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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小舟:前赴后继的维权律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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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15-07-27] 来源:民主中国 作者:章小舟
   
    引言

   
   
    当习近平政权将“刀把子”指向证监会之际,也许是畏惧维权律师与赔本股民走到一起,也许是对维权律师痛恨已久、忌惮已深,习近平政权未及等到股灾稍息,便疯扑向以“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为主要目标的维权律师群体及密切相关者,首先在夜色掩护下以断电、撬门、诡称抓吸毒者等龌龊下作无以复加的黑社会式手法绑架一弱女子——吴淦案的代理律师王宇,而后“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重要人员尽失自由,各地鹰犬倾巢而出,以诓骗、破门等卑劣方式在各地绑架、威胁人权律师、维权律师及其亲友。与此同时,习共祭出臭名昭著的“媒体审判”,喉舌大发聒噪之声、炮制攻击之词,对“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的王宇、周世锋等人员及其他律师极尽丑化抹黑、构陷污蔑之能事;常被大陆民主维权人士用于组织沟通等目的的加密聊天软件TELEGRAM突遭强攻;另据悉,习共绑架律师之际,公安部派人坐镇新浪、腾讯以严控批评抓捕律师的网络言论……一时之间,镣铐与谎言齐舞,打手与犬儒并出,阴谋与阳谋同施,国家恐怖主义肆虐,文革回潮气息扑面,大有灭尽“死磕派律师”、独留“勾兑派律师”之势,“重庆模式”全国化、“薄氏风格”习氏化,如板上钉钉,已成定论。
   
   
    被政论家们称为“中国律师劫”、“黑色星期五”、“7•10抓捕律师事件”的这场打压,来势之剧,规模之大、打压之狠,绝不逊于2011年春的茉莉花事件。在中共国能够在极短时间内跨地域、跨体系调集如此巨大的镇压能量者,舍不断集权、愈发独裁的习近平其人,岂有他哉?当满腔悲愤的海内外各界良知人士在心目之中屹立起人权律师、维权律师大义凛然、不惧强权的群像之际,亦普遍感受到新版《国家安全法》的森森杀气,仿佛窥见习近平的狰狞冷笑,进一步认清了习近平政权“依法治国”之邪恶本质和誓反“颜色革命”、死保一党极权的顽固立场。翟明磊对此事评论道:“除掉律师是法西斯化之始。”
   
   
    相较于其他制度而言,极权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绝对权力拥有者的兽性、摧灭其人性。是以,独裁团伙在镇压异己方面,有兽性的邪恶、残暴、狠毒;在察析危险方面,有兽类的敏感、谨慎、精细。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黑帮独裁团伙,之所以再度突破政治底线、自损政治形象、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定是基于解燃眉之急的急迫心情,以及对人权律师、维权律师群体的巨大政治抗争能量的长久忌惮。早在胡温时期,对维权律师的打压钳制便已有条不紊地展开;2012年,中共喉舌炮制宣战书式的文章,将维权律师污为“新黑五类”。通过中共喉舌近日炮制的对大陆维权律师的攻击之词不难看出,中共喉舌这次倒是与以往一贯的假大空腔调有所不同,道出了不少厚黑的心底话,几乎赤裸裸地自供了习近平独裁团伙对维权律师群体的忌惮和打压原因。因此,民主维权阵营更有必要理性认识到大陆维权律师对于推动中国民主转型的作用和意义,以进一步提升反专制求民主之信心、勇气,继续踏上王宇等维权律师用巨大牺牲、巨大智慧开辟出来的维权博弈之路,不断完善、推广“锋锐模式”。此为遏制习近平暴政打压维权律师之嚣张气焰的理性方式,亦为推动中国民主转型,使王宇等维权律师少受狱内虐待、及早获得自由的有效途径。
   
   
   1.“锋锐模式”值得推广
   
   
   1.1 何谓“锋锐模式”?
   
   
    笔者以为,可对“锋锐模式”作如是定义:以“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的法律维权方式、主体职业理念为代表,以维权律师团队为主体,以律师事务所为主要基地,以法外博弈、多元动员、网下联动、网上支援、庭下抗议、庭上力争为主要方式,以捍卫人权、援助弱势、追求公正、获得胜诉为主要目的,最大限度地联合访民、民主维权人士、信仰人士、媒体良知人士等反专制力量,在中共法律范畴之内全力遏制恶法、捍卫良法、抵制非法,兼具公益服务、法律维权、宪政启蒙、民主启蒙等意义的综合性维权博弈模式。
   
   
    就此定义而言,符合“锋锐模式”的律师事务所在当前绝对不仅仅有“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一家,只不过或许相对低调,知名度较低而已。且“锋锐模式”早已存在,只不过当时不为笔者所知,名称有异或未被命名而已。
   
   
    不得不说的是,中共喉舌报道的周世锋、谢远东、刘四新等被拘者的“悔罪”和“罪行”,皆无涉“锋锐模式”的正确性、正义性。首先,中共暴政对抗争者一向无所不用其极,因此,抗争者在中共高压之下的“悔罪”,不足为凭,并不能用来否定“锋锐模式”的正确性、正义性;其次,即便中共对周世锋等被拘者没有过分之举,周世锋等被拘者突遭绑架失去自由,不得不面对看守所内的恶劣生活环境,本身就是一种持续折磨,在此情况下的“悔罪”,显然仍是基于权宜之计的违心之举,仍不能用来否定“锋锐模式”的正确性、正义性;最后,就算周世锋律师果真有婚外性行为、非婚生育、偷税、行贿之类行为(不得不问:既然这些在中共官场中司空见惯的陈年旧事如今都能够在极短时间内一一发掘出来,当时为何不调查、不处理呢?其中,“强迫与其发生性关系,后生下一女”中的“强迫”之说最是疑云密布——此说显然得到了那位“生女”女子的证明,然而,此女若果系被迫发生关系,为何在事发后这么久的时间内都未告发周世锋,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遽然出击?岂无被胁迫、被利诱、被欺骗等可能?),亦无一涉及“锋锐模式”的正确性、正义性。
   
   
   1.2 “锋锐模式”有助于联合、协调大陆各界维权力量和反专制力量
   
   
    中共喉舌攻击王宇等维权律师的文章再三提及维权律师在免费法律维权活动的经费来援:网民捐助,律师捐助,海外捐助。据悉,每次捐款都达到了一定数额。这说明,维权律师和死磕维权活动极得人心!中共喉舌称,“对于‘访民’而言,尽管与这些敏感事件没有关系,但他们参与其中,首先能够借机让自身诉求得到律师的援助;其次,能够引起自己家乡政府的关注,对于解决自身诉求有利;同时,还能得到一些经济方面的利益,除了差旅费实报实销之外,还能得到数百元的补助,如果被拘留还有‘拘留补贴’。”这,说明了“锋锐模式”是真正的公益机构、优秀的维权团队,能够真正为访民等弱势群体服务,是访民等弱势群体的温馨之家,在联合弱势维权群体、弱势反专制群体方面具有巨大作用!中共喉舌还称,“这么大的群体,如何联系并保持行动一致?警方查明,他们一方面定期组织聚会、聚餐,交流‘经验心得’,商讨行动计划;另一方面,通过微信、QQ群和‘电报’等即时通讯工具沟通联络,进行煽动策划、开展业务培训。”这,恰恰说明了“锋锐模式”在联合、团结维权力量和反专制力量方面能够产生惊人效果!
   
   
    维权律师多是矢志追求宪政民主者,不过,其经济状况和社会影响力却远在大部分民主维权人士之上。大部分民主维权人士普遍经济拮据,且处处遭受封杀,而人权律师、维权律师却因职业特点之故,能通过代理非敏感案件获得较高收入、较大影响。故而,有足够的经济保障、宣传条件和社会资源兼顾人权案件、敏感维权事件,维权范畴不断扩大,维权锋芒愈发锐利,“从维物权到维人权,从维己权到维他权,从法庭内到法庭外”(政论家北风语),并因其所代理的一些案件的巨大影响力而广受海内外关注、支持。人权律师滕彪先生日前表示,维权律师这个群体的力量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有社会影响力。如,目前被中共列为重点打压对象的周世锋律师,是2015年北京市人大代表。
   
   
    因此,经济状况普遍较佳、社会影响力普遍较大、整体力量在不断壮大的人权律师、维权律师,比大多数民主维权人士更有资本、更有条件去联合、协调大陆各界的维权力量和反专制力量。高文谦先生表示,“数月前,他(周世锋律师)曾表示出资800万元建立中国律师基金会,向全国各地受迫害的律师家属提供帮助。他还公开表示,负责吴淦家人和隋牧青律师家人今后的一切生活费用。周世锋的角色,就如同商界成功人士王功权资助许志永一样,是当局最为忌惮的。”据张耀杰先生《我认识的副部级实习律师黄力群》一文,张耀杰先生、原全国人大信访局副局长黄力群、刘晓原律师均在锋锐律师事务所参与过一些工作。傅桓在《大陆“律师劫”是一个转折点》一文中指出,“(维权律师)将受迫害的底层民众与社会联系到到一起。维权律师是一个纽带,同时是一座联系资源与关系的桥梁”,“已经构成维稳威胁。”
   
   
    屠夫吴淦的“杀猪模式”在民主维权群体中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不过,若屠夫没有“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作为根据地和大后方,在经济、人脉、宣传、法律援助等方面未必能够获得十分理想的抗争条件,进行维权之际或许多遇不顺,难以自行解决。而“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为屠夫等民间维权人士搭建了一个可以充分践行维权理念的平台,为吴淦的“杀猪”维权提供系列资源支持,中共喉舌称,吴淦在就职于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之际月薪过万还有专门的“活动经费”。而“杀猪”维权的个性化、主动化、冲击性则有力弥补了法律维权、访民维权的被动化、局限性、温和性,从而使体制内抗争与体制外抗争得以有效结合、相得益彰,使“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成为智勇兼具、分工明确、配合默契、行动高效、可进可退的强大维权团队。
   
   
    事实上,很多人权律师、维权律师都能够有效联合、协调大陆各界维权力量和反专制力量,这是形成“锋锐模式”的重要条件。胥晓莺在《中国维权律师——先行者的孤独和力量》一文中写道:“宋一欣(系长期专注于证券维权的律师——笔者注)向记者表示,‘这是一个信息化时代,而股民的信息是严重不对称的,怎么才能让股民知道哪个律师愿意代理?必须联合媒体的力量。’在这一点上,严义明、浦志强的观点与宋完全一致——媒体是维权需要引进的一种战略合作者。每次开庭和案情进展,浦志强都会通过邮件发给记者,这份群发名单的Email地址往往比正文长很多。浦志强不认为引入媒体会干涉司法独立性,影响司法公正。他说:‘我对资源的调动是对公权力、金钱、人脉这些影响因素的抗衡,司法如果能不受那些因素的影响,也可以不受媒体的影响。’”“严义明的战略合作者包括媒体、专家、会计师以及作为‘深喉’的上市公司内部高管。除了这些外部力量,浦志强在奥美定的案子中还尝试让受害者自治,加强她们自身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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