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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邓胡赵!--一家之言

审视邓胡赵! 此文不知何人挥笔(请参考)
   引言
   任何一个历史事件,作为当时的新闻和作为过往的历史,其涵义是很不一样的。而对这样的事件作政治的观察和文化的审视,其方式也是很不相同的。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一案过去十五年之际,假如依然还在弄清真相和追究责任,还停留于抗议和控诉,那么不仅悲剧当事者的代价白付,这场悲剧的幸存者也全都白活了。在悲剧发生的当口,平心静气的审视显然是不可能的。但当悲剧成为仿佛发生在戏剧舞台上的往事之后,没有平心静气的审视,乃是奇怪的。此文作为一个探讨,有抛砖引玉之意。但无论就当事人还是就旁观者的角度而言,这都并不表示什么开始,而是意味着某种了结。
   邓小平的悲剧:十年和一天的比重
   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历史,是以二个人的名字,即毛泽东和邓小平,为标记的。虽然这二个人属于同一个政党的领袖,但他们所象征的历史内涵,却很不一样;其领导的政党所扮演的历史角色,也大相庭径。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虽然已经执政,骨子里却依然停留在革命党阶段。该党真正变成执政党,是从邓小平时代开始的。毛泽东终其一生都是个革命家,而邓小平最后存留于青史的,却是改革家形象。毛泽东时代是革命时代,邓小平时代是改革时代。同样二个共产党人,背后的历史承接很不相同。在毛泽东身后站着的是孙中山、洪秀全,而沿着邓小平形象上溯,却是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的历史人物。

   明白了邓小平的历史定位,就可以知道他给中国带来的变化,与其说是开创性的,不如说是回归性的。自一八四零年以后的中国晚近历史,基本上沿着两条轨迹演变;一条是革命,一条是改革。从洪秀全到孙中山再到毛泽东,是一次又一次的革命;而从曾国藩、李鸿章到邓小平,则是历史上两次改革的先后承继。
   历史从来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即便其人是个划时代的历史人物。早年崇拜曾国藩的毛泽东,最后走上了一条与曾国藩功业完全相反的革命道路。而追随毛泽东闹革命的邓小平,最后却成了曾国藩式的改革家。在如此变化无常的历史面前,无论持什么样的史学立场,都不能诉诸简单的是非划分,不能以善恶判断求个痛快。
   历史也不是在某种固定的观念中造就的,而是在微妙的变化中形成的。假如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之后撒手人寰,那么以后的中国历史就会全然不同。倘若邓小平像刘少奇一样,在文革中被彻底清除,那么中国的改革如何起步,会是个很大的疑问。无论从正面的意义,还是从负面的意义上说,邓小平的建功立业机会,都得益于毛泽东。是毛泽东提拔了邓小平,也是毛泽东在文革当中手下留情,暗中留用,没有让邓小平成为刘少奇的陪葬。又是毛泽东留下的历史教训,使邓小平在毛泽东过世之后,义无反顾地力主改革,至死不渝地坚持改革。
   从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这样的转折不仅是邓小平本人的切身体味促成的,也是无数中国民众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换来的。完成这么一个转变,对邓小平来说不容易,对全体中国民众来说,也很不容易。因为在毛泽东的成功背后,蛰伏着几千年的历史传统。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当然,还有从刘邦到朱元璋,还有从洪秀全到孙中山。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么延袭下来的。邓小平的改革,面对的与其说是毛泽东的革命,不如说是几千年的专制传统,其中包括以革命的名义做成的专制。
   这个专制传统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世袭制。从毛泽东晚年起用妻子,起用侄子,起用自己身边的女人等等,可以想见,假如他的长子不在朝鲜战场上殉难,那么成为接班人的可能是很大的。几千年来,没有一个开国君主不把江山传给儿子。就是跟毛泽东同时代的其他政治领袖,也都如此效法。比如,台湾的蒋介石,北韩的金日成,就连新加坡的李光耀也不例外。毛泽东,蒋介石,金日成和李光耀,彼此之间的政治倾向可谓风马牛不相及,可是他们做出的继位选择,却如出一辙。专制文化不仅是沿袭的,还具有很大的覆盖性。
   邓小平结束了这样的承传。他让自己的孩子们去经商,以此断绝了让他们继位的可能。1989年,当人们以非常激烈的言词指责邓家孩子如何赚钱的时候,很少有人留意到,邓家孩子的经商意味着世袭制的结束。那年,人们在指责邓家孩子的同时,热烈地赞扬毛泽东把儿子送到朝鲜战场。那样的赞扬声中,潜伏着一种传统的集体无意识。试问,假如毛泽东的儿子没有殉难,假如毛泽东把身后的最高权力交给了自己的儿子,中国民众会像反对邓家孩子经商那样激烈反对么?他们很可能山呼万岁。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样的疑问也意味着一种文化上的差异。因为皇权是没有公平和平等而言的,但商业文明却由于等价交换的原则,与公平和平等紧紧相连。邓小平废除世袭制的时候,他看到的仅仅是以往的历史传统被结束了。他没有意识到,他同时也把自己连同自己的孩子,送进了另一种文明体系里。在那样的文明体系里,人们要求的不仅是没有世袭制,还要求机会均等,要求买卖公平,要求人与人之间平等。假如邓小平真正置身商业文明之中,那么就不会对平等的诉求感到不适。但问题在于,他是在一种传统之中结束因袭的传统。因此,对于过去,他颇有理由为自己感到骄傲;可是一面对未来,他马上变得茫然,变得焦燥不安。
   邓小平所献身的那场革命,本来是从民主的诉求起步的。然而,谁也不曾料想,革命的结果,却是把权力推回到了传统的皇权结构里。这样的复辟,到了文化大革命年代,鲜明到了人人皆知的地步。这在邓小平更是体会深切。因此,邓小平一旦权力在手,就有意识地努力把权力从皇权结构中解放出来。他的方式是,废除家长制,实行集体领导。他的这个努力,与废除世袭制一样,既是对传统的扬弃,又将这种扬弃诉诸了极其传统的方式。这是一个悖论,以家长制的权力方式结束家长制的权力传统。
   以这样的悖论方式行事,在邓小平无疑是出于无奈,并且是一种空前的冒险。与这样的冒险相比,孙中山组织的所有暴动,都不过像是一场场儿戏。政治改革所承担的风险,远比暴动意味深长,也远比暴动惊心动魄。邓小平是知道自己身处险境的。要不然,他不会那么小心翼翼,不会不断地以坚持基本原则一类的方式,平衡各种关系和各种势力。假如以从二维到三维作奇妙演变的爱舍尔绘画作比方,邓小平就像是在二维和三维之间挣扎着的那条龙。
   邓小平的悲剧,在于这个悖论的难以解脱。邓小平悲剧的秘密,也在于这个悖论的无可摆脱。无论作为一个政治家,还是作为一个改革家,邓小平都是出类拔萃的。但邓小平以悖论的方式解决历史的传统,结局只能是悲剧。以家长制的方式结束家长制,其内涵当然是,以专制的权力结束专制。这在孙中山、蒋介石,叫做从军政到训政最后到宪政。这在毛泽东,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他们谁也没有成功。相比之下,邓小平还至少做到了退休。
   对于专制的权力传统来说,邓小平的断然退休,其实比强调集体领导更具解构力。因为专制的权力,在历史上只有被迫退位,从来没有主动退休,从来不会主动退休。虽然邓小平的退休,以巨大的代价为前提。但由于邓小平的以身作则,中国执政党最高权力的退休,从此成为一种制度。退休制度,比集体领导更为有效地使专制的冰山开始融解。西方的民主政治像个游乐场,而中国式的专制政治却像一台绞肉机,任何进入者,都不得退出,直到绞死为止。从绞肉机到游乐场的变换,无疑是个艰巨的过程,退休制度虽然只是跨出了第一步,却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因为这意味着,可以从政治游戏中退出,而不必非被绞死不可。
   不管邓小平的改革存有多少不足,不管邓小平本人应该承担多少责任,必须承认,邓小平为解构专制传统做出了他所能够做到的最大努力。当然,假如以苏联东欧的变化作参照,人们也许会说,邓小平做得很有限。但问题是,邓小平所置身的文化空间,与苏东截然不同。倘若硬要作横向比较,也许台湾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在文化背景上更为相近。
   就邓小平个人的困扰而言,毛泽东、尤其是毛泽东的话语,乃是他终其一生都难以摆脱的巨大阴影。邓小平的注重安邦治国和毛泽东的继续革命之间的分歧,早在五十年代就开始了。虽然当时在强调安邦治国和继续革命之间,直接跟毛泽东发生冲突的是彭德怀、张闻天,后来是刘少奇。邓小平通常以躲避和回避的方式,坚持自己的主张;但最后承担了以安邦治国否定继续革命的,还是邓小平。
   然而,与他的所有同僚一样,邓小平长期被毛泽东的话语所笼罩。毛泽东的话语,是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毛泽东的秘密所在。要说玩弄权术,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不知出过多少高手大家。唯有在话语上的本事,为毛泽东所独拥。当年,邓小平借用“实践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讨论突破了毛泽东话语设下的重围,但并没有彻底解构毛式话语。邓小平的所谓不争论,不讨论,既是不想被毛语所囿,也是因为自己没有一套强大的话语,与毛泽东相抗衡。在话语上的乏力,是邓小平的一个致命伤。
   与毛泽东的能言善辨相比,邓小平敏于行却讷于言,说出来的话如同石头一样,既实在又生硬。毛泽东的革命,有着一整套革命的话语。邓小平的改革,却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始终说不出一套完整的改革话语。而且无独有偶,当年主持中兴的曾国藩,也同样的不善言辞,也同样的没给后人留下一整套改革话语。这样的遗憾所造成的一个历史后果,便是在中国大陆,仿佛只有革命或者造反是理直气壮的,而改革开放和安邦治国,却只能是不声不响的。
   自1979年重新返回中国政治舞台之后,到1989年遭遇“六四”学潮,邓小平的改革就像曾国藩的事功一样,始终是无言的。如此只做不说,固然颇有操作性;但一旦面对必须言说的时刻,邓小平却一开口就情绪冲动得像个病人一样。邓小平的只做不说,有时是十分有效的。比如他刚刚开始启动改革开放的时候,访问美国和向越南开战,都以只做不说的方式,把自己的政治主张悄悄地讨诸实施。包括后来的农村改革,也以只做不说的方式,成效着著。然而,十年之后,邓小平突然碰到了必须说话的一天,这个不善言辞的政治家,结果却用枪而不是用嘴,说出了他的原则和立场。
   有没有话语能力,有时是不重要的。比如,曾国藩向太平军宣战时写的那篇《讨粤匪檄文》,枯燥生硬,但这并不妨碍他日后成功地平定了太平天国。然而,有时话语能力的有无,却是至关重要的。且不说当年骆宾王写的那篇讨伐武则天的檄文,是如何把一场并无多大意义的战争说得理直气壮。假设没有一整套生动活泼,让中国民众喜闻乐见的话语,毛泽东的革命能否成功,很有疑问。当年闹革命的共产党,假如没有毛泽东的话语,不会那么充满活力,不会最后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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