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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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政治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底盘

   极权政治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底盘

   余东海

   极权不是飞来峰,不可能凭空而降,悬空稳住,极权主义政治及制度要成功并稳住,必有其文化依据和社会底盘。

   

   邪说,邪文化,邪知邪见,一套错误颠倒而又能自圆其说的极权主义思想体系,是极权政治的文化背景和依托。如秦王朝依托法家,洪杨帮依托拜上帝教,希特勒依托纳粹主义,前苏联和各国马家帮依托马列主义。

   

   这种文化依托,也是极权的精神支柱,是它们借以蛊惑人心、煽动人民、欺世盗名的重要工具。没有思想理论支持和思想包装,暴力恶势力和极权主义就无法说服别人甚至无法说服自己,就成不了大气候。如果没有一套似是而非的主义,极权团伙就丧失了遮羞布,很容易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得而齿冷之脚踢之。

   

   各种极权政治制度模式也是以相应的文化为培养基的,是从相应的文化中养育引导出来的,秦王朝的君主极权制导自于法家,洪杨帮政教合一的教主制导自于拜上帝教,希特勒的党主极权制导自于纳粹主义,马家帮的党主极权制导自于马主义。

   

   有人说台湾与大陆“同文同种而制度不同”。其实两地文化更不同。那边是三民主义,颇为尊儒;这边是马主义,曾经极端反儒,而今有所更改,仍然有限。两边制度不同,正是两种文化不同所致。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如果说五四以后的中国是丧魂失魄,四九以后的中国则是外魔附身。而今马主义虽然魔力大减,但仍为文化主体,占据宪法地位,充当执政党的理论基础和学校的第一学科,其作用仍然不可低估。这是比没有灵魂更严重更可怕的。名不正则言不顺、事不成、民无所措手足,一切不可收拾。

   

   中国人的道德素质处于历史最低水平,这是事实,证据俯拾皆是。但要知道,这不是什么“民族劣根性”,并非中国人天生劣等,根本原因在于制度之恶,而制度之恶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之邪,高踞宪位的马文化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马主义把中国变成了马邦,把中国人变成了马邦人。反过来,马邦人又最适合马家极权的统治。经过马主义唯物论的异化和党主制的恶化,很多人早已愚劣不堪似人非人,有人之形但无人心人性和人格尊严。

   

   极权主义要成功并稳定,除了配套的文化背景,还需要相当数量国民的支持,愚民刁民暴民共同组成其社会基础。邪说、恶制和“三民”是极权政治三要素。利用邪说进行大规模洗脑,煽动民众支持参与,奠实社会底盘,这是恶势力要成长壮大并取得政权的必须。洗脑,就是洗去常情常识常理,让大量人民丧失基本的辨别能力,眼瞎心盲,以邪为正,以恶为善,认贼作父,认父为贼。

   

   当越来越多的国民把仁义道德当成吃人的东西,把马列主义视为真理,当大量国民是非不分善恶不明神魂颠倒,他们被奴役被草菅的命运就历史性地注定了。热衷诈力而被诈力,拥护极权而被奴役,崇拜魔鬼而被鬼击,天经地义,天公地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此之谓也。

   

   这么说并非为极权卸责,更非卸责于民众,而是对客观事实的揭示。孟子说:“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然后人毁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并非为侮人、毁家、伐国的外来势力辩护,而是实事求是的提醒和警告。

   

   西哲说,道德是文明的核心;东海曰,仁义为良制奠基。没有一定的文化道德奠基,礼制固然不可能,民主也难以建成。国民物化、社会恶化到一定程度,任何好制度都会丧失立足之地。五四掀起的倒孔反儒的文化狂潮和历史逆流,让民主自由追求成空,让马家乘虚而入,如鱼得水。

   

   在现中国,马主义、党主制(包括公有制)和恶社会堪称极权三柱,共同支起极权大厦。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提升民德民智,改造社会之恶,是驱逐极权和建设良制的必要前提,而儒家的文化正理、政治正义和道德正道,正是启蒙国民、提升民德、重塑社会的利器。

   

   至今为止,中国文化和政治依然背儒而驰,唯习近平有所尊儒,可谓异数和破天荒。无论其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都为儒家复兴和中华重建创造了一定条件,这是我对习近平有所尊重和支持的主要原因。

   

   东海专访《我为什么支持习近平》受到一些旧新朋雨的严厉批评,但我还是要提醒:应该反对马家帮,可以反对习近平,但不应该反对习近平的尊儒言行和努力。习近平尊儒不是不行,而是不够,远远不足以儒化政治和社会,不足以让中国从极权主义和物质主义的丛林中摆脱出来。2014-11-9

   首发于2014年11月13日北春

(2015/05/2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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