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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汪出狱(连载24)

一位藏族革命家 (连载24)
    —— 巴塘人平措汪杰的时代和政治生涯
    梅.戈尔斯坦、道帏喜饶、威廉.司本石初 著
    黄潇潇 译
    香港大學出版社

   
   五部分, 获释以后
   
    第二十三章,出獄
   没有人告诉我会去哪里。朝市中心开了大约一小时之后,我们进入 北京火车站,我看到我的孩子在等我。
   这是一个令人困惑混淆的时刻。我当时很呆滞。我不知道该如何解 释,但我似乎已经失去在情感上作出反应的能力。我认得我的孩子,但 我感觉不到快乐。见到我时他们哭了,但我无法回应他们的感情。因为 多年来强迫自己保持沉默,所以当我想说话时,我已经不能轻易讲出话 来,而且我还控制不住地流着口水。狱中的生活教会我对一切事情保持 怀疑,此刻我只觉得这可能又是一个骗局,他们想把我们都关进监狱。
   火车很快就来了,我们根本没什么时间讲话,只是匆匆讨论了一下 接下来的事情。孩子们得到的消息是,我将被带往四川,我们会一起 住进一栋曾属于国民党军官的漂亮别墅。政府希望我的全家都来陪我, 但孩子们觉得这可能是个让他们全部离开北京的阴谋,所以他们建议, 先让我的两个儿子彭京和平阳来陪我,等他们感觉安全以后,其他人再 来。他们向我解释这些事时,我处于恍惚中,只能不断用藏语说着「好, 好」。
   我跟两个儿子一同登上列车,同行的还有北京公安局的一些官员。 我不知道我们要去做什么,路途的第一段中,我很困惑,感觉无所适 从。我感觉被人从我熟知的世界中带到了另一个星球。多年来,我在单 独囚禁中度日,已经习惯了跟任何人都没有交流的日子。现在,我突然 之间就跟几百个转来转去、吵吵嚷嚷的乘客摩肩接踵。一时间,我觉得 自己就像是行尸走肉一般。
   终于,我稍微镇定了一些,但那只是让我开始了另一种担忧。我可 以更好地集中注意力并且更清晰地思考以后,便开始担忧,因为我意识
   到自己的政治状态仍不明确。虽然他们没有给我戴上手铐脚镣,但他们 也没说我已经自由。在火车站陪我一起上车的公安告诉我,我要去的是 四川省自贡县,就说了这么多。我想,如果我已经自由了,不是应该有 人来跟我握手告诉我这件事吗?我开始担心这是个骗局,我将被转去一 个比以前更糟糕的地方。我胃痛剧烈,无法入睡。彭京带来了一把吉 他,他们叫他弹给我听安慰我。他弹得很出色,但那些歌曲让我想起了 往日的欢乐时光,最终让我感觉更加难受。这很难理解。现在的我已经 结束了单独囚禁,显然重新获得人生,但我所感觉到的,却只有恐惧和 忧郁。
   我们抵达自贡县火车站后,当地官员把我们带去新的住所,也就是 两个破烂狭小的房间和一个厨房。一到这里,我儿子就说:「我们被骗 了,他们说我们会住进一栋漂亮的别墅,结果却把我们安置在这个破旧 的小棚屋里。」我的疑心更重了,也更沮丧。后来我知道,中央政府的政 策是在有严重「政治问题」的犯人获释后,把他们带去不可能让他们施展 影响力的地方,也就是说,不让他们住在大城市或主要干道附近。事后 想起来,被安置在这里应该是可以预料的事,但当时我却并不知道。
   抵达后的第二天,我们跟陪我前来的北京公安局的官员开了一次 会。在会上,他们正式宣布我已获释,递给我一份文件让我签字。尽 管我仍然处于有些茫然的状态中,但我能理解我读到的东西。我仔细阅 读文件,注意到上面说我入狱的理由是搞藏族独立,但没有写明这是指 1949年以前还是以后。文件中还说,虽然我的案例属于敌我矛盾,但他 们现在只把它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一个远远没那么严重的标签)。 上面还说我的薪水将是每月一百二十块,大约是我入狱前的一半。从现 在开始,自贡县人民政协将负责支付我薪水,这是一个由前政府精英和 党外人士组成的机构。文件中没说要让我在党内复职,或是会给我一个 重要职位。
   这意思就是说,虽然我已获释,但还没被宣告平反。读完这文件 后,我明白除了签字以外别无选择,但签字时,我在上面写道:「这些有
   
   
   关我情况的陈述不符合事实,我将向中共中央申述以纠正这些错误。」那 几位当地汉族官员明显很吃惊,他们得到的消息是我已经疯了,但显然 我也不是他们想象中那么「与现实脱节」。
   签字之后,他们给我一个盒子,里面装着逮捕我时没收的私人文 件。盒子里的东西包括信件、银行存折和照片。他们说这盒子里的就是 全部东西了,但我当场就知道不是这样。他们没有把索康写给我的西藏 简史还给我,盒子里也没有我在狱中写的任何东西。不过,我倒不觉得 生气;我其实觉得很幸运,因为我拿回了所有的照片。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适应再次与家人相处,以及生活在外面的世界 中。在我按他们的要求签完字、把私人物品拿回以后,我作为一个自由 人的生活就正式开始了,但我却没有感觉到真正的自由。虽然现在没有 看守,没有铁栏,晚上我也不会被锁在牢房中,但我很愤怒,因为我感 觉他们对我的错误指控依然存在。他们毫无必要地夺走了我的十八年人 生,我想让他们承认,这是个错误。
   我想,当时见到我的人一定都以为我疯了。如果有人说我当时不是 个人,他一定是错的,因为我还在呼吸,还能行走。但是,反过来,如 果有人说我是个人,那他是对的吗?我那时很糊涂,思维和言谈都很不 清楚。虽然我和两个儿子一起住,但是在情感上我感觉不到和他们的亲 近。他们对我说什么,或者问我什么,我都不感兴趣。我已经变成一个 很怪异的家伙。我不想再回到牢房中,但我感觉不知所措,仿佛生活在 一个怪诞陌生的世界里。
   有儿子陪我度过那段艰难时光是我的幸运。尽管那时我很冷漠,常 常表现得漠不关心,也不能理解他们,但他们带我去散步,不断跟我讲 话,设法引我与他们对谈。一开始,大部分时候我只是听他们讲我在狱 中时北京发生的事情。他们说,文革从1966年开始,在那期间,刘少奇 主席、彭德怀和贺龙元帅都被关进监狱,最后死在了狱中。我弟弟群培 来看我时,向我讲述了父亲如何在巴塘受尽折磨并最终去世的经过;他 还对我讲了我们的亲密战友刀登是如何在文革期间被逼自杀的。听到这
   
   
   些故事令我很震惊,但说来也怪,我同时也感觉安慰。在狱中与世隔绝 时,我以为自己的案子独一无二。听到刘少奇、两位元帅以及我的同志 的命运,我才意识到,自己不过是许多被错误控告并伤害的好干部之一。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要讲话都很困难。我只能讲几个词,就算这样 也很费力,而我很少能准确表达自己的感觉。(后来我知道,我的问题之 一是声带已经在监狱里的多年沉默中受损。)不过,一阵子以后,随着我 的情况有所好转,我开始问儿子们他们的母亲在哪里。每次我一问,他 们就会转移话题,表现得很不安。哪怕在我有些茫然的情况下,我仍能 感觉到他们在向我隐瞒什么事情,所以我就不停追问。最后,平阳告诉 我,她已经在文革中过世。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所有我身边曾经最 亲密的人── 我父亲、我母亲和我妻子,现在都不在了,我感觉到几乎 令人窒息的绝望。
   现在回想那段困难时光,我觉得除了儿子们不间断的照顾以外,还 有两件特别的事情,助我重新找回了平衡以及对生活的兴趣。第一件事 是写作。我在狱中精心创造的辩证法理论可以说保持了我的心智健全。 我曾经安慰自己说,总有一天,我会将我的研究成果作为礼物献给我的 父亲和亲戚。我甚至幻想着获释后立即给父亲发一份电报,骄傲地宣 称:「父亲,虽然我入狱多年,但我为您带来一份礼物,它将给藏人带来 荣耀。」因为狱方不准我保留那些记录有理论的纸张,以及有关推理过程 的笔记,所以我最大的担忧之一就是会忘记其中的关键想法。因此,我 设法记住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每天都在牢房中背诵我的研究成果,就像 诵佛经那样。抵达自贡后,我立即让儿子找来一些纸,写下了其中的主 要构思。完成这个任务后,我感觉仿佛卸下重担,因为我现在不可能丢 失或忘记这些结果了。
   另一件助我集中精力并重新振作的事,是我对自己的遭遇所感觉到 的强烈不公,以及希望获得平反昭雪的决心。我要党和政府承认他们的 错误,恢复我从前的地位。我儿子告诉我几个从前遭到整肃的领导向中 央政府提出申诉之后重获清白的例子。我的其他孩子从北京来看我时,
   
   
   我们也讨论了那里发生的变化,还有许多在文革中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人 成功申请平反的案例。子女的到来激起我为自己申诉的渴望。
   现在的问题是,下一步该怎么做。很显然,在自贡这么偏远的地 方很难有任何行动,我最好的机会就是设法去成都,从那里开始我的 申诉。怎么去却是个问题。我知道我不可能让监督我的官员把我调过 去。不过,幸运的是,在自贡呆了几个月以后,我和他们建立了良好的 关系。他们知道我没疯,甚至还间接向我儿子表示,他们觉得我可能真 是清白的。那时候,公众开始关注许多和我有类似遭遇的无辜人士。因 此,我希望由于这些地方官员喜欢并且信任我,他们或许会愿意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
   我去成都的计划很简单。因为我的双脚经常肿大,所以下一次复发 时,我去当地医院就医几次后,就告诉当地官员,我想去成都找那里的 医生看一看。我说会带一个儿子去(把另一个儿子留下,是因为担心如果 我说把两人都带上,他们可能会怀疑我打算逃走)。跟往常一样,他们没 有答复,但过了几天他们派来一辆车,把我们送去成都看医生。我后来 又去过几次,每次都小心地做到准时回来。接着,在又一次成都行中, 我和儿子决定在那里呆上一个月。当自贡方面什么也没说时,我决定更 大胆些,直接去北京提出申诉。我悄悄召来另一个儿子,一起登上开去 北京的列车。那是1979年2月。
   北京之行让我从很多方面恢复过来。我住在我孩子的公寓里,几乎 立即就有人来访,见到了我的老朋友。我见到了阿旺格桑,他在狱中度 过两年半,然后被送去一个四川的劳改施工队,在那里度过十六年。再 次见到老朋友让我很高兴,但听到他们的狱中遭遇也让我难过。我们党 里的每个人都毫无必要地受了许多苦,但我们也有很多相似的经历,对 彼此是一大帮助。我们讨论了我的案例。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受到这 种好运的鼓励,我写了一份申诉书,寄给新一届领导人邓小平、胡耀邦 和陈云等。
   
   
   几周过去了,没有音讯。在此期间,我继续与人交谈,见到了比过 去几十年见过更多的人。我同他们分享经历,了解过去二十年中发生的 事。接着,1979年3月下旬的一天,统战部民族局局长薛剑华来看我, 他对我说,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以中央政府客人的身份刚刚抵达北 京。「他说他必须见你,我觉得你应该跟他见个面,」薛说。「因为你现在 跟你的子女一起住,没有自己的房子,所以我们建议你跟他在民族饭店 见面,我们会给你安排一个房间。」我对他说,怎么安排都行。事实上, 我觉得能见到流亡政府里面像他这样重要的人物令我很高兴,我想知道 他们都好不好。第二天,薛剑华来告诉我,嘉乐顿珠坚持要到我住处来 见我(而不愿去民族饭店),所以我要在这里为他的到访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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