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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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凯:抹不掉的毕福剑话题——专制性分裂人格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5/4/2015
   
   
   
   作者: 黄玉凯

   
   央视主持人毕福剑与友人聚餐时一句“毛泽东这个老×养的可把我们害苦了”,引发了毛左的文革大批判情怀,也引发了国人续接“真理标准大讨论”,成为中共意识形态危机的一次戏剧化的集中体现。中共喉舌中的宣传骨干们具有两套话语体系,正说明体制内更知道那些“正能量”的谎言都是蒙骗臣民的。毕福剑话题让全社会再一次反思中共造神的教训,反思中共意识形态造成的文化扭曲和人格分裂,也促进那些毛左、水军、五毛党和自干五们开始良心自救,在反思中分清是非、弃恶从善,从中也折射出社会主流价值观和主流民意的转换,及体制面对政治资源和民心尽失而无可奈何的尴尬。制度性的分裂人格导致正常人具有两套思维方式和两套话语体系;“双面人”绝对不是有些网友所说的民族劣根性,而是体制劣根性,是中共意识形态与现实严重脱节造成的。
   
   
    网上传说毕福剑已“被辞职”,他从“党的喉舌”里爬了出来,脱掉了他曾经深深热爱的“大裤衩子”,永远离开了两性生殖器造型的央视大楼。一句“毛泽东这个老×养的可把我们害苦了”,引发毛左的文革大批判情怀,也引发国人续接“真理标准大讨论”,成为中共意识形态危机的一次戏剧化的集中体现。中共喉舌中的宣传骨干们具有两套话语体系,正说明体制内更知道那些“正能量”的谎言都是蒙骗臣民的。《环球时报》说的没有错,毕福剑话题确实是“变味了”,它让全社会再一次反思中共造神的教训,反思中共意识形态造成的文化扭曲和人格分裂,也促进那些毛左、水军和五毛党开始良心自救,在反思中分清是非、弃恶从善,从中也折射出社会主流价值观和主流民意的转换,及体制面对政治资源和民心尽失而无可奈何的尴尬。
   
   
   离开“大裤衩子”,会丢掉很多体制内的好处,但对毕福剑来说,未必是坏事和倒霉,客观上他取得了中国民主启蒙家的地位,使皇帝露出“其实什么也没穿”的光屁股,促进了中共意识形态的瓦解,起到了“敌对势力”起不到的作用。更重要的好处是,他个人获得了解脱,再也不用做“两面人”,再也不用遭受说荒话时的良心折磨和道义鞭挞,虽然在经济上损失重大,但比起郭振玺、芮成钢等同事的牢狱之灾,他是幸运者,辞职后可以在家拍一部纪录片《穹顶之下的毛霾》。
   
   
   
   毕福剑完成了把毛泽东拉下神坛的启蒙使命,他的被辞职既解决了“通奸党”左右为难的问题,也除掉了“大裤衩子”新领导公布调查结果的难言之隐,最终体现了“谁砸共产党的锅就砸谁的饭碗”的中央精神和习近平高超的“政治智慧”。从此,中共喉舌媒体会把毕福剑作为敏感词,毕的形象会从中国的电视屏幕上抹掉,但抹不掉的是这个事件留下的沉重话题——“专制性分裂人格”。
   
   
   
   一、专制性分裂人格是怎么炼成的?
   
   
   
   人格分裂症,医学名词,是人格障碍的一种,是指性格的多重性,即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双重人格。它的主要特征是患者将引起他内在心里痛苦的意识活动或记忆,从整个精神层面解离开来,以保护自己,但也因此丧失其自我的整体性。此类患者敏感多疑,妄自尊大,又极易产生羞愧感和耻辱感,多有抑郁症。
   
   
   
   王霄先生在《简论中国人的专制人格》一文中写道:“专制人格是专制政治的必然反映,是一种双重人格和分裂人格。”毕福剑是全国红军小学的形象大师,他在台上总是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每一句台词都是“正能量”的,在他的“星光大道”节目里有很多颂扬毛泽东的红歌,他亲自发现和推荐的阿宝就是唱“东方红”走红的。毕福剑生活在两套话语体系中,的确是一个“双面人”,但他的人格分裂不是病理性的,而是制度性的。制度性的分裂人格导致正常人具有两套思维方式和两套话语体系;“双面人”绝对不是有些网友所说的民族劣根性,而是体制劣根性,是中共意识形态与现实严重脱节造成的。
   
   
   
   1、专制化的教育养成分裂人格
   
   
   
   中共建政后所建立的苏联模式,加重了中国古已有之的专制化教育,就是“按照一定的目的和要求,对受教育者的德育、智育、体育诸方面施以影响的一种有计划的活动。”(《辞海》)。这种教育模式强调为政治服务,为统治阶级服务,因此必然采取种种政治化的训练手段,如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要听老师和班级干部的话,要统一思想步调一致,要追求政治进步(加入少先队、共青团、共产党)等等。中共无耻地把“热爱中国共产党”写进了小学生守则,无论这个党多么腐败,你也要热爱它,歌唱它,把它当成“亲爱的妈妈”。
   
   
   
   从小学到大学,都有思想政治课,这在民主社会是绝对行不通的,公民不允许政治干扰教育。奥巴马当上总统后,要到维吉尼亚州威克菲尔德高中发表演讲,教育部提前下通知,要求各中小学组织学生观看现场直播,并鼓励中小学生给总统写信讨论如何“帮助总统”。教育部的通知不仅遭到共和党人的大力抨击,而且还惹恼了家长。他们认为,总统是在利用这次机会宣传其政治议程,这超越了联邦政府对学校管理的界限。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领导人吉姆·格里尔发表声明:“作为四个孩子的父亲,我感到十分震惊,纳税人的钱被计划用来传播奥巴马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亚利桑那州学区总监何恩表示,这是一种崇拜式教育模式,而不是批判式教育理念,而批判式教育理念,是美国教育的核心价值。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白宫新闻发言人不得不澄清,奥巴马的演讲不是一次政治演讲,他将敦促学生努力学习,设立目标,避免退学以及减少辍学率。教育部还把“组织收看”改成“自愿收看”。把致信“帮助总统”改成“如何实现自己的近期和远期目标。”同样在中国香港,特区政府要在中小学设立国民教育课(思想政治课),50万人大游行迫使港府撤回了“国民教育课程指引”。
   
   
   
   英国作家阿尔杜斯赫胥黎的《自由教育论》指出,“如果你的目的是自由和民主,那么你就必须把获取自由的艺术以及独立自主的方法教给学生。如果你教他们的不是这些,而是一种非自由的训练,那么,他们就只能学会媚上欺下的勾当。”为此,他主张把教育变成学生的自主行为,而反对那种把教育当成一种训练,迫使〝教育者必须服从,必须听话〞。主张学生独立自主地进行思考,充分发挥“善于盘诘的自由的智慧”,反对那种对学生进行硬性的灌输和宣传。他强调说:“一定要让青少年具备一种抵御宣传的能力,否则他们很容易沦为任人宰割的鱼肉。”赫胥黎所说的宣传不仅包括那种宣传式的教育,还包括受政府所控制的“报纸、广播、影片所给我们的刺激。”他谆谆告诫青少年,这些宣传“是笑里藏着的刀,蜜口中含着的剑,是饵底的鱼钩,是图穷的匕首”。对于那种“泰山压顶式的训练”,他也深刻指出它“会使青少年产生一副黩武主义的头脑,形成一种对上专事顺从,对下专事凌暴的双重人格。”“这种对上毕恭毕敬,对下作威作福的人一旦成为大多数,就会让独裁者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从而强化其专制统治。”
   
   
   
   作为人类文明堡垒的大学,本来最应秉有思想自由、人格独立的特点。但是中国的大学不但成了思想的屠宰场,而且成了专制性分裂人格的训练营。清华大学毕业的蒋方舟,在百年校庆时《给清华大学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的同学们不是不关心政治,而是自动维护着政府——仿佛维护着自己将要继承的遗产。”“有时,我看着他们滔滔不绝地在课堂、在会场说些‘主流价值观’的话,心想:他们真相信这些,真可怕。过了一会儿,又打了个寒战:他们其实并不相信这些,那就更可怕了。”他们并不相信谎言,但北大的“他们”却加入了学校组织的“信息员”队伍,专司告密,举报老师讲课“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其中举报夏业良教授“恶毒攻击党和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嘲笑和歪曲中国梦”,导致夏业良被校方解聘。他们并不相信谎言,但多所大学的“他们”却向《辽宁日报》举报自己的老师“抹黑中国”。可怕的是,这些两面人走向社会后能干出什么样的事。《常识》作者托马斯·潘恩有名言:“一个人,如果极力宣扬他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那他就是做好了干任何坏事的准备。”
   
   
   
   训练式的教育模式追求服从、划一、歧视、惩罚,鼓励告密、效忠、欺骗、言行不一。在这种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必然思维僵化,理念腐朽,崇拜威权,循规蹈矩,追求权贵,陷害忠良,践踏同胞,蔑视道德,突破底线。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在研究生毕业典礼上代表教师致辞时,对学生提出的期望仅仅是不要陷害忠良,要做一个真实的人:“十年后,当你们当权了,男人们,你们要像男人,十年后,女生们当权了,你们要像女人!
   
   
   
   2、专制化的造假逼出分裂人格
   
   
   
   由于中共意识形态与现实是脱节的,决定了中国人的一生是造假的一生,从入幼儿园开始就要学习做“两面人”。小学校长要到班级听课,老师提前组织学生突击搞卫生,提前安排回答问题的学生背题,这本身就是教学生作假。小学生第一批加入少先队,家长为了孩子的自信心不受打击要给老师送礼。红领巾和“三道杠”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当班级干部,家长要跑官买官,孩子戴上“三道杠”后,就可以歧视和欺负戴两道杠和一道杠的同学。作家二月河在一次演讲中说,腐败已经渗透到小学校,一些小学生晋升班干部享受特权,可以免交作业。到了大学,入党和进学生会甚至期末考试都要给导员送礼,明码实价。造假成为大学的主流文化,就连外国总统访问中国到大学演讲学生提问时都是伪命题,哪些学生可以听演讲,可以提问,提什么样的问题,都是提前内定和训练好的。当年那个北大中文系94级的女生马楠向克林顿提问时痛斥美国人权状况的“恶劣”,她毕业后选择了到美国去留学,并嫁给了一个美国人。
   
   
   
   2015年3月2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署名深圳某小学老师的文章“班主任自曝劝小学生作假内幕”。在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公众满意度调查中,该小学为了完成政府领导布置的政治任务,为了让孩子们统一思想和认识,相关的模拟问卷早早印好。模拟问卷问了4个问题:你家离学校近吗?你们学校的校园环境好吗?你们学校实验室的条件好吗?你从学校图书馆借阅图书的次数多吗?学校要求孩子选择统一答案:很近、很好、很好、很多。填写答卷时,单纯的孩子们质问这位班主任:“调查问卷上写着要如实填写,但老师又不让我们如实填写,这不是要我们撒谎和作弊吗?”班主任当时无言以对。她在文章中忏悔道:“上课要诚实,考试要诚实,做作业要诚实,做人要诚实,做事要诚实……但是诚实只落实在墙壁上的宣传语里,只体现在课本的文章里,只发生在别人身上,流传在他人的故事里。要求诚实的妈妈上次为了家里的利益占了邻居阿姨的便宜,要求诚实的爸爸为了面子吃饭时对一桌子的亲戚撒了弥天大谎,如今要求诚实的老师,一旦面对真正的问题,就要求学生一起弄虚作假——难怪我们的孩子会人格分裂,他们怎么来进行判断和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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