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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北京模式”断子孙路与挖祖宗坟——“三个自信”对“两个生态”的


   
   
   新华网5月18日首页刊发新华社副社长慎海雄的署名文章《抓住“关键少数”,营造“山清水秀” 政治生态》。然而,他不知道毁坏当今中国“山清水秀”生态的根源在哪里?自然本来天理共存,人性相通;社会自古文明传承,全球同脉。而中国当政者却偏要反历史而动,以“中国特色”拒绝分离、限制权力的普世价值,致使这个龙图腾国家的政治制度,固守“专政”,并妄言“自信”,成为人性自由与创造的桎梏,走向了一条经济贪婪、高速发展,政治专制、封闭的“北京模式”发展道路,进而导致了当今中国,文化上挖祖宗坟,环境上断子孙路,社会、自然“两个生态”的灾难性大破坏。
   

   
   
   高环境破坏代价的“GDP主义”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柴静《穹顶之下》电视片再次动员了社交媒体上的各种力量,让数千万乃至上亿人,共同引爆了以“雾霾”为引线的“北京发展模式”炸弹。当今中国,史无前例、影响全国范围的雾霾之祸力证,“北京模式”长期积累的环境问题尚未解决,新的环境问题又不断涌现。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中国却伴随着政府以“发展就是硬道理”应对合法性危机和权贵利益集团的疯狂掠夺与贪婪,仅用了30多年就显现出来。50多年来,中国的GDP增长了10多倍,但矿产资源消耗却增长了40多倍。单位GDP能耗比发达国家平均高47%,产生的污染是发达国家的几十倍。中国雾霾之祸,表征的正是“北京模式”所带来的整个环境危机。联合国开发署多年前就发布报告称,中国每年因空气污染导致1500万人患支气管病,2.3万人患呼吸道疾病,1.3万人死于心脏病。在全球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世界银行中国污染报告称,中国每年约有75万人由于空气污染而早亡。
   
   
   
   “北京发展模式”所导致的环境破坏,最主要表现在空气、土壤与水源这三大污染上。首先是严重的空气污染。目前,中国二氧化硫排放量世界第一,年排放量近2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量世界第二。有关部门监测的343个城市中有3/4的居民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其二是土壤污染。中国接近1/10的耕地遭到污染;是世界三大酸雨区之一,1/3的国土被酸雨侵害;沙化及强沙化趋势土地面积达45.3亿亩,占国土面积的近三分之一,每年还要增加1万多平方公里。如今,全国18个省的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因此受到威胁。其三是水源污染。中国年度污水排放量为400多亿吨,排名世界第一,超过环境容量82%。全国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七大水系中劣五类水质占41%,基本丧失了使用功能。城市河道90%以上遭到严重污染。有报道称:水污染甚至造成了“天上七彩虹,地上五彩河”的奇观。如今,全国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有3.6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卫生标准的饮用水。五大淡水湖除无锡太湖引发的水源危机外,其它四湖鄱阳湖、洞庭湖、洪泽湖、巢湖的污染也都已经非常严重,山东的微山湖基本已经废了,云南的滇池也都臭了……而在海河流域,更无原始意义上的水质,如今那里流动的全是污垢。谁也无法统计,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到底有多少已经变成死河的河流。河流是大地母亲流淌的生命乳汁,而一条条臭河和死河,充分力证了中国 “GDP主义”发展道路,付出的沉重代价。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中共30多年的所谓“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就是试图借“发展就是硬道理”的经济增长,来维护政治上已无法自圆其说的制度合法性。中共为了支撑自己的领导地位不被挑战,推动一条长期靠透资国力,“断子孙路”,输出生态资源的高消耗、高成本,高环境破坏为代价,来维持的粗放型、掠夺性、自杀式经济增长模式。“北京模式”如此对环境资源的破坏,概括得起来定性,就是“断子孙路” 的发展模式。
   
   
   
   生态环境涉及人口、资源、社会、政治、经济各个领域,具有内在的规律性。对自然生态破坏的本质,就是对环境平衡的破坏。人类活动贪得无厌,颠覆环境平衡,环境必报复人类。因此,发展必须有节制,这才是一条恒古不变的“硬道理”。经济活动只有既遵循经济规律,又遵循生态规律,才能可持续发展。中国古代就有“灾异遣论”,立论自然灾害是现实政治的过失引起的,是上天对统治者的警示。《汉书·董仲舒传》曰:“国家当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遣告之。” 当今中共好大喜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高速、贪婪发展,恰恰不是什么最大的“辉煌业绩”,而是最大的执政败绩,并将成为后人追责的账本。
   
   
   
   切断两种精神资源的“北京模式”
   
   
   
   文化是一个民族传承与发展的灵魂。民国时期,正当中华民族处于千年之变的历史机遇时,却灾难性地遭遇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一统天下的外来“红色革命”价值观,以“枪杆子语话”强行否定了中华文化本有的和谐中庸传承,进而发展出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及“苏维埃”式的红色道路,并被武断为“中国人民的必选择”。 直到中国“十年浩劫”,当权者更以“文化革新”为名,发动以先进阶级消灭腐朽阶级的“挖祖宗坟”,铲除一切封资修的文化运动。如此人类史上所罕见的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且以国家暴力作为后盾的文化大破坏,致使千年中华精神资源毁于一旦。在这一时期,中共对文物的破坏登峰造极,比入侵者更广泛、更持久、更彻底。更为可怕的是,中共以自己的唯物论,对一切宗教活动的都予以毁灭性打击,导致儒、释、道三教齐灭后果,致使中华民族陷入自己灭绝自己文化的社会生态灾难中。中共这种对传统文化的灭绝,在本质上就是“挖祖宗坟”的反文明活动。
   
   
   
   毛泽东死后,中共在全球共产运动衰败的大背景下,开一次党代会,用所谓邓小平的“猫论”,就可以把资本家再请回来,给剥削者戴红花,“社会主义救中国”变为“资本主义救中国”。 途经三十多年"坚持四项原则'的改革开放,中共开始了打着“特色”招牌,推行只引进资本家剥削,不接受独立工会制约;只要政府管制,不要民间社会对治的;只接纳资本扩张全球化,不接纳普世价值全球化的“北京模式”发展道路,形成地位、权力、资源的特色、特权、特供“三特”社会制度。在如此既破坏了中华传统文化又抵制普世价值,先后切断了两种精神资源的“北京模式”,滋生出的“核心价值体系”,现已成为再也找不到依托的“幽灵”,以至于整个国家官民对立,两极分化,价值观紊乱,民族情感焦虑,人们心灵空虚、行为放纵、道德滑坡、教育沦落,拜金主义、反理性主义泛滥。当此之时,官方一方面仍旧灌输人民早已厌烦了的“红色记忆”;一方面却又在向人民示范“一切向钱看”和政策性诱导社会急功近利,让人们在一个贪污腐败,无贿禁行的现实世界中学雷锋。
   
   
   
   “六四”后的中国,在抵制普世价值,反“自由化”与“反精神污染”的文化管治之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长城内外,人民喝“人头马”,跳“迪斯科”,穿“牛仔裤”,吃“麦当劳”,文化馆变成了歌舞厅、酒巴和练歌房,文化艺术家不再争取思想自由,一切的艺术创造和文化产品,无一不与商品、权力交易密切相关。从而也导致了主张放任自流的非道德主义行销市场,以及公众道德评价和舆论监督等社会文化约束机制失效,社会突破了最基本的公平正义底线。在如此正义沦丧的社会生态中,孕育出的商人们惟利是图、制伪造假,官员们损公肥私,贪污腐败,台前学雷锋,台后包二奶。这几年来,行走江湖“国学大师”的雕像轰然倒塌,自命为“文化大师”的余秋雨虚假献媚,“含泪规劝”,七旬音乐教授梁茂春收受报考女生肉体与金钱的双重贿赂,正牌辽宁大学副校长干起抄袭的勾当,北京大学孔家后人孔庆东大爆粗口“去你妈的!滚你妈的!操你妈的!”,林林总总,为当下中国已经堕落不堪的“主流文化”添油加彩。如此中国文化现状,正如网络作家杜君立所言:“精神家园的丧失与沦陷营造了一个流氓时代。”在此堕落的流氓时代社会生态中,只能孕育出余秋雨类的文化太监,孔庆东之流的校园流氓以及司马南那样的江湖骗子,并不断发生着各类的公权力围猎弱势者,草菅人命与各类道德滑坡等轰动性事件。
   
   
   
   中共历来自榜党的“阶级性”与“先进性”,更是一种有害的政治毒气,它不仅仅是一种主义的虚构,而且在实践上破坏了人与人之间天然的同类性与平等性。中共要维持自造“先进性”“阶级性”的努力,就是在借助其“主义”伦理,制造社会主体间先进与落后、改造与被改造、代表与被代表等对立观念,来颠覆人与人之间的本真同类性与平等性!如此党性教育与宣传,注定要扭曲、异化、分裂人性与政党本有的组织功能性,衍化出更多的虚伪性与欺诈性,进而导致其组织的全面腐败性。
   
   
   
   中共党性泛滥,直接导致中国成为一个政治上制伪造假,毫无底线的王国,在中纪委公布的2014年中央巡视组两轮巡视整改情况中,巡视涉及的20个省份中15个省份的整改通报提及干部档案年龄、履历乃至身份常遭“整容”,“漂洗”造假。“假”就是当今中国社会生态被污染的最明显特征。
   
   
   
   《中国纪检监察报》今年5月7日刊登“一个用权任性的高校一把手”报导,称南航党委书记王国“其实是满嘴马列主义、满腹男盗女娼”。这则新闻再次揭示了中共党官表里不一,人格分裂到令人发指的程度。有网友评论说“真是对30年来官吏们的真实写照”。早在2012年12月2日,新华网就曾发表《部分官员党性挂在嘴上女性放在心里》评论,哀叹许多中共官员淫性高于党性。此前,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也因与女下属性丑闻爆出而被国内舆论批“满嘴马列,满腹盗娼”。从昨天的成克杰、陈希同、陈良宇们腐败玩女人,直到今天的周永康、徐才厚、薄熙来都是党的独当一面地“全能领导”,竟都一面高调讲党性,反腐败,一面道貌岸然地腐败玩女人。近两年来,新闻曝光的一系列党员高官淫乱视频与小学生开房等丑闻,再次印证了这些党官,越讲“先进”越堕落,越讲“纯洁”越丑恶,“伟、光、正”与“黑、贪、淫”之间,不过只是面子与里子的区别。
   
   
   
   然而,中南海新当家人上台后,更刻意拔高对“北京模式”的理论、制度、道路的"三个自信",特别是自他的“8.19”讲话以来和中共七号文下达之后,官方不断加强意识形态控制,“新舆论斗争”甚嚣尘上,一再发起对民主宪政、公民社会、普世价值的批判。中共新的当政者一方面需要奉迎拍马,歌功颂德的社会舆论,让“周小平”这样的网络“带鱼”,来到文艺界大腕们中间,接受“皇恩浩荡”;另一方面,将曝光极左文件“七不讲”著名记者高瑜判重刑,对死磕派异见律师浦志强起诉“煽动民族仇恨”、“寻衅滋事”两罪待审,甚至发展到公权力与主流媒体公然为警察枪杀上访者徐纯合站台,而引发社会聚焦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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