班禅喇嘛进行的迫害。
   
   西藏之声:1989年1月,十世班禅喇嘛在日喀则离奇圆寂,藏人们都怀疑是中共政府毒杀了班禅喇嘛。 您与中国知名法学家袁红冰教授在2013年合著的《杀佛》一书中,特别披露了这起悲剧背后的真相,首先请您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十世班禅喇嘛从遭受批斗,一直到离奇死亡,其间都遭受了中共当局的哪些迫害?

   
   安乐业:中共开始迫害十世班禅大师和迫使十四世达赖喇嘛带领8万藏人流亡之间只隔两年之多。1962年开始,也就是十世班禅大师鼓起作为一名领袖的勇气经过周恩来向毛泽东提交著名的《七万言书》之后,逐步受到了严厉的批斗,而且,从班禅大师的父母和经师,班禅堪布厅的成员到札什伦布寺,甚至在西藏三区与班禅大师有联系的很多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很有趣的是中共把所谓“班禅集团”分为“大班禅集团”、“中班禅集团”、“小班禅集团”、然后进行批斗、监禁,直至迫害致死的不计其数。但是,面对如此严酷的现实,班禅大师选择了抗衡,打消了与中共合作的念头。
   
   中共精于算计,试图采取让班禅大师自己否定自己的手段,中共完全清楚,先让班禅大师开口,然后,进一步去否定《七万言书》,比如,1964年所谓“中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主导下,在拉萨召开万人传昭法会。并向十世班禅大师下达任务必须在大会上谴责达赖喇嘛以及流亡藏人,才能洗刷你自己所犯下的滔天大罪,然而十世班禅大师在法会上,公开呼吁“西藏有权独立,并号召独立,宣告达赖喇嘛是西藏的国王,并祝达赖喇嘛长寿”。因此,班禅大师当场被捕。依据毛泽东的指示,十世班禅大师被控为“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蓄谋叛乱”的“最大的反动农奴主”。
   
   当时,中共把聚集了很多藏人积极分子、包括活佛、贵族农奴、对班禅大师进行惨无人道的批斗,甚至很多活佛和贵族向中共驻藏官员建议,将班禅大师判处死刑,反而却是农奴们主张让他判处有期徒刑。虽然班禅大师曾公开讲过,“不追究批斗过他的那些人的责任”,但是,为何当时藏人高层和平民之间有如此南辕北辙的想法?藏人不应该反思吗?
   
   另外,现在很多人认为十世班禅大师出狱与邓小平有关,甚至说是邓小平把十世班禅大师从秦城监狱释放出来的。其实不然,当时邓小平自己还没有复出,而且,邓小平前后向中共政府写信请求恢复职务,并且,每一份信的开头大言不惭地高呼:“伟大英明领袖华主席”。可见邓小平当时根本就没有释放班禅大师的权力或能力。
   
   如果大家去查询那段时期的历史资料,一点都不难发现十世班禅大师出狱的历史背景以及对中共的现实需要。当时而言,中共处于内外交困的状态。
   
   十世班禅喇嘛因直言批评中共治藏政策而遭受批斗侮辱
   十世班禅喇嘛因直言批评中共治藏政策而遭受批斗侮辱
   一方面,1976年9月,毛泽东刚去世,华国锋和叶剑英联手把毛的夫人江青等监禁,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因此,华国锋熟悉或曾和他一起共事的政坛人士率先复出,其中有胡耀邦先生,而且,胡耀邦向中共政府建言,“现在我们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我看有三条: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另一方面,苏联和中共的关系仍然处于最低谷,而且,苏联当时对西藏流亡社区产生了兴趣,因此,中共非常忌讳苏联的动向。
   
   在此大背景下,1977年4月份,时任中共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公开呼吁“西藏恢复风俗习惯”,而且,安排阿沛.阿旺晋美出面放话,“中共政府欢迎达赖喇嘛以及逃亡印度的藏人回来”。与此同时,十世班禅大师于1977年10月份获得释放,但是,监视居住在北京。
   
   由于邓小平曾担任侵略西藏的指挥官之一,从1978年恢复副主席和副总理职务后,安排主管西藏。邓小平对班禅大师采取了“半平反”加“鼓励还俗”政策,也就是说从政治上,只恢复职务,不摘取所谓“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蓄谋叛乱”的三顶高帽一直到1988年中。
   
   邓小平曾亲自对班禅大师讲过,“…过去对你的问题主要是处理重了。你的《七万言书》有一部分是对的,有的部分是错的。” 由此可见,邓小平把“还俗”作为恢复班禅大师职权的前提条件是无可动摇的,班禅大师也深知只有还俗带来为藏人做事的机会,因此,班禅大师在“半个平反”的状态下在拼命地做事,一直到被谋害。
   
   西藏之声: 当年班禅喇嘛所遭受的迫害,这笔帐可以算到“四人帮”头上、或者以“特殊年代”为借口吗?还是因为班禅喇嘛的存在对中共来说造成某种形式的“障碍”,因此当局才精心策划了迫害阴谋?
   
   安乐业:前面已经讲过,十世班禅大师是个所谓“半个平反”的领导人,又是一位历代班禅喇嘛中第一位被迫还俗的大活佛,因此,我们可以说他所受到的迫害是中共政府行为而不是其它人。但是,这不等于中共内部不是没有同情班禅大师的政治人物,比如,习仲勋,万里,范明等,但是,他们也是中共的受害者,甚至范明也是个“半平反”的政治人物。
   
   即使有心,也力不从心,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九八九年班禅大师前往西藏日喀则的时候,习仲勋前来机场送行。按照汉人的习俗,尽了道义上的责任,因为,中共西北局是第一次与班禅堪布厅接触的组织,当时的西北局首领是彭德怀和习仲勋,他们派范明将军担任驻班禅堪布厅联络员。西北局看来,班禅堪布厅被统战是个了不起的功劳,而且,直接得到了苏联的肯定,毛泽东对苏联内心深处有一种恐惧,又爱又恨,也是无奈。
   
   当时中共西南局在担任侵占西藏的任务,其首领是刘伯承和邓小平,因此,后来在西藏,中共西南局和西北局为了主导西藏的未来而其内斗达到了高潮,甚至这两个势力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利用了噶厦和班禅堪布厅以及昌都地方首领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噶厦和班禅堪布厅的矛盾尽人皆知,甚至印度总理尼赫鲁的日记中也有记载。
   
   藏人而论,西南局或西北局主导西藏的未来,恐怕没有多大区别,但是,中共一直对范明将军采取“半平反”的角度看,当年西北局对西藏准备采取“政治改革,经济自立”政策的一种罕见的措施,至今中共没有认可。这也是研究西藏问题的学者们至今所忽略的一个有趣的话题。
   
   班禅大师从正式复出之后,他对西藏发展采取的一系列大动作,不仅惊动了邓小平为首的所谓“元老帮”,而且,最终他们对十世班禅大师实施了“特别处置”,也就是“谋杀处置”。
   
   大概有内因和外因之分,内因基本上有五个方面:
   
   第一,十世班禅大师在藏人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和一呼即应的号召力。这种地位和号召力不是因为“班禅尊号”,也不是因为十世班禅大师仅仅是一位大活佛,而是,他对藏人所持的大悲之心和心系全藏发展的壮举,比如,据不完全统计,当时藏人人口只有四百多万,前去寻求摸顶祝福的藏人多达三百五十万。
   
   第二,由于《七万言书》,以及班禅大师曾于一九六四年在拉萨的万人传昭法会上公开呼喊等缘故,邓小平等“元老帮”对十世班禅大师的政治立场持有疑虑。而且,班禅大师一直没有对十四世达赖喇嘛说半句坏话,自始至终不配合中共对达赖喇嘛的谴责政策,因此加深了所谓“元老帮”的疑虑,甚至共产党内出现了“党外的班禅,国外的达赖,党内的平汪”是三大威胁的说法。
   
   第三,班禅大师复出,正逢胡耀邦先生主政的时期,胡耀邦是一位奇迹般的人物,他对藏人以及少数民族的认知超过了中共的任何一位领导人,比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胡耀邦对他儿子说过,“我们汉族说‘诸葛亮七擒孟获’,民族同志却说‘孟获七擒诸葛亮’。这种敢于面对历史真相,很了不起。
   
   班禅大师借助胡耀邦所实施的宽松政策,大力推动了西藏文化复兴运动,包括佛教再弘和苯教再弘以及文化复兴,因此,短短几年内西藏往“文化自立”的方向迈开了步伐,班禅大师甚至准备创建用藏文传授现代文化和技术的藏文大学。与此同时,佛教再弘和文化复兴中觉醒的藏人开始向中共进行了抗议,中共采取镇压,栽赃示威藏人的时候,班禅大师挺身而出找回镇压真相,并且强力介入挽救很多无辜者入狱的灾难。不仅如此,在中共全国人大大会小组讨论会上,班禅大师公开指出:“建立‘藏区自治’不仅是合情合法的,更是广大藏族人民的心愿,因此,这里没有什么倒退或反动的问题”。
   
   因此,中共“元老帮”对班禅大师不满和仇恨在加深,尤其是“元老帮”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名义逼退胡耀邦之后,矛头对准了班禅大师。
   
   第四,班禅大师公开讲过:“如果不改变西藏落后的面貌,我死不瞑目。” 因此,班禅大师大力推动文化复兴运动的同时,也着手创建“援藏基金会”和“岗坚发展总公司”,准备推动通过以寺养寺延伸为藏人经济自立的计划。
   
   这个计划激起了中共“元老帮”的高度警惕,比如,“元老帮”的成员之一陈云对此说过,“树欲静而风不止。现在不是我们逼班禅,而是班禅在逼我们,这种被动局面,是耀邦长期纵容自由化思潮泛滥的一个恶果。”
   
   第五,班禅大师关注“内蒙古”的佛教复兴和伊斯兰教复兴以及关心东土耳其斯坦(新疆),甚至与汉传佛教高僧互动等也成了中共“元老派”不择手段,最后谋杀十世班禅大师的起因之一。
   
   从外因的角度看,1986年春天,菲律宾的“人民力量”运动把腐败的马科斯总统赶下了台,由此触发东亚各国的学生示威,中国电视上的这些新闻也点燃了中国学生的抗议活动。
   
   同年12月27日,“元老派”成员都被召集到邓小平家中汇报学生运动的情况。他们说,形势十分严峻。在邓小平等“元老派”看来胡耀邦有严重缺点,而他控制学生运动的无能成了导火线。邓小平认为,无论对学生运动还是对胡耀邦的领导职务,最好立刻采取行动,让他下台。
   
   从1982年到1986年,每年的所谓“中央1号文件”都与农业有关,但1987年1月6日发给中共全党的1号文件的内容却是邓小平关于处理学生示威的指示要点。邓小平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必须态度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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