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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金辉在上海大学文学院出版的《社会》月刊(1993年4、5月合刊号)发表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备忘录”中的数字∶“1959到1961年之间,全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在4千零40万至4千3百19万之间。”
   
   金辉提出的4千3百19万,是迄今学者估算的最高数字,由于金辉的数字是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年度人口总数、出生率、死亡率为基础及调查推算得出,而且是在中国官方刊物上发表,因此比较引人注目(该杂志因刊载此文随后遭当局查禁)。
   
   四,中共建政第四期(1966至1980年)
   
   据上述黎安友所著《中国的民主》中的数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300万干部被定错,30万被定罪(多数定为反革命);该书引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南斯拉夫记者所说——“当时有约一亿人受株连,占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据《华盛顿邮报》记者邵德廉上述调查报导中引述的数字∶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说文革死了100万人。
   
   据上述索尔兹伯里的《新皇帝们∶毛和邓时代的中国》中的数字∶1987年10月他在北京采访中共高干陈汉生时得知,在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陈伯达煽动讲话后的1967年12月26日那天,仅在北京东部,就有8万4千人被批斗,其中2千9百53人被打死。陈汉生说,在文革十年中,有400万人被迫害致死。仅在广西,就有6万7千5百多人被打死。在北京大兴县,1967年8月26日及随后几个星期,有125人被拖到街上批斗,22户全家被打死,300多人被迫害致死。
   
   据前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的数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1千2百余个家庭整个被毁。”
   
   按照上述数字,文革中的死亡人数在中共官方报告的(合计)210万人到陈汉生估算的400万人之间。。
   
   五,中共建政第五期(1989年及之后)
   
   “六四”屠杀中到底有多少人丧生,至今中国政府没有公布。上述纪思道和伍洁芳合着的《中国觉醒了》谈到“六四”死亡人数时说,根据北京一些医生提供的信息,估算遇难者在400到800之间,几千人受伤。纪思道对此感叹说,即使按保守的400人估算,也超过整个19世纪中国政府所杀的抗议学生总数。纪思道书中引述美国国务院的数字是约3千人在六四事件中丧生。
   
   1996年出版的加拿大《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记者黄明珍(Jan Wong)的回忆录《神州怨》(Red China Blues)中的数字∶“在六四后的6月8日,我进入北京工人医院,那里的医生说,太平间里堆积至少100具尸体,医院又增加了一些冰柜,每个能装4具尸体,也都塞满了,但仍不够用。”
   
   1996年12月18日,美国参议院就天安门屠杀举行听证会,在会上做证的前《时代》周刊驻北京采访主任艾克曼(David Aikman)说∶一位合众国际社记者在六四之后三天内,曾打电话给北京的几家医院询问死亡人数,最多一家医院说有323人死亡。
   
   1996年12月12日美国《田纳西论坛报》(Tennessee Tribune)的社论引述国际红十字会的估计说∶“六四之夜,至少有3千7百人死亡。”
   
   1998年6月4日莫斯科出版的周报《绝密的说法》刊载了俄国著名东方问题专家达佛洛夫斯基谈“六四事件”的文章。达佛洛夫斯基在1989年曾作为顾问陪同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该文说,“根据当时苏联情报部门的估计,六四事件中死亡人数约3千多人。”
   
   1999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丁子霖已经具体调查到“六四受难者名单”有155名,还有65名伤残者名单(《见证屠杀,寻求正义六四伤残者和死难者家属证词》,纽约“中国人权”1999年6月出版)。
   
   “六四”屠杀之后,不仅有立即的处决,而且像以往一样,每年中共都处决大批人,其处决的数量,超过全球其它国家处决的人数总和。
   
   六,对蒙古人的屠杀
   
   内蒙古、西藏和新疆这三个最重要的其它民族居住区,非正常死亡数字更被当局控制。近年则有一些数据出现,值得专项介绍。
   
   据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中央军委法制局局长图门(蒙古人,曾参与审理林彪、江青等大案)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祝东力合写的《康生和“内人党”冤案》一书引用1980年11月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中的数字∶“内蒙古自治区因内人党等冤案,有34万6千多人遭迫害,1万6千2百22人被迫害致死。”该书举例说,“1969年内蒙古图克公社有2961人,被打成内人党的就有926人,占懂事人的71%,被活活打死的有409人,严重伤残270人。”(该书1995年底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随后被当局查禁)。
   
   据旅居纽约的蒙古学者清格尔图(Tsengelt Gonchigsuren)1999年撰写的长达20页的研究报告《中共对蒙古人的大屠杀》(Chinese Genocide Against Mongols)引述纽约人权组织“亚洲观察”的数字,文革中,内蒙古有5万多人被迫害致死。这个数字比上述中共官方数字高出三倍多。据清格尔图的研究推算,在中共统治下,有15万多蒙古人被迫害致死。
   
   七,对西藏人的屠杀
   
   1959年,因中共强行对西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导致全西藏起义,起义遭严酷镇压。据前美国《新闻周刊》记者艾夫唐(John F.Avedon)1984年在伦敦出版的专著《雪域境外流亡记》(In Exile from the Land of Snows)引用藏人游击队在伏击中缴获的中共西藏军区政治部编写的《西藏状况教育基本教材》中的数字∶“1959年3月到10月间,解放军消灭了西藏叛乱份子8万7千人。”(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出版了该书中文版,但随后被当局查禁、收缴。)
   
   据贝克尔《饿鬼》一书引用的已故第十世班禅喇嘛说法,1959年西藏人起义被镇压后,全西藏15%的人被逮捕(每个村子有8百到一千人被抓走),其中近一半死在狱中。该书说,当时西藏(不是中共后来划分的“西藏自治区”,而是原有的西藏三区——康区、卫藏、安多)的总人口约340万。班禅喇嘛所说的15%,就等于有51万人被逮捕,其中25万人死于狱中。
   
   1959年藏人起义被镇压后,接着就是60年代初的饥荒,藏人在监狱中死亡比例很大。《饿鬼》一书有专章谈藏人在监狱中的死亡数字∶“甘肃省甘南县的一个寺庙,400名藏人僧侣被逮捕,仅100人幸存,其于都饿死在狱中;在关押藏人的监狱中,死亡率高达40-90%。”“在达赖喇嘛出生地安多(青海平安镇),至少50%的人被饿死。在有100万人口的四川省康定藏人自治州,40万人死于饥饿。在四川的藏人,每5个藏人就有一个死于饥饿。在拉萨郊外的扎奇(Drapchi)监狱,1960年11月到1961年6月之间,1万7千名被关押的藏人,有1万4千人被饿死或迫害致死。”
   
   上述艾夫唐的《雪域境外流亡记》说∶“据从甘肃省会兰州北部的劳改营中幸存的人回忆,该地关押的7万藏人,只有一半幸存。甘肃的另一所监狱酒镇(译音Jiuzhen)关押的706名藏人,超过一半饿死。青海省会西宁北部10个小时车路的Vebou劳改营,关押的3万多藏人,其中1万4千人饿死。”
   
   《饿鬼》引述中共民族事务委员会出版的《四十年的民族工作》一书的资料∶官方人口普查显示,从1953年到1964年,西藏人口从278万,下降到250万,下降率达10%。该书以同期内蒙人口从140万增加到197万(尽管也有饥荒死亡)的增长比例推算说,西藏人口在1959年高峰期应为340万。但1964年人口普查结果,西藏人口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下降到250万。这中间有90万人“失踪”。去掉1959年随达赖喇嘛逃亡到印度的8万藏人,那么也有80万人“消失”。1961年班禅喇嘛写给毛泽东的万言书,提到西藏人口时说当时有“300万”。即使按300万计算,也有50万人“失踪”,等于每6个西藏人中就有1人死于镇压或饥饿。
   
   达赖喇嘛1991年10月9日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说∶“自1950至1980年,藏人因饥饿、迫害和枪杀,死亡达120万,占全部西藏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中34万人死于饥饿,86万人死于迫害、枪杀。”
   
   八,对新疆维族人的屠杀
   
   1961年,新疆伊犁地区爆发了全民暴动。原乌鲁木齐市文联主席、“东土民族中心”执行主席阿不力克木(Abdulhekim)1999年5月底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市该组织总部接受我采访时说,那场暴动起因是饥饿,“在新疆白城,当时就有6万人被饿死。很多人都是在路上,爬着的状态死的。”当几千名饥饿的民众聚集在伊宁市的伊犁州政府门外呼喊“要粮食”时,中共新疆军区司令王震下令开枪。至今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死亡,有见证人说,大街上至少有几百具尸体。随后约有15到20万当地人逃离新疆、涌进苏联境内。
   
   1997年2月,伊宁发生暴动。据“国际大赦”组织1999年4月发布的“新疆人权报告”当时有3到5千人被逮捕。有几百人在一个放了水的结冰足球场被关押了几个小时,一位后来逃到土耳其的伊宁市医院女医生,在伊斯坦布尔接受我采访时说,“其中有4人冻死,200多人冻伤。”该报告说,“从1997至2001年,(这四年中)在新疆有210人被判死刑,其中190人被枪决。这些被判死刑和枪决的,绝大部份是维吾尔人。”该报告还列出新疆监狱中关押的200多名政治犯(有详细个人资料)的名单。
   
   九,异常死亡人数可能多达8千万
   
   自中共建政以来,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或由于饥饿致死?据上述夏威夷大学教授拉梅尔1991年出版的专著《中国的血腥世纪:1900年以来的浩劫和大屠杀》(China’s Bloody Century: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00)中的研究推算:毛泽东时代,中国共有4500万人因异常原因死亡,其中2700万人死于“饥荒”,1800万人死于无产阶级专政。
   
   据前述北京“朝华出版社”的《中国“左”祸》一书的数字∶“自1949年至1992年,在中共发动的历次运动中被迫害以及因饥饿原因死亡的人数约5千万。”(该书使用了很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文献史研究室等部门的原始资料。该书出版后即遭当局查禁)。
   
   据纽约大学“瑞玛克研究所”(Remarque Institute)主任朱迪特(Tony Judt)1997年12月22日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通向地狱的漫长之路”(The Longest Road to Hell)中的数字∶“在共产中国,可能有6千5百万人异常死亡。”
   
   据前述法国学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编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一书中的数字∶“中共建政后中国丧生的总人数,在4450万到7200万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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