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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街頭政治』壓倒了『代議政治』

香港『街頭政治』壓倒了『代議政治』


【寫於香港6·18表決的第二天】


嚴家祺


    去年9月28日以來的香港『佔中』運動,實際上到今年6月18日,可以說結束了。這是香港歷史上,規模巨大的民主運動。就像1989年的『天安門學生運動』一樣,被中國專制政權視為『動亂』。一個專制政權在不妥協、不讓步的情況下,企圖用和平手法『平息』一場規模巨大的『動亂』,幾乎是不可能的。然而,2015年6月18日的香港,出現了人類政治史上的『奇蹟』。
    香港立法會在強大的『街頭政治』壓力下,七十位『議員』,無論是『民主派議員』,還是『建制派議員』,在投票的時候,都不得不面對自己走出『立法會』大廳後,如何面對街頭群情激憤的、抗議的民眾。6月18日出現的事實是,『街頭政治』壓倒了『代議政治』。北京的專制政權,不費一槍一炮,和平地結束了從去年9月28日以來的街頭『動亂』,而且實現了一個專制政權夢寐以求的目標——把中英談判時因雙方妥協而達成的『擴大選舉人範圍』的『成果』,在『抗議示威的民眾』的歡呼聲中,收了回去。

   

『街頭政治』是『代議政治』效率低下的產物


    香港參加抗議的民眾突然發現,在取得『空前勝利』的背後,不知道何年何月,還要經過多少次『街頭抗議』,才能實現『香港500萬選民直接選舉行政長官』目標。本來,2017年的500萬人的選舉,即使『候選人』受到控制,香港所有選民都可以投票,到再下一次選舉行政長官,香港500萬選民,完全有智慧、有能力來改變『候選人』受控的情況,但『街頭政治』的『英雄們』,不能控制他們深藏內心的『專制人格』,以『爭取民主』的名義,拒絕傾聽一切不同意見。這些『英雄』有朝一日掌握國家大權,能夠傾聽不同意見嗎?能實行民主嗎?
    今天發生在香港的『街頭政治』,與歐洲歷史上的『街頭政治』、與當代『欠發達國家』的帶有暴力因素的『街頭政治』,已經有明顯不同,是『和平』、『非暴力』的抗議、示威。『街頭政治』是『代議政治』效率低下的產物。如果議員的選舉能夠比較充分地反映民意,如果議員在議會中有不受『街頭政治』或『專制政權』任何壓力而自由地發言、投票,那麼,街頭政治就會不起多大作用。今天的香港沒有民主,但有法治、『代議政治』有一定效率。然而,6月18日這一天,香港立法會的所有議員,受到了『街頭政治』的空前巨大的壓力。
    1989年北京的學生運動,是中國沒有『代議政治』的產物。如果1989年萬里回到中國後,能主持『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召開,通過民主和法制的道路解決問題,『六四大屠殺』就不會發生。正是江澤民,阻止了萬里回北京。今天的中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仍然不能發揮『代議政治』的作用。這是中國『街頭政治』和群體性事件層出不窮的原因之一。
   

『街頭政治』和『股市』的異同


    在農業經濟佔主導的國家和地區,大規模的『內亂』表現為宗教異端運動或農民起義。太平天國、義和團運動、毛澤東的農民革命就是中國近現代典型事例。工業革命以來,歐洲出現了『街頭政治』。馬克思時代的1848年革命是典型事例。今天的中國處在工業革命時代,嚴重的兩極分化和社會不公,使中國,包括香港在內,正在步歐洲『街頭政治』的後塵。
    在當代信息自由傳播的國家或地區,在媒體反复報導的情況下,媒體會不斷地『放大』一個人的『實際價值』,產生金融領域的『乘數效應』,形成『高價泡沫』,誤導『街頭政治』的發起者、帶頭人,使他們以為自己比議會議員、比學校老師和自己的父母,還要高明、還要有『政治遠見』,他們自我放大、一意孤行,不聽父母、老師勸告。法國大革命的『街頭政治』出了血腥的獨裁者羅伯斯庇爾,馬克思謳歌的『巴黎公社』出了無數街頭暴力。『街頭政治』出不了『少年英雄』。華盛頓、林肯、孫中山不是『街頭政治』造就的。一個人的『實際價值』是以他對社會、對人民的貢獻來衡量的,如果因媒體的報導而遠遠高於『實際價值』,就像『股市泡沫』一樣,『街頭政治英雄』遲早要回到他的本來『價值』。香港的『少年英雄』們,如果你們有政治抱負,請離開街頭,爭取成為香港立法會議員或未來的行政長官。
    從社會學角度看,『街頭政治』與『股票市場』一樣,到一定時候,會發生愈來愈激烈的『從眾現象』、『追風現象』,『街頭政治』的參與者與『股票市場』的投入者類似,會愈來愈高估自己和自己『持有物』的『價值』。他們看不到整個地區或整個市場的總體狀況,只看到自身被媒體或市場『抄』出的『泡沫價值』。他們根本不注意有人通過中央銀行和金融系統在濫發貨幣,根本不注意中央政府利用國家大權在作『宏觀調控』。大多數『街頭政治』的參與者的行為與股市『散民』類似,到『街頭政治』與『股票市場』的風暴停息下來時,發現自己一無所有,他們的財富和利益被少數人掠奪去了。當然,『街頭政治』和『股票市場』是有根本區別的,『街頭政治』的發生是因為市民無法通過議會影響政治,是因為出現了愈來愈嚴重的兩極分化和社會不公,『街頭政治』的參與者中不乏有理想、有抱負的熱血青年,而『股票市場』的參與者幾乎都是經濟學意義上的『投機者』或『套利者』。
   

《基本法》的兩重性


    香港不同於中國大陸,香港有長期的法治傳統。香港《基本法》有兩重性。《基本法》的主要方面,反映了鄧小平、趙紫陽時代中國政府的意志,也反映了英國政府對1997年移交香港治權的主張。香港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基本法》的規定是中英兩國政治妥協的產物。這些條款,不是靠『街頭政治』可以改變的。《基本法》在起草過程中,特別是在1989年『六四大屠殺』後,北京『塞進』了諸如23條這樣的條款。如果說要修改《基本法》,也有必要按法定程序修改,『街頭政治』無濟於事。
    『代議政治』是國家政治穩定的制度保障。這裡不談正常的、無可避免的小規模的街頭抗議運動。2008年9月,美國政府提出7000億美元的《問題資產救助計劃(TARP)》,在金融大海嘯時刻,不是不可能會引起美國民眾的大規模抗議風暴,由於這一法案遭到眾議院的否決,美國民眾知道,無需自己走上街頭,有議會為自己說話,所以,美國不會發生『天安門或華盛頓廣場事件』,不會有『佔中運動』。在TARP被議會否決後幾天,議會還是通過了稍作了修改的救助法案。
    在今天中國和香港,由於沒有民主,大規模的『街頭政治』不可能消失。北京對維權運動打壓、對『訪民』的『截訪』,只能適得其反,造成更大的抗議運動和政治危機。面對專制的北京政權,香港人民在支聯會、民主黨等政黨社團的倡導、引導、領導下,一年又一年地舉行悼念、紀念『六四』的集會、遊行,這是表達民意的、和平的、維護香港法治的集會和遊行,這種『街頭政治』,並沒有壓倒香港的『代議政治』,實際上對中國大陸政治產生了無可估量的、巨大影響。就像台灣的『二二八事件』一樣,『六四』一定會翻案,這是在中國大地上恢復正義的問題,也是使中國走向政治穩定的重要前提,這與『佔中運動』、特別與『6·18』示威是有明顯不同的。
    (寫於2015-6-19 Washington DC郊區)
(2015/06/1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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