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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计生”已导致中国新生儿缺陷率世界第一

   “邓计生”已导致中国新生儿缺陷率世界第一
   
     “邓计生”自1980年全面推行以来,中共计生委(2013年合并为“卫生计生委”)一直鼓吹“少生优生”,并为实现所谓的”少生优生”,大肆宣扬晚婚晚育,然而,在计生系统强制“提倡”晚婚晚育的三十多年后,中国非但没有收获“少生优生”的结果,反而收获了“少生劣生的苦果”。
   
     在计生委的铺天盖地宣传洗脑和强制“提倡”下,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统计,中国大陆妇女的第一胎生育年龄,已由1981年的22.78岁,飞升到2010年(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29.13岁,妇女“晚育”之晚,不仅大晚于世界平均水平(24.65岁),晚于美国的妇女的平均育龄(约26岁),甚至超过了欧洲最晚育国家之一的德国(约29.1岁);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妇女第一胎的平均育龄,由约24岁增长到29.1岁,经历了四十年的时间,而中国大陆妇女第一胎平均育龄,仅十九年就从22.78岁飙升到29.13岁的时间!可见其政府强力推动的人为因素痕迹。


     随急剧的“晚育”化而来的,是中国大陆新生儿缺陷率的不断高涨,前所未有地夺得“世界冠军”。根据中国卫生部(卫生计生部)的监测数据:
     1996年到2010年,我国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增幅达70.9%, 增幅达全球之冠,现在平均每一万名新生儿中就有149.9人患有先天性缺陷,每年实际发生的出生缺陷至少有80万—120万,即每30—40秒就有一个出生缺陷儿在中国出生,缺陷发生率高踞世界首位。其中的神经管畸形(即先天性智障)发生率在缺陷儿中高达百分之十以上,亦高踞世界第一,中国人被称为全球神经管畸形的“珠穆朗玛峰”。
   
     也就是说,计生委竭力鼓吹并强制实行的少生、晚生政策,非但没有提高人口素质,反把中国打造成为世界头号智障、白痴大国!
   
     为什么说计生委竭力鼓吹并强制实行的“晚婚晚育”政策,是在大幅降低中国人的素质?因为生育学界已经证实:
     新生儿的先天素质,与其父母的生育年龄息息相关,在最适宜生育年龄范围之外生育,必然会降低新生儿的素质、并增加其缺陷;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发现,男性在25岁~35岁之间,精子质量最高,此后精子数量和质量都会下降;而女性在30岁以后,卵细胞储备减少90%,卵子的质量大幅下降,而生育能力降低。
     而高龄孕育大大增加胎儿畸形和夭折风险,已是公论。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表明:30岁~34岁的生育女性,出现早产风险会比29岁以前提高20%。25岁~29岁生育妇女,新生儿缺陷发生率仅为1/1500;30岁~34岁,则大增到1/900;35岁~39岁,则猛涨到1/300;45岁以上,竟飙升到1/40!
     而中共国的计生委,正是在竭力制造着三十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上生育的高龄、超高龄产妇,正是在大力的推动劣质精子与衰老的卵子结合。中国智障白痴发生率前所未有地夺取“世界冠军”,当然是此种创举政策的必然“政绩”!
   
     面对新生儿缺陷率和智障双双“夺冠”的尴尬事实,国家计生委一方面不得不承认“问题严重”,另一方面却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把责任一股脑地推到环境污染的头上,甚至倒打一耙,胡说新生儿缺陷率的不断高涨,是因为计生“服务”不到位、工作不彻底。
   
     无可否认,“改开”以来,尤其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十多年来,环境的严重污染,肯定是导致新生儿缺陷率上升的因素之一;但环境污染是否就是中国新生儿缺陷率上升的主因?请看事实:
     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中国空气污染世界排名名列全球第七,位于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度之后;中国的水污染很严重,但也比孟加拉国、印度和某些中非矿业国家为轻,但是中国新生儿的缺陷率却远远高于这些国家,这是为什么呢?
     这些国家,除了妇女生育第一胎的平均年龄大大年轻于中国(年轻五岁以上),其余导致新生儿缺陷率的负面因素,并没比中国为少。这只能说明:中国的环境污染,并不是新生儿缺陷率高涨的主要原因。而且2012年以后,中共国的环境污染,还呈现略微下降的趋势(其中有经济衰退的因素)。
     为什么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和某些中非国家污染比中国还严重,但新生儿缺陷率却远低于中国?对于这个问题,中共国计生委迄今讳莫如深,顾左右而言他。
     如果中国新生儿缺陷率高涨主要原因,是计生“服务”不到位、不彻底,那么为什么计生“服务”更不到位、更不彻底的1978年以前,新生儿缺陷率远低于现在?对于这个问题,中共国计生委同样讳莫如深。
   
     而现今中国新生儿缺陷率,城镇大高于农村的事实,也证明了计生委所谓缺陷率高是因为计生不到位的说法,完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一胎化”计生实施之前,中国新生儿缺陷率,一直是农村略高于城镇,但从本世纪初的某个时候起,城镇开始反超农村。
    据2014年9月13日《长沙晚报》报道,2013年湖南城镇出生缺陷率已高于农村,城乡出生缺陷发生率分别为217.46/万、167.36/万。这个数字还可能被人为地缩小了:一方面,报道是以出生缺陷率比2012年下降的名义把这些数据当计生系统的“业绩”来报道的;
     自2004年开始,湖北城镇出生缺陷发生率超过农村0.13%,当年达到1.23%,此后每年差距加速递增(楚天都市报2005年5月28日);
     2005年河北出生缺陷总发生率为90.44/万,城市发生率为112.11/万,平原农村发生率为62.19/万,山区农村发生率为98.77/万。(河北日报2006年6月19日)
   
    这个现象是如此普遍,以致于如今城镇新生儿缺陷率高于农村的消息,已成为中国耳闻目详、见怪不怪的“老问题”,信手搜一下,就可以找到大量的类似消息:
     如“太原市新生儿出生缺陷率偏高,2006年起城市高于农村”(2010年10月11日太原晚报),“黑龙江出生缺陷率呈上升趋势,城市高于农村”(2009年10月30日黑龙江日报),“四川新生儿出生缺陷率呈城镇高于农村等‘三高’特征”(2014年9月14日华西都市报),“广州每万名新生儿有184人存缺陷,城镇高于农村”(2014年9月17日羊城晚报)。
     城镇新生儿出生缺陷率越来越高于农村,已是近二十年来的中国大趋势。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农村的计生“服务”优于城市?难道农村的医疗、检测水平高于城市?计生委窘极之下,只好故伎重演,把城镇新生儿出生缺陷率高涨,全部归咎环境污染,计生委声嘶力竭地强调:城镇新生儿出生缺陷率之所以比农村高,是因为城镇的污染比农村重!
   
     明眼人忍不住问:那为什么“邓计生”全面实施之前,中国城镇新生儿缺陷发生率一直略低于农村?难道此前城镇的污染比农村为轻?
   
     对此问题,计生委讳莫如深。
   
     污染会导致新生儿缺陷,这是事实,但城镇新生儿出生缺陷率大增的污染因素,被计生委夸大了。其实近十多年来,污染的城乡差别已大为缩小,污染已呈不分城乡的趋势:城镇的尾气污染、噪音污染较重,郊区和平原农村的加工工业污染和化工污染较多,而偏远农村和山区农村,则存在矿业的污染。
     如果中国新生儿出生缺陷率高涨主要是污染造成的,那么污染的城乡差别缩小的趋势,新生儿出生缺陷率应该城乡持平才对呀,怎么会在近年越拉越大呢?
   
     对此,计生委无言以对。
   
     据说自1996年起,近十年来,计生委以对抗新生儿出生缺陷为名,投入五个亿资金加强全国计生系统,结果近十年来中国新生儿出生缺陷率非但不降,反而大幅增长。事实证明:计生委的出生缺陷干预措施是完全失败的——它自身才是中国新生儿出生缺陷率高涨的主要原因!
     城镇新生儿出生缺陷率高涨的主要原因,明明是计生委多年来竭力鼓吹、并强制“提倡”(通过“准生证”、“上环”等手段)的晚婚晚育,计生委却回避问题,反过来投入资金强化制造问题的主要因素,此种南辕北辙,除了进一步恶化问题以外,还能有什么用?
   
     很明显,计生委根本不在乎什么子孙后代民族利益,它只管睁着眼睛说瞎话、巧立名目为自己捞钱!
   
     计划生育才是中国新生儿出生缺陷率的最大原因,今天,已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了这一点。除了一味鼓吹“晚婚晚育”外,公权力对婚育的强制干预,制度化的惩罚手段,也是造成缺陷上升人口素质下滑的黑手;对此,中国大陆计生问题专家杨支柱指出:
   
     “在中国大陆,年龄低于20岁是禁止结婚的,更不可能取得“准生证”(美其名曰“生育服务证”),属于计划外生育。计划外怀孕的孕妇往往不敢到正规医院孕检和分娩,还要承受生育前被堕胎的恐惧和生育后被征收“巨额社会抚养费”的压力,这些毫无疑问会使得这个孕妇群体的新生儿出生缺陷率比有证生育的孕妇高得多,很可能高出一倍以上。”(详见杨支柱《降低出生缺陷率须停止计划生育》
   
     如今面对越来越多的质疑,计生委非但没有表示出半点理性和诚意,反而扯着文革式的荒腔拼命咋呼:放开“单独”二胎已经导致高龄产妇增多(奇怪,此种增多难道不是你计生委长期“一胎化”的结果?),一旦放开自由生育,必将造成高龄产妇潮的大灾难!主张生育自由,是要偏离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国际反华敌对势力搞乱中国的阴谋。。。。。。
   
     计生委把无耻谎言重复一万遍,企图收获“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效果,但它不明白,现在的中国,再也不可能回到铁幕时代,在互联网手机资讯四通八达的今天,此种颠倒黑白、贼喊抓贼的文革式狂喊乱叫,除了令自己今灭亡和被清算得更彻底以外,不会有其他作用。
     
   曾节明 写于2015年五月十四日下午于夏寒纽约州
     
     
(2015/05/1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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