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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博树:夭折的中国党内民主派“零九宣言”

夭折的中国党内民主派“零九宣言”
   
   作者:张博树
   (本文摘自拙作《改变中国:六四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潮》,该书即将由香港溯源书屋正式出版)
   

   2008年秋到2009年春,在朱厚泽的支持、参与下,我和其他朋友策划了《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12位老共产党人的反思》一书,用来纪念胡耀邦逝世及天安门民主运动20周年。我们邀请了李锐、胡绩伟、谢韬、何方、钟沛璋、辛子陵、林京耀、宋以敏、张显扬、杜光、王家典、周成启等12位人士作为作者,每人提供一篇文章,从各个侧面展开“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这个话题的讨论。该书2009年4月在香港首版发行时,《亚洲周刊》用10个版面做了集中报道,BBC也对我(作为该书主编)进行了专访,分两次播出。这可以说是中共党内民主派在海内外一次成功的“集体亮相”。
   但本来还有另一次更直接的“集体亮相”,但未能完成,或说完全走了样。事情是这样的:2008年10月12日,在北京顺风酒楼召集《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作者聚会、用餐时,李锐和胡绩伟提出在2009年元旦发表一个“宣言”,表达大家对推进中国政治改革的期待。老人们希望在座的“年轻点的同志”代为起草。我和另外一位年轻些的朋友责无旁贷地把这个活儿应了下来。
   半个月后,我拿出这个“宣言”的初稿,标题暂定为《关于切实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宪政中国的意见书》。全文约5000字,分13个部分,第一部分即提出:“90年代到进入新世纪以来,虽然中央在维持社会稳定方面做出极大努力,中国的经济也有了很大发展,但政治体制改革却被视为畏途,长期封冻。各级权力机关缺乏制约和监督的情况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越演越烈。权力与非法利益结盟造成权贵势力的疯长,贫富矛盾、官民矛盾凸显,如今已对党执政的合法性构成严重威胁。所有这些告诉我们: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回避了!那么什么是具有实质意义的政治体制改革?我们认为,由我们党自己终结这个一党专权的制度,与全民共同努力,建设一个名副其实的宪政民主国家,才是当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意见书(草稿)》就共产党执政理念的转换、逐步放开言论、放开结社、发展政党政治、推进选举制度改革、逐步实现司法独立、把解决六四问题提上日程、为胡耀邦赵紫阳两位总书记正名、纠正在镇压法轮功问题上的错误、军队国家化以及修改宪法等方面进行了全面阐述。作为起草者,我相信这个文本概括了这些“两头真”老共产党人们的真实想法和期待。
   但当我把这个文本拿给朱厚泽看时,他却摇了摇头,认为“未必通得过”。果然,我们去胡绩伟家把这个稿子请他过目时,老人家非常认真地做了修改,他认为稿子“主题不对”,主张只写那些中南海“可能接受、也可能改”的部分。后来,这个稿子在杜光那里做了第二次修改,仍然未能通过。再往后的事情我就不是很清楚了。只听说李锐委托别人又写了一稿,这个稿子最终以《零九上书》的形式在海外《争鸣》杂志发表,但该稿已经完全是另外一副摸样。《争鸣》特刊发“编者按”称:“本刊收到《关于克服经济困难开创改革新局面的建议》文本,是李锐等老共产党员给胡锦涛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上书。还有一批老共产党员没有签名,认为上书精神有违‘两头真’。本刊发表这份上书,意在引起评议、争论。在反民主、反普世价值的歪风冲击下,推动中国的思想前进是不可推卸的责任。”据我所知,即便在这份“上书”上签了名的人,有些也并非出于本心,甚至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代签的。
   这件事情似乎说明了,即便是这样一批民主认知已经相对清晰的老共产党人,对于以集体宣言的形式更为彻底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仍然充满了顾虑与忌惮。在这方面,他们好像还没有马宾那样的毛左派共产党人勇敢。如果党内民主派老人们思想再“解放”些,这个“零九宣言”本来是可以和张祖桦、刘晓波倡导起草并公开发布的《零八宪章》交相辉映、同时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这是转型中国的遗憾。
   
   
   
   附录一:
   关于切实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宪政中国的意见书(代拟稿)
   
   
   一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对推动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有重大意义。这一点,已为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所证明。但我们没有适时推进同样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反而形成新的个人专权,压制党内不同意见,压制民间的民主化要求,最终导致六四天安门悲剧事件的发生。这是又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90年代到进入新世纪以来,虽然中央在维持社会稳定方面做出极大努力,中国的经济也有了很大发展,但政治体制改革却被视为畏途,长期封冻。各级权力机关缺乏制约和监督的情况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越演越烈。权力与非法利益结盟造成权贵势力的疯长,贫富矛盾、官民矛盾凸显,如今已对党执政的合法性构成严重威胁。
   所有这些告诉我们: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回避了!
   那么什么是具有实质意义的政治体制改革?我们认为,由我们党自己终结这个一党专权的制度,与全民共同努力,建设一个名副其实的宪政民主国家,才是当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
   
   
   二
   
   自己动手终结自己创造的体制,前提是要完成执政理念的转换。作为老共产党员,我们当然深知做到这一点的艰难。我们这个党长期尊奉列宁的建党理论,自命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夺取政权后不愿意与其他政党分享权力。抗战期间,我们曾有力地批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后来我们却搞了比国民党厉害得多的一党专政。
   一党专政逻辑上的根据只能是把社会人群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党则作为“统治阶级”(工人阶级)的代表行使执政权。而今,我们党已经事实上放弃了阶级斗争的逻辑,而把自己定位于全民的代表和公共权力的执行者。既然如此,一党专政已经丧失了它的逻辑上的根据。我们没有理由宣称自己永远拥有执政权,这种权力只能来自体现其真实意愿的亿万选民的定期授予。
   从实践方面看,任何没有监督和制约的权力都难免走向腐败、堕落。各国宪政建设的经验早已证明,只有权力可替换,才是对权力最有效的监督!这个道理,我们的几代领导人迟迟不愿意接受,有很复杂的原因,这里不去细论;但历史已经走到今天,时代要求今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不能再对此视而不见。是改变我们的执政理念的时候了!
   近几年来,中央领导陆续提出“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等治国方针,比之30年前的“四个坚持”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但要真正落实这些善良的愿望,前提是不能再走一党专政的老路。我们的领导人在许多场合已经公开承认了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诸多人类普世价值,为什么不敢畅言中国共产党有勇气推进宪政民主,允许乃至鼓励反对党的存在,在多党和平竞争的框架内接受选民的挑选?我们这个年龄的老共产党人当年参加革命,就是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专制统治,为什么共产党今天还要坚持这些违背历史潮流的东西?我们党总是讲,除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党并没有任何私利可图。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用行动证明共产党“打天下”并不是为了自己永远“坐天下”,应该把自己定位于一个现代民主政党的角色,与其他政党平等竞争执政权。
   如今,台湾已经成功实现民主转型,当年执政的国民党和蒋经国对此功不可没。民进党曾经战胜国民党执掌台湾的公共权力。经过一轮政党轮替,国民党再次回到执政舞台,民进党重回在野监督的角色。这一切在宪政民主体制下都是正常的。台湾发生的变化足以令我们深思。在改变自身定位、推动社会转型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应该视中国国民党人为自己学习的榜样!
   
   
   三
   
   建设宪政民主体制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创造条件。我们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放开言论,鼓励人们就国家大政方针和各类公共事务、公共事件发表意见,要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
   这些年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党的各级宣传部门在控制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发挥了很恶劣的作用。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中宣部作为党的宣传机构不能在国家政权之上或之外对意识形态和文化事业横加干涉、实施控制,法律并没有赋予党的宣传部门这样的权力。
   公共传媒是社会公器,是实现公民知情权、表达权和对各级权力部门实施监督的有力武器。必须保障公共传媒的独立性并用立法形式予以保证。上个世纪80年代,有关部门曾启动中国新闻出版法规的起草工作,可惜后来夭折。我们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有关部门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的时候重新启动《中国新闻法》和《中国出版法》的起草、审议工作,使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获得更有效、更具体的法律保障。
   
   
   四
   
   结社自由是民主社会的另一要件。我们要建设宪政中国,就必须改变党控制一切的传统思维,允许、鼓励公民成立各种政治性或非政治性团体。
   这些年来,中国各地民间自发的非政府组织(NGO)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但受制于现存社团管理制度,很多NGO组织无法正式登记注册,合法开展活动。我们主张:民政部应修改目前的社团管理条例,变社团登记批准制为社团登记备案制。我们的政府是为公民服务的,政府没有任何权利以“管理”为名剥夺公民的结社自由。
   
   
   五
   
   要建设宪政中国,还要发展政党政治,鼓励各政党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问政、议政、参政。
   中国共产党在过去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统一战线框架内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传统,但建国后,这个传统逐渐变了味,变成了各民主党派都要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多党合作成了共产党一党专权的点缀。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
   我们主张:改变我党和现存8个民主党派“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共产党不再干预各民主党派的内部事务(包括领导人的产生、政纲的制定等),鼓励各民主党派提出独立政见。建议中共中央统战部在进行深入调查、与各民主党派真诚沟通的基础上,提出有关的改革时间表。
   我们还主张全国人大常委会认真参考各国宪政建设的经验,把制定政党法的工作列入议事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均有结社、组织政党的权利,这种权利应该通过立法予以保障。
   
   
   六
   
   选举制度是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45年,毛泽东在回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的提问时就指出:“‘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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