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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传统与民主运动/彭小明

   转载来源:刊于香港《动向》6月号
    基督教傳統與民主運動
   
    (德國)彭小明
     海外民運發生分裂和爭吵現象令人沮喪,在某些人眼裡「不成氣候」,確實是相當遺憾的事情。有的人分析認為是國人素質低,有條件民主也沒法民主;有的人認為是國人缺乏信仰,如果民運都是基督徒,就會友愛和諧。其實不然。


   
     以德國為例:民運分裂是常態
   
     德國前總理勃蘭特曾經在華沙的集中營死難者紀念碑前一跪成名,並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他在青年時代就曾從納粹鐵蹄下流亡北歐,定居挪威,成為反抗納粹專制的民運領導人。在他的傳記中我們看到,當時的民運隊伍也是一盤散沙,內鬥頻繁。海外的德國流亡人士不僅生活上遇到許多困難,而且在政治組織上發生許多的爭吵和內鬥。勃蘭特所在的社會民主工黨領導成員一度分裂成勃蘭特派和反勃蘭特派,雙方鬧到互相見面不講話的程度。
   
     其它組織也基本相同。當時的流亡人士中流傳著一句痛苦的笑話:海外的政治流亡組織好比是植物學上的低等動物,幾乎是依靠自身的分裂才得以維持生命的延續。流亡人士的隊伍總是比較龐雜,但是納粹時期的流亡人士中不乏國際知名的學者藝術家。愛因斯坦(美國)、托馬斯曼(南美)、著名戲劇家布萊希特也是在挪威的流亡者。紛亂的流亡組織還是為戰後的聯邦德國培育了不少政治人才。
   
     德國是一個基督教傳統非常深厚的國家,勃蘭特領導的組織接近的是挪威的社會民主黨,屬於第二國際,是列寧的死對頭。理論上認同民主、人道主義和傳統文化,拒不接受蘇共馬列的意識形態(無神論)。後來勃蘭特回到德國重建社會民主黨,一九五九年公開宣佈拋棄馬克思主義,接受市場經濟,搞全民黨,適應德國的社會,十年後就贏得了執政機會。一九七一年勃蘭特在接受諾貝爾獎的講話中強調,我們的倫理和社會的概念有三大來源,第一個就是兩千年來的基督教文化;第二個是人道主義及其古典哲學;第三個是社會主義及社會正義。民運的混亂根源在於沒有法治。社團必須接受法律的約束,不能隨意註冊一個社團。海外組織不受法律約束,遇到意見不合,就另立「中央」,結果就組織林立,甚至重復同名。各國皆然,除非有特別威望的領袖人物,如達賴喇嘛,才較少分裂。
   
     基督教對民主運動的支持庇護
   
     德國社會學家韋伯的《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在中國出版以後,一直有基督教新教適合資本主義發展的說法。文革時代著名的民間經濟學家楊小凱在重病臨終殘年中信奉基督教,並發表了《憲政與基督教》的文章,更明確地宣講人民的基督教信仰與憲政民主的因果關係。畢竟這樣的著作影響較大,所以基督教信仰問題成為海內外知識分子和青年關心的一個重大思想問題,甚至成為當代中國人的一種時髦。
   
     我們再環顧左右。波蘭的教會曾經給予團結工會極大的支持,東德的教會在柏林牆倒塌的進程中也確有很大的庇護之功。俄羅斯的東正教在蘇聯崩潰之後,幫助人民撫平精神創傷方面也在發揮相當的作用。台灣的社會轉型中,長老會曾經發表人權宣言等文件,給予黨外人士的抗爭,表達了重大的支持和庇佑;韓國的民主化跟韓國人民大量皈依基督教有著正面相關的聯繫,基督教平等友愛的人倫關係衝擊了傳統社會的人身依附關係,推動了社會的轉型。
   
     加上歷次運動中,幾十年裡共產黨專制的暴政下,給人們提供過不少動人心扉的案例,最著名的莫過於中國的現代聖女林昭。她入獄判刑後,遇到了天主教的難友,重溫了兒時的宗教修養,把福音當作自己反抗暴力的精神支柱。其他還有很多不同宗教的受難者都能在暴政的高壓下避免了瘋癲和死亡。更加難能可貴的是,北京傳道人王明道、天津傳道人吳維尊、上海主教龔品梅,在數十年鐵窗生活中不認罪、不檢討、不讀毛語錄、不唱紅歌……成為黨政迫害下最堅定不可動搖的典範(反右、文革幾乎所有人都認罪檢討)。這是每一個關注共產主義暴政歷史的人都認同的史實,絕不是意外的巧合。
   
     如上種種,都引起中國社會對於基督教的普及以強烈的期待。回看海內外的中國人社會,國內的傳教活動也隨著改革開放日益活躍擴大,據說今天的中國基督教(天主教和福音新教)教徒人數民間估計已超過一億人。英國《每日電訊報》認為高達百分之五點一,大約六千八百八十五萬,而中國國務院宗教局的統計則也達到百分之一點八,即二千三百零五萬。國內的基督教發展迅速,而且形成了一些家庭教會,在各地城鄉蔚成風氣。更加可貴的是,二○一四年「六四」前夕被判刑的許志永,呼籲官員公開財產,關心弱勢群體,成為群體抗爭的英雄,被中共當局判刑四年,作為基督徒,他向上帝禱告:我愛人類,為了這種愛,我願面對死亡。
   
     海外華人中基督徒的隊伍
   
     再說海外,歐美大量出現新移民,據說美國有三分之一的華人皈依基督教。歐洲的華人團契也遍佈各地。特別應該指出的是,「六四」天安門屠殺已經過去二十六年,天安門的風雲人物流亡海外的群體中,求學的專業不同、職業不同,定居的國家地區不同,但是有一個比較顯著的相同傾向是,有很大一個比例,都或先或後皈依了基督教。
   
     例如已經任職牧師的張伯笠和熊焱、香港工會的韓東方、公民力量的楊建利、作家鄭義和北明夫婦,還有西班牙王策、美國的民運女將張菁、法國的前天安門糾察隊長張健、丹麥《特權輪》作者陳泱潮、封從德和柴玲出國以後分手,柴玲皈依了基督教,封從德從事宗教學研究,對於東西方多種宗教都有感性的涉獵,又從理性的角度展開過探索,取得了宗教學博士學位。基督徒作家余杰也已移民美國。時評家曹長青,雖未聽說入教受洗,但是他在許多文章和演說中對基督教熱情推崇,堅信基督教與憲政民主存在著邏輯聯繫。更加令人驚異的是,物理學出身再轉而成為政治學家的嚴家褀老師也發表了認同神的談話,表示他還不是基督徒,卻是基督徒之友。
   
     國門打開以後,在歐美留學生和流亡者群體中還有很大一部分人先後加入了基督徒的隊伍。這一大批基督徒精英,綜合來看,學歷、理念、歷練、才華和活動能力已經非同凡響,而且還志同道合。不能不讓海外的學聯和民運團體對他們寄予厚望,希望他們或許能夠組成歐洲基督教民主聯盟這樣的社團,成為海外民主運動最為理性和團結戰鬥的一翼,能夠跟民運團體共同戰鬥,抱團取暖。畢竟其中大部分是「六四」以後流亡出國,或者以此為由移民海外。
   
     不過,至少至今還沒有看到有這樣具有高度理念的組合。王策曾經提出過基督教民主聯盟的構想,但沒有積極的回響。不僅沒有這樣精英型的高層次社團,就是在海外各地的基督教團契中,也幾乎看不到對於中國民運的同情,甚至看不到對於國內教友受迫害,十字架被拆除的憤懣。這裡當然與中共使領館的打壓和插手有關,工作也確實不容易開展。但是了解歷史的人們都知道,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京津滬漢穗的基督教會及其會館幾乎都被共產黨利用成為培養地下組織的據點。關注國內的信仰自由應該是責無旁貸的事。
   
     歐洲基督教民主聯盟下的成員黨幾乎遍佈歐洲各國,都是保守主義的重鎮,而且長期執政。他們的基督教民主主義執政理念和實踐都是民主中國應該學習的榜樣。海外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民運戰士應該充分享用這方面的資源。
   
(2015/06/1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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