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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韦国清种下“大跃进”广西饿殍百万之因 收获京西宾馆被造反派痛殴之

岑国荣等广西文革余孽用了很大篇幅,事无巨细地罗列并渲染造反派以下犯上的“京西宾馆造反派痛殴韦国清”的事件过程。包括引用很多王荔专案资料来还原京西宾馆揪韦国清这一事件。对此,平头肯定这一做法,因为文革档案资料越多,对于明辨是非就越有帮助。不过万事皆有因果,岑文惯用夸大一面,掩盖另一面的手法,只侧重“后果”如造反派揪韦国清的过程,而刻意忽略“前因”——为什么造反派会如此愤怒地痛殴韦国清,使韦上将如此斯文扫地?掩盖韦国清治下桂系民国模范省沦为贫穷壮族自治区,以及韦国清在大跃进的罪恶。
   
   恰好拙著《“七.三”布告出笼的台前幕后》的有关章节,弥补了这方面的缺陷,因为岑文已将造反派痛殴韦国清的过程描写得七七八八了,平头无意在此狗尾续貂。平头只陈述该事件之因和岑文没涉及的几个造反派投机分子的结局。
   
   万物皆有因果关联,韦国清种下“大跃进”广西饿殍百万之因,就必须接受他日收获被造反派痛殴之果。

   
   为了对柳州文革有一个全局的认识,让我们返身回顾这段已被岁月的尘埃掩埋的历史,揭开被封存的历史一页。
   

(一)借旨造反

   

借“社会主义大民主”平民造反派趁机造反

   
    时间拨回到1966年的文革之初,毛泽东利用造反派进行宫廷权力斗争,号召民众造反,向着他和他的小集团之外的整个官僚层发起了冲击,如批“资反线”,斗“走资派”等。是因为毛仍嫌这个国家和这个党还不够集权、专制,党内还有很大一部分权力还旁落他人手里。因而毛要冲击它,粉碎它,重建一个由他一个人独裁的毛氏王朝。于是,毛泽东要打一场不按常理出牌的非常规的战争,他要以个人战胜整个党的官僚机构,以他和他的追随者们的少数去征服党内的多数。他只能向党外寻求盟友——深受十七年中共官僚制度欺压迫害的人民群众。而要发动和利用这些群众打垮这个党,来清洗自己的政敌,运动便只能采取非常规的形式——这便是“社会主义大民主”产生的真谛。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对共产党早有怨气的平民造反派则趁机造反,利用宫廷斗争来追求自己的人权,其具体表现为“踢开党委闹革命”,冲击奴役人民有血债的官僚,如首先冲击在“大跃进”所谓“三年困难时期”韦国清(区党委第一书记)、贺亦然(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政府副主席、原柳州地委第一书记)等血债累累的官僚;追查“资反线”整群众“黑材料”的造反派冲击学校、工厂、机关的人事、保卫和党委办公室,冲监狱,(如桂林“造反大军”包围第三监狱、劳改工厂,成立“接管监狱领导小组”,被康生等斥之为“是要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打砸保险柜,抢走“黑材料”的档案(如"上石农总"成立后,为对付广西"联指"的武装镇压,于1968年2月22日,在宁明县抢走了上石、马洞、练江、油隘、板旺、哨平等六个大队民兵枪支64枝,子弹2400发。同年,4月8日,他们又围攻油隘派出所和袭击支持"联指"的解放军边防部队,打伤部队战士和民兵各一人。并抢走了油隘派出所一批公私财产及机要文件档案等)。在这场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谋平反、争人权的文革反抗运动中,极大地冲击了中共原有的统治秩序。
   
   毛泽东发动文革,就像《水浒传》里的洪太尉,揭开了那块贴着“社会主义大民主”标签的大石碑,放出来的108道金光,就永远不会回到那暗无天日的地洞中去。至于这些好汉们要想些什么,要干些什么,那就再也由不得毛泽东的徒子徒孙们了。
   
   社会各阶层的冲突构成了文革群众斗争的主要内容
   
   平民造反派的基本特点是冲击“走资派”。他们背靠毛泽东的支持,将矛头指向当权派、走资派。他们高举“平反”的旗帜赢得社会的同情与支持,源于工作组对他们的打压。造反派思想另一个特点是反对“血统论”,这是中学造反派与老红卫兵之间的主要冲突点。中学造反派主要是受“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血统论压抑、排挤的学生。
   
   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关系,造反派对保守派的打击,是个别人的非法行为,而保守派对造反派的打击是有组织有领导的官方行为。从数量上看,挨整的造反派人数远远高于遭到报复的保守派。从后果看,对造反派的整肃要进入档案,最终造成受害者前途的灾难。即便在毛泽东号召造反的短暂时期,保守派仍然是占有政治优势的强势群体,而造反派,和历史上一切反体制的人一样,始终是处于实质上的弱势地位,尽管在道义上似乎他们暂时占有优势,也得到了毛泽东的背书,更不必说在更长时段中,造反派所受到的排斥。保守派其实是遵循着共产党长期形成的权威文化政治伦理,同时培养奴性和投机心理,而造反派则以挑战和不服从为荣。这种看似相反的特征,恰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矛盾人格的一种复制。” 事实上,西方的一些文革研究学者也已经指出了在毛泽东身上兼具革命者和权威统治者的两重性。
   
   正如杨小凯(即杨曦光,长沙“省无联”《中国向何处去?》的作者,已故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著名的经济学家)所提出中国社会冲突说,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上层的权力斗争,也是中国社会中不同利益集团、阶层的斗争,卷入文化革命中的红卫兵和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并不简单的是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从事政治斗争的工具,他们并不仅仅是上当受骗,他们有自己的独立意识,他们利用文化革命中暂时的大民主的机会来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文化革命中群众的利益集中地表现在造反派的政治纲领里面,他们是要打倒官僚特权阶层,而另外一派保守派是要维护现存的利益,就是要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文革保守派保这保那,说到底就是保既有的共产党统治秩序。他们双方的斗争构成了文化革命中群众斗争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文化革命整个经历中最重大的内容。
   

(二)桂系的民国“模范省”沦为“老、少、边、穷”的壮族自治区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西南处于半独立状态。新桂系锐意经营广西,是广西最辉煌的时期。1932年4月,李宗仁和白崇禧分任广西绥靖正、副主任,黄绍竑(后为黄旭初)任省长。他们以自治、自卫、自给的“三自政策”相标榜, 同时发起“广西建设运动”,在省内实行军政改革,既成功地树立起广西的新历史形象——强悍、好战、坚韧,充满军国主义气氛,使广西成为一个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也使广西和阎锡山的山西一样赢得了全国“模范省”的称号。
   
   广西地处边陲,自古远离中原政治文化中心。境内多山脉丘陵,耕地有限,当时人口约一千四百万人,汉人占百分之六十,其它少数民族成分复杂。这样一个地瘠人贫、偏远落后的地区,如何将它治理成中国一个有示范性的省份,这是当时广西领袖们卧薪尝胆,全力以赴的一个理想目标。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至1937年全面抗战,七年间,在“李、白、黄”等人全力以赴的推动下,广西从一个组织散漫、民智蔽塞的边陲地区,一跃而成为组织严密、全省皆兵、有“新斯巴达”之誉的“模范省”。
   
   广西从晚清起就是一个穷但不弱的省,从陆荣庭旧桂系起,就一直是中国政坛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的新桂系取陆而代之后,广西更是令人不敢小觑。北伐战争的先锋便是李、白的桂军(钢七军)。新桂系不仅骁勇善战,而且政治也较开明,李、白等提出自卫、自治、自给的“三自政策”和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的“三寓政策”,开办广西大学,招揽人才。使广西的政治、经济、科技、工业、教育、文化、卫生、交通、航运等各方面都得到长足的发展,尤其其乡村自治运动,使自清末就为患乡里的匪患绝迹,农村面貌为之一新,曾被誉为民国“模范省”。
   
   为了实现“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主张,新桂系提出了“三自”(自卫、自治、自给)、“三寓”(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的政策,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政治、经济、军事和文教等方面的建设。在政治上,从省以至乡村推行政、军、学的“三位一体”制,使各项政令的贯彻执行直接通达村甲阶层。在军事上,除加强正规军外,还大搞民团建设,实行所谓“全省皆兵”。在经济上,农业、工业、矿业、交通等都有了较大的发展。文教事业的进步也比较明显。特别是从广西的实际出发,推行以“救亡”、“救贫”、“救愚”为目的,各种类型的国民教育,尤具特色。这些在广西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使它取得了“模范省”的美名,为新桂系投入三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抗日战争,在组织上和人力、物力上奠定了基础,做出了贡献,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好评。
   
   在抗日战争期间,广西民团也为抗击日本侵略者,为保卫国家民族的生存,做了有益的事: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广西常备军仅有步兵二十个团。至淞沪战起后,三个月之内,即能出兵四十余团,赴前线参加作战,且能在临淮关、台儿庄诸役,予倭寇以歼灭之打击。
   据国民政府1945年统计,在八年抗战期间,广西征募士兵及劳工450万,占全省1200万人口当中的近40%,是全国之最,而广西抗日出士兵100万,出兵之多在中国仅次于四川省,人数排第二,按人口比例排第一。45萬八桂將士犧牲在全國各個抗日戰場和緬甸戰場。
   十六,韦国清种下“大跃进”广西饿殍百万之因 收获京西宾馆被造反派痛殴之果—— 广西文革机密大起底系列(16)

   图1:1937淞沪战桂軍。
   
   这个模范省确实与众不同:乡乡通电话通有线广播通公路,有中心小学,有图书室,图书室的书虽不多但都是有用的,大部分是农业技术方面的。由此可见“李白黄”还是很注重民生的。
   
   三十年代广西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意义,芝加哥大学学者赖维奇教授所著《国民党中国的广西模式:一九三一~一九三九》一书中,有十分精辟的研究,他在结论中对三十年代的广西下了如此断语:
   
   三十年代的广西政府,在多数方面,可称为一个贤明政府。广西政府平靖匪乱,其动员群众、村仓、水利、筑路、减租减息等政策,稳定并改善了农村经济,全面实施儿童及成人团民教育,付出代价颇低,发展省内工业,并设立政府管辖之销售及收购机构,平行了贸易赤字。广西政府创立一个廉洁勤勉的行政系统,组成了一支纪律严明、训练有素,具有爱国思想的军队,参加抗日战争,并成立地方自治机构,广布地方自治思想。无庸怀疑,广西比当时中国其它多数地区治理得要好。
   

新桂系锐意经营柳州

   
   柳州的工业基础及城建发展就得益于新桂系锐意经营,并一度几乎成为省会。当时地处八桂通衢的柳州,商贾云集,街市日渐繁华。
   十六,韦国清种下“大跃进”广西饿殍百万之因 收获京西宾馆被造反派痛殴之果—— 广西文革机密大起底系列(16)

   图2:柳州全景图。1934年的柳州——桂系统治下的一座繁华的商业城市,“桂中商埠”早已形成。柳江上百舸争流,货船连成一片,这是后面图片中难得一见的!
   
   柳州为华南工业重镇,桂系时代,广西是当时少数几个能够建立工业体系的省份,柳州的重工业全国有名,其实在30年代末其工业基地已成型。当时广西省主席黄绍竑原策划1928年将省会迁至柳州,在柳州大兴城市建设,并在规划中将鱼峰路作为新柳州的中心,在大龙岭兴建了会展中心;三十米宽的鱼峰路时为广西第一路;辐射出的东大路,正南路等甚为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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