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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作為政治籌碼


   一 法治精神病
   
   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死刑和一份極為著名的人物名單連在一起:從蘇格拉底、耶穌、布魯諾到聖女貞德、羅蘭夫人、朋霍妃爾,從比干、岳飛到袁崇煥、譚嗣同、遇羅克、林昭,從李斯、商鞅、查理一世、路易十六、羅伯斯庇爾,到戈林、艾希曼、齊奧塞斯庫、薩達姆……而所有這些死刑案件和政治的關係,比和法律的關係還要大得多。本文無意扯得太遠,只聚焦在中國當代的死刑政治。
   

    湖南富豪曾成傑、瀋陽小販夏俊峰,幕後黑手們下定決心要結果他們的性命。出於同樣的原因,將軍之女谷開來、“鐵盜部長”劉志軍,沒有懸念地得到了死緩判決。劉志軍案宣判後,新華社的評論題目為《依法審判劉志軍昭示法治精神》,有網友給了一條神回復:“總覺得這標題後面少一個‘病’字。”
   
   那些在幕後拍板決定秘密槍斃曾成傑的人們,恐怕沒想到會引起如此強烈的議論。這甚至比鐵盜部長劉志軍被判死緩引起的反應還要大,畢竟能猜出後者結果的人要多得多。劉志軍案宣判後,新華社的評論題目為《依法審判劉志軍昭示法治精神》,在轉到微博上之後,有這麼一條神回復:“總覺得這標題後面少一個‘病’字。”
   
   難道不是麼?受賄6000多萬、房產374套的劉志軍被判死緩,而些另外一些金額只有數百萬甚至數十萬的“清官”,被執行死刑的,多了去了。同樣是貪腐金額上億元的,蘇杭領導人姜人傑、許邁永、湖北省政府駐港澳辦主任金鑒培、撫順市國土資源局順城分局局長羅亞平,均被處死;中石化總經理兼黨組書記陳同海、大連證券董事長石雪、上海電氣總公司黨委書記王成明,則是死緩,海軍副司令員王守業死緩改成無期徒刑,長沙規劃局副局長顧湘陵一審無期,餘振東4.82億美元12年,公安部長陶駟駒貪污7億,免予起訴、留黨察看——這法律不是犯了精神病麼?
   
   有人說,如果嚴格執法,十八大恐怕沒有多少能來參加的了。同樣是腐敗,為什麼有的人死,有的人活,有的人還活得很滋潤,甚至混成了党和國家領導人?抓與不抓,輕判重判,死與不死,都毫無規律可尋,竊少者誅,竊多者為諸侯——這法律不是犯了精神病了麼?
   
   官員除了喜歡貪污受賄色情,還有的喜歡殺人。去年,穀開來因謀殺被判死緩;同樣是殺人或雇兇殺人,河南商水縣民政局副局長史洪海、廣東遂溪縣海洋與漁業局局長宣雄、江西安義縣縣長陳錦雲、北海社保局社保經辦中心副主任黃敏,被判死緩,而濟南人大主任段義和、河南副省長呂德彬、平頂山市政法委書記李長河等,卻是死刑立即執行。穀開來謀殺被判死緩,而正當防衛造成城管死亡的瀋陽攤販夏俊峰被判死刑、正當防衛的河南公民曹海鑫被判死刑並被槍斃。還有,一大批沒有犯罪的無辜公民被刑訊逼供後冤判死刑(滕興善、聶樹斌、呼格吉勒圖、甘錦華等等)——這法律不是犯了精神病麼? 非也。
   
   精神病,往往表現為大腦功能紊亂、歪曲客觀現實、心理活動異常、記憶、意志和行為等方面出現障礙。在劉志軍、穀開來和曾成傑等死刑案件表現出來的中國法律精神,屬於精神病麼?完全不是。不但不是精神病,反而能夠在複雜的情況下進行準確的判斷和精明的計算。
   
   二 極權社會的死刑
   
   談到死刑的政治,姑且把時間稍微往前推一點,推到“時間開始了”(胡風語)的中共建政元年。毛澤東團夥從槍桿子裡建立了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共產極權制度,以群眾運動為名來運動群眾,是極權政治的一項核心劇碼。“政治掛帥”,其他的都要服從政治鬥爭:無論是經濟、宗教、文藝、生育還是法律;這樣,死刑從一開始就成為革命政治的工具。無論是鎮壓反革命、屠殺地主運動的人頭滾滾,文革中“砸爛公檢法”之後的亂判亂殺,還是1983年嚴打運動中的濫用死刑,死刑都是一個籌碼,一盤大棋中的一步,政治武器庫中的一把兵刃,披著司法外衣的政治表演秀。
   
   鎮反運動初期,毛澤東、劉少奇和中央有過不少指示:“因以後鎮壓較多,如果每殺一人都要報導,在報紙上過多的宣傳殺人,亦恐產生副作用。”“如果血債重大、群眾要求處以死刑,並估計情況在處死之後比較不處死更為有利時,亦可處以死刑。”1951年後,毛顯然嫌各地殺人太慢太少,多次要求“大殺幾批”,2月間,根據毛的建議,中共中央專門召開會議討論了處決人犯的比例問題,“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毛明確指示上海的負責人:“上海是一個六百萬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萬餘人僅殺二百餘人的情況,我認為一九五一年內至少應當殺掉罪大的匪首、慣匪、惡霸、特務及會門頭子三千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應殺掉一千五百人左右。”公安部要求處決人犯要“行動猛、火力足”,各地暗中進行處決數位比賽。上海半年處決近2000人,有的城市一天處決數百人。福建省處決了人口的千分之二點四。全國範圍處決的人數,最保守的、中共自己的統計也有71.2萬之多。殺人殺紅了眼,冤殺錯殺無數。在死刑嚴重失控的情況下,毛又開腔了:“我有這樣一種想法,即可以超過千分之一,但不要超過得太多,……貴州人口一千萬已殺一萬三,省委要求再殺二萬二千至二萬五千,我們可以允許他們再殺一萬多一點,留下一萬多不殺,已經超過千分之二的比例。”
   
   在對反革命分子、地主的公審公判中,最能體現死刑的政治性:萬眾圍觀、群眾控訴、群情激奮、政治宣傳、電臺直播、遊街示眾、公開處決。加上政治表態、左傾競賽、死刑指標、私刑虐刑、錯殺無辜,這段時期的死刑史乃是無法無天的極權暴虐史。蘇共領導人布哈林被槍斃前高喊 “史達林萬歲”,這種事在北朝鮮和中國大量存在。死刑犯臨行前喊出“金正日萬歲!”或“毛主席萬歲!”,讓人聯想《1984》裡的溫斯頓被處死前寫下的“我熱愛老大哥……”這情節真是越想越恐怖。
   
   至於貪官的死刑,張子善、劉青山算是毛時代最有名的了,兩人貪污總計達171億6172萬元,換成現今人民幣,其實只有區區的171萬而已。在今天的官場,簡直是清官。但党幹部的人頭和其他中國人的人頭一樣,都得服從運動的需要。毛說,“只有處決他們,才能挽救20個、200個、2000個、20000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幹部。”實際上就是“借人頭一用”,大張旗鼓地殺了之後,給其年幼的孩子每個月發錢。
   
   至於政治犯、思想犯的死刑,當然更是政治性的了。在林昭的死刑判決書上,最前面是一段最高指示:“不管什麼地方出現反革命分子搗亂,就應當堅決消滅他。至死不變,願意帶著花崗岩頭腦去見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無關大局。”這份判決的製作單位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劉文輝、遇羅克、王申酉、馮元春、張志新、黎蓮、李九蓮、鐘海源、陸洪恩……這個名單太長,太長。像我們在《1984》裡看到的一樣,死刑是反抗者的宿命。但奧威爾沒有想像到,索要子彈費、割喉、虐屍、活摘器官、吃人肉等情節。1968年,湖南大庸縣年輕的女農民李啟順,因反對“三忠於”運動遭判死刑,而吉首縣當時沒有可以立即槍斃鎮壓的反革命分子,為教育群眾,故向大庸縣借了李啟順,遊街示眾後槍決。
   
   毛一死,高層以宮廷政變的方式秘密抓了“四人幫”等人(陳雲說:“下不為例”),卻以司法的形式對四人幫進行審判。交易和計算在法庭之外,卻通過司法技術:核心在於如何把主犯毛和黨中央的罪行轉嫁到一小撮陰謀家身上。黨必須是正確的,因此犯錯誤的一定是混在黨組織裡的反革命分子。這樣,黨每犯一次錯誤,就給自己爭取了一次糾正錯誤、重回正軌的光榮機會;這樣我們似乎明白黨如此熱衷於犯錯誤的原因了。最後江青、張春橋被判死緩,這恐怕是中共高官被判死緩的最有名的例子了。和鎮反不同,這次政治審判借用了更多更細緻的司法外衣。中國的“法律化”進程卻慢慢啟動了。
   
   然後就該說到“嚴打”。1983年嚴打,8個月內槍斃2.4萬人。公、檢、法聯合辦案,刑訊逼供、從快從重,捆繩掛牌、遊街示眾,公開行刑、恐怖血腥。為了完成指標,罪不至死者、罪刑輕微者被判死刑的,大量存在;完全無辜者被錯判死刑的案例,所在多有。朱德的孫子朱國華在此次嚴打中因流氓罪被槍斃,康克清同志批示:“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朱孫子犯的所謂流氓罪,無非就是泡妞多了一些而已。這只是因雞毛蒜皮的盜竊搶奪摳女而被冤判的無數案例之一,不過開國元首的後代被判死刑的事情,這可能是最後一次了。從群眾動員、“敵我”敘事、恐怖氣氛、踐踏程式、侵犯人權的程度來看,1983年“嚴打”可算是一場小型的“鎮反運動”,這種政治裹挾司法的運動此後多次興風作浪,全國範圍,最恐怖的是1999年之後的鎮壓法輪功運動;局部地區,最血腥的是薄王的“黑打”了。
   
   三 新極權的政治計算
   
   如果說,鎮反、土改、三反五反中的死刑,是極權主義初期狂熱運動式嗜血病,“嚴打”則是極權主義晚期運動治國式抽風病,那麼後來的針對巨貪巨富的審判(與不審判)、死刑(與非死刑),就是帶有社會主義偽市場經濟色彩的新極權體制的精確計算:準確判斷、精明交易、認真表演。
   
   毛死,極端的“政治掛帥”走到了盡頭,但這並不意味著不實行某種形式的政治中心主義。血雨腥風的階級鬥爭,讓位於官本位的經濟掠奪,官場鬥爭潛藏於“讓一部分權貴分子先富起來”的轉型戰略之下。至少在表面上,國家的法律化進程在繼續,恢復公檢法和律師制度、刑法和刑訴法出臺、1979年64號文(取消了黨委直接審批刑事案件的制度)、審判四人幫、82年憲法,都是邁向新治理方式的一些小步,雖然這離rule of law(法治)還有十萬八千里。在間歇性發作的嚴打之外,畢竟需要日常的法律治理來代替折騰群眾的高潮迭起的運動。
   
   有權者及其親朋好友嘗到了改革開放政策和缺乏民主法治的雙重甜頭:雙軌制、官倒、公權私用、官辦媒體、党管司法。腐敗問題立即成為執政者不得不面對的大問題。遏制腐敗是必需的:否則偉光正形象受損,民怨沸騰也許會帶來執政危機。而允許腐敗更是必需的:不腐敗誰願意給黨幹活呢?山西呂梁上水西村村支書王根平就講真話:“我不貪污,當官幹啥!?”89槍響之後更是如此。64開槍殺害市民學生實際上隱喻著緊急狀態下的死刑執行:軍人代替了法警,黑夜的廣場代替了白天的刑場,軍令代替了司法程式和判決書,開花彈和坦克代替了普通子彈,特定的死囚代替了不特定的被執行者,而對恐怖政治的效果的迷信(“殺二十萬人保二十年穩定”),是擴大版的對死刑威懾力的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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