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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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三慧》批判

   《哲学三慧》批判

   余东海

   方東美先生《哲学三慧》一文,勾勒了希臘、歐洲、中國的智慧輪廓,析研三者的同异,不乏卓见,不够中肯,特异议如下,以商榷于方家,求教于高明。方先生说:

   

   “中国民族生命之特征可以老(兼指庄,汉以后道家趋入邪道,与老庄关系甚微)、孔(兼指孟荀,汉儒卑卑不足道,宋明学人非纯儒)、墨(简别墨)为代表。老显道之妙用,孔演易之元理,墨申爱之圣情。贯通老墨得中道厥为孔子。道、元、爱三者虽异而不隔”云。

   

   这段话看低孔子而过誉老、荀、墨了。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为六经之总编,集儒家之大成,应为中华文化和“中国民族生命之特征”第一代表,不能置于老子之后。

   

   孔子当然得中道,但孔子之中道,体现于六经,是贯通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而得,非“贯通老墨”而得也。老子之道、易之元理、爱之圣情当然不隔,但孔老与墨却相隔甚远,孔亦远高于老。老得易经之半,为儒家别子;墨出乎儒而反儒家反常道,为儒家逆子。别子犹可与佛教并列为中华文化两大辅统之一,逆子则自外乎中华精神矣。

   

   荀为儒门外道,亦不足以与孟并列。有儒友叙荀子卫道之功,建议从祀孔庙。东海曰: 荀子有功也有过,倡礼有功,论性有过;尊孔有功,非孟有过。从祀孔庙,或非所宜。荀子虽通外王之学,缺乏内圣之功,唯知习性易恶,不识本性至善,误导世人非浅,导出韩李法家,遗祸中华甚巨,流弊至今未已。又在《非十二子》中论“子思孟轲之罪”,如此妄言,非儒者所宜发也。

   

   “汉儒卑卑不足道,宋明学人非纯儒”此言对汉宋明儒都有失公道。西汉之儒重外王,重制度建设;东汉之儒重经学,重气节;宋明理学与孔孟之道一脉相承,朱熹集理学之大成,阳明为心学之宗师,何尝非纯儒哉。

   

   方先生说:

   

   “前稱中國慧體為交響和諧,蓋寓言也。實則中國宇宙太和之意境,大方無隅,大公無私,尚同無別,質礙都消,形跡不滯,天地為官,萬物成材,至人騁能,一體俱化,巧運不窮,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施於人群,盡屬精神之理序,頓顯空靈之妙用矣。”

   

   这段话所说的“中國宇宙太和之意境”,实即儒家文化精神。太和概念出自儒经《易经-乾卦》说:“保合大和,乃利贞。”朱熹本义说:“太和,阴阳会合冲和之气也。”就宇宙而言为太和,于人类而言即中和。《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但其中“尚同無別”说却属于墨子,很不中国。儒家尚同是尚大同。即使大同,也是建立在“和而不同”基础上的。太和意境,太平境界,应是“尚同有別”。

   有别无别,一字之别,差之千里。

   

   儒家仁爱无疆而有差等,所谓“仁以合同,礼以别异”,合同就是求同,将共性和共同点和合在一起;别异就是把不同区别开来,这是礼制的作用。《礼记•礼运》说:“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孙希旦集解:“嫌者,事之淆杂,礼以别之,而嫌者辨矣。”

   

   即使到了大同太平世,“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人类仍然有同有异,需要求同存异,故缺不了礼,有礼必有别。“尚同無別”非中国精神,与太和意境不兼容。

   

   方先生接着说:

   

   “中國歷代聖王明君,建國治人,立政教眾,必尚中和。自唐堯以降,內之平章百姓,外之協和萬邦,皆以允執厥中,保合大和,順天應人之道本為矩矱。易所垂誡,詩所歌詠,書所詔誥,禮所敷陳,以及春秋之訓示,諸子之闡述,莫不以中和建國者為盛德,其故蓋可知矣。”

   

   这段话所说的就是儒家文化和政治的特征,所说的易诗书礼春秋都是儒家经典,当然“莫不以中和建國者為盛德”,至于“諸子之闡述”则未必然。比如老子墨子,就不推崇易诗书礼春秋诸经;荀子教出来的韩李法家,更是背道而驰,背“中和建國”之正道而驰,法家所建之国,反儒家,反中和,反中华,极权暴政,邪恶不堪。

   

   方先生对古代中华的文明性认识不足,对历代儒家政治和儒家群体评价过低。他说:

   

   “中國古代為貴族封建社會,民族智慧寄託於六藝,然六藝皆帝王經世之道,其要用只在出治佐治,獨為士大夫階級所專有,庶民不得與焉。坐是之故,學術寄於官府,文化託於少數”云。

   

   又说:“哲學智慧之啟迪,本屬天才分內事。但在中國古代,貴族藏守學術,秦漢以後,博士壟斷學術,是以多數民族天才或因失學而昏盲,或因趨利而滅智,不能專心致志,尋求真理,即有杰特學人,傾心真理,又多忸於慣例,姝姝媛媛,抱持師說,謬襲經生習法,短釘瑣屑,不圖依據邏輯原理建立精審方法。”

   

   “哲學智慧之啟迪,本屬天才分內事”,当然难以普及大众,非不愿也,固不能也。如此,“學術寄於官府,文化託於少數”就是正常现象。“貴族藏守學術”,是为学术负责;“博士壟斷學術”,并非恶意垄断,都是文化责任使然。“庶民不得與”,是学识智慧问题,并非剥夺了庶民文化教育的权利,隔绝了庶民政治上升的渠道。

   

   自尧舜至明清,历代儒家群体中,正人君子无数,圣贤大儒辈出,作为民族天才、杰特學人和中國哲學家,他们绝不像方先生所说的那样不堪。

   

   方先生说:

   

   “中國哲學家之思想向來寄於藝術想像,託於道德修養,只圖引歸身心,自家受用,時或不免趨於藝術誕妄之說,囿於倫理錮蔽之習,晦昧隱曲,偏私隨之。”

   

   作为中國哲學家的正宗,儒家的表现恰恰相反。大学八条目将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打成一片,最富有道德精神、政治精神和科学精神,要求自立立人,自达达人。方先生的这番描述,只适合用在一些非儒家的隐士和艺术家身上。

   

   方先生说“民族智慧寄託於六藝”(六艺即六经,是儒家经典),而不说寄托于诸子百家,可见方先生并非不明白中华民族智慧的核心所在,却又将老子放在孔子之前,将老墨与孔子并列为民族智慧的代表,岂非自相矛盾?2014-11-10

   首发儒家网

(2015/05/2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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