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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个人私德否定反对派事业,是完全荒谬的

    以个人私德否定反对派事业,是完全荒谬的
   
     抓住反对派人士个人品德大做文章,以此角度把反对派事业涂抹得一团漆黑,是共特攻击民运的一贯伎俩之一,其典型文字作品如《荤素谭》,而某些个国安外派、线人多年来对魏京生、王军涛、盛雪、张健的死缠烂打,则是其典型表演。
     此外,十多年来一贯配合中共的镇压行动诬蔑民运人士、民运行动、“一神教”(基督教)的徐水良,竭力鼓吹反对派搞政治只用“正”不用“奇”,谁用奇,就是不道德,就是“特线”,其组织就是特务组织,行动就是特务圈套。也属共特以个人私德否定反对派事业的套路之一。
     共特以民运人士私德诋毁民运事业,貌似堂皇有理,实际上是非常荒唐的,因为政治事业不是道德事业。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公共事物的管理,其中包括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利益的调节和维系,由于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利益有着诸多的矛盾和冲突,因此政治离不开强制力的威慑,搞政治脱不开包括各种计谋在内的“策略”,也就是说,在道德上纯洁无暇的政治,迄今是不存在的。这无论在宪政民主国家,还是专制独裁国家,都是一样的;不同在于,在宪政民主国家,政治的不道德是受制约的,一般不至于危害大众;而在专制独裁国家,政治的不道德是缺乏制约的——在共产党极权专制国家,政治的不道德更是没有底线的,因此常常造成祸国殃民的后果:


     共产党极权专制国家的此种无底线,其典型套路是,为了所谓“正确”目的,不择手段血淋淋,如中共国,连“准生证”这种制度都想得出来,剥夺公民权利迄今世界一绝。
   
     政治事业不是道德事业,就不能以道德事业的标准来要求政治事业,两千多年前孟子就知道这个道理,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
   
     正因为政治事业不是道德事业,所以以道德家的标准来要求从政者,是完全荒唐的。如果从政者完全按照纯洁的私德标准来参与政治(就是徐水良所咋呼的“只用正不用奇”),其结果一定是失败。如果孙中山、叶利钦按照徐某人的“用正”来进行反对事业,会有什么结果?毋庸置疑,当然是孙、叶两人分别被凌迟、被枪毙,而杀人如麻、罪恶弥天的满清和苏联,现在仍坐在联合国的席位上。
     以个人道德非难抹黑民运,激将诱导民运人士去效法谭嗣同,去搞“只用正不用奇”的迂腐送死民运,这就是中共统治者想达到的目的。
   
     但是特别讽刺的是:徐水良一方面狂喊:“只用正不用奇”、“战争才能用奇”,一方面他自己却在配合中共当局镇压——扫荡反对派行动中大用、特用、用足了“奇”:徐水良仅凭康生式的臆想,就把狱中王炳章、刘晓波、高瑜定性为共特,把零八宪章运动、茉莉花行动、同城饭醉行动、香港“占中”运动、大陆国民党组党行动。。。统统打成共特运动或“政法系阴谋”;他以胡锦涛情报(怪事,他的“情报”是怎么得来的?)为由,铁口咬定海外异议人士八成是中共“特线”,他动辄抓别人特务的同时,搜肠刮肚造谣臆想,凭空诬蔑他人“靠法轮功得到难民身份”。。。却对自己的坐牢真相、自己何以得全家于1996年被中共当局经机场免检通道保送美国等重大疑点,始终闪烁其词、讳莫如深,如此一“正”一“奇”,一严一疏,令人不得不叹服:
     高,实在是高!
   
     除了徐水良之外,还有一种以私德误导民运的中共特、线,目前没有引起人注意:就是以一种伪清高的姿态,诱导正派和有书生气的民运人士脱离民运,这类人强调说:政治太肮脏,所以没有必要去从事反共民主化事业,一个人应该洁身自好为上。照这类人的意思,象我这样的人,就知应该写些风花雪月的散文,而不应该去反对共产党。
     这种看法因貌似清高超脱,而有极大的迷惑性,它其实是很荒谬的。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人去趟共产党极权政治的污泥浊水,那么人类就没有伟大的“新思维”运动,就没有苏共的瓦解和东欧、蒙古的变天,如果那样,则整个东欧、俄国、中亚、蒙古必仍然生活在共产党的铁幕专制下!戈尔巴乔夫从政时,也撒了许多谎,不然他根本进不了克里姆林宫,而早被淘汰出局(这就是徐某人深恶痛绝的搞政治“用奇”),但是,戈尔巴乔夫不道德的“用奇”,却解放了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这个道德硕果,这是任何洁身自好的宗教家、道德家无法获取的硕果。
     这就是世事堪玩味之处,充满厚黑的政治,却能结出最大的道德果实。所以中国道家说:至正若歪。
   
     共特以私德否定民运事业的做法,也是利用了中国人许多人只注意人不注意制度的思维缺点。许多中国民众习惯于把共产党的罪恶,归咎于毛泽东的个人道德败坏,这是一大误会。诚然,毛泽东确实是个极端自私,没有道德底线的奸邪之辈,但毛泽东之所以那样祸国殃民,归根结底是因为共产党的极权制度,是共产党的极权制度,把毛泽东的恶劣品性的危害放大了许多倍,这才造成了祸国殃民的后果。如果毛泽东当年没有被汪精卫驱逐,而是留在国民党内继续当官的话,他顶多只是一个盛世才式的政治流氓、军阀恶棍,而不可能深刻地危害中国。
   
     虽说制度比人私德更重要,反对派人士即以追求宪政为目标,就应当摈弃“为了理想不惜牺牲(他人)一切”的共产党政客作派,对私德提出较高的标准。我个人认为,搞民运应有两条个人底线原则:
    一是不要去刑事犯罪。象现在东南亚的某人以“搞民运”为掩护,先是诈骗旅法同胞几十万法郎,导致自己在法国无法立身;继而又在泰国伺机盗窃中国难民的财物。。。这种鼠目寸光的下作之辈,是不可能成事的;
    二是要尽量避免伤及无辜民众,切忌象共产党那样“为了革命不惜牺牲一切”;雨果讲得好:
     “在绝对正确的革命原则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曾节明 写于民国104年七月三十一日于仲夏纽约上州
     
     
     
   
     
(2015/07/3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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