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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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基督教在中国所面对的三个重大挑战)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3.民族主义的挑战
   
   从政治方面说,近代史以欧洲的众多“民族国家”的出现为标志。这些民族国家,突破了欧洲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各自为政,强调爱国,维护本民族利益,甚至不惜对邻国发动战争,征服弱小民族,开拓殖民地,以抢夺资源。基督教信奉的上帝是唯一的、普世的和超民族的。在建立和发展“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这样的普世基督教往往不能提供有效的意识形态来凝聚民族的团结力量,所以遭到民族主义政治势力的排斥。基督教徒必须回答其信仰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对于这个近现代民族主义潮流,基督教同样不能回避。对于曾经经受了欧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凌辱和侵略的民族来说,这个挑战就更加尖锐。作为民族的一份子同时又是基督徒,能否爱国?怎样爱国?怎样摆平爱国与信仰的关系?
   
   4.回应民族主义挑战的三种策略
   
   面对民族主义挑战,同样有三种不同的策略。可以完全拒绝民族主义,这是普世教会的策略;可以全面认同民族主义,这是国家教会的策略;也可以是保持张力地接纳民族主义,这是独立教会的策略。
   
   普世教会强调基督教信仰的普遍性、超民族性,认为在政治上参与民族国家的建立有背其绝对普遍的信仰。他们或者积极参与反对民族主义、或者放弃对于政治的参与以及同政府的合作。历史上的天主教会在这方面有一定的代表性,在欧洲近代史的早期,天主教会曾经竭力维护大一统的罗马帝国,强调信仰和制度的大公性(catholicity),反对并阻止民族国家的建立。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很多正在形成中的民族国家的政治势力,成为宗教改革的支持者。随后出现的各种基督教新教教派,脱离天主教会,同各自国家建立了较密切的关系。但也有不少新教教派坚持基督教信仰的普世性,反对民族主义,反对参与世俗的民族主义政治。比如,一些再洗礼派的信徒坚持其非暴力主义信仰,拒绝参加国家军队,拒绝参与战争。
   
   在那些同民族国家有较密切关系的教派中,很多得到国家的支持和保护,成为国家教会。最早的典型是英国国教,也称为“安立甘宗”或“圣公会”。这种国家教会完全认同其特定的民族主义,参与民族国家的建设,维护民族国家的世俗利益,因而也得到国家的扶持和特权。也有一些宗派,虽然没有国家教会的名义,但强调同民族国家的合作,把基督教信仰同爱国主义结合起来。这样的教会,相应地也会得到政府的保护。
   
   除了普世教会和国家教会外,还有一种独立教会的策略。作为独立教会,它既不完全接受民族主义,也不完全反对民族主义,而是在制度上同民族国家分离,在意识形态上同民族主义政治保持距离和联系,是一种保持张力的协作关系。有时批判,有时合作,既保持宗教信仰的独立性,又不放弃信徒作为公民的权利与义务,而在参与民族国家政治的同时,仍然维护宗教信仰的普遍性,以宗教信仰来超越民族界限。独立教会由于不是国家教会,所以就没有国家的特别支持和特权;由于不是极端的普世教会,所以也不至于受到国家在政治上的完全镇压。然,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治意识形态常常决定国家的总体宗教政策,并非想独立就能坚持独立。不过,现代国家的宪法都会做出政教分离的规定,即政府同宗教在组织上分离,国家不指定某个宗教或教派为拥有特权的国教,宗教组织也不在经济上和组织上依赖政府。更重要的是,教会和信徒的信仰本身也会影响这种策略的选择。坚持独立教会的策略,就既不是完全地顺从依附于政府,也不一味地反抗政府或完全不合作,而是本着信仰并且以普通公民的身份来参与国家政治。美国在政教分离这一点上可能做得比较恰当,没有哪个宗教或教派享有垄断权,所以各宗教或教派不得不在自由竞争中赢得信众。
   
   二、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
   
   上述的两个挑战以及回应策略在许多国家与地区均具有普遍性。然而,除了现代化和民族主义这两个普遍性挑战外,基督教在中国还面对其特有传统文化的挑战。而且这三种挑战常常是纠合在一起而且又不断变化,于是这种复杂性就更具有挑战性了。
   
   1.民族危机
   
   中国近现代史的主题一直是救国与强国。中国本来只有文化主义而没有民族主义,有天下意识而无国家意识。但是,首先强盛起来的欧美民族国家,以及随后跟上的日本民族国家,用他们的炮舰和火枪,胁迫、掠夺、瓜分中国。为了抵抗这些殖民主义的凌辱和侵略,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被唤醒。与此同时,民族的存亡又直接同现代化议题紧密联接在一起,没有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强盛和独立,没有物质上的富强中华民族的生存本身便成为问题。“五四运动”肇始于救亡图存和反抗帝国主义吁求,却打出了民主与科学的旗帜,致力于中国的现代化。所以,在中国,现代化和民族主义这两个普遍性潮流一开始便绞在一起,而且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的主旋律。与之相符的,就发展;与之相背的,就衰落。直到今天,国人仍然时常感到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强调的仍然是基本生存问题和物质上的富强。
   
   2.文化危机
   
   在现代化和救亡图存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严重打击,在很多方面甚至是摧毁性打击。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知识分子们开始了对于传统文化的大批判、大清理。不少人甚至倡导废除汉字。民族主义同反传统绞在一起。这种民族主义是一种不要文化传统的民族主义;抛弃传统是为了民族的生存。这看似矛盾的结合,主导了现代中国人的思维。虽然保守和复兴中华文化时不时地被人们提出来,申请号一时的社会思潮,但是占据思想界主流的一直是以现代化来反传统文化,而且经常是极端的反传统和极端民族主义相结合。
   
   不仅五四运动时是这样,在新中国,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超英赶美”(即成为现代化的强国),对于传统文化的清除则更加彻底。“破四旧,立四新”;砸烂文化古迹;批孔批儒;“同封建传统彻底决裂”等等。而导向八九民运的强劲思潮之一,是进一步地反传统文化。这以《河殇》为代表,它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神圣符号大加鞭挞。这些反传统运动,虽然是以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为指导的,但是共同的是都以民族的独立与富强为目的。民族主义、现代化和反传统文化绞绕在一起。
   
   3.文化更新与重建
   
   今天,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在世界上已经建立了稳固的独立地位。民族存亡的问题正在被民族文化的更新发展所代替。另一方面,中国社会正在迅速现代化,在物质发展方面日益强壮。在现代化已经取得巨大进展的今天,有越来越多人开始对于现代化和现代性本身做批判性反思。在这一个历史处境中,文化重建问题被提出来,成为很多人关心的课题。
   
   究竟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什么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正统?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早已是多种多样,而且争论不休。归纳起来,学者们所强调的有两大方面:有些人强调中国传统文化是正统教义(orthodoxy),而另外一些人强调正统(orthopraxy)。比如,儒学学者杜维明主张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儒家观念体系,它具有宗教特性;人类学家James Watson则认为真正使多元辽阔的中国社会统一的是统一的礼仪,婚丧礼仪上的一致让平民百姓认同中华文化的统一。历经多次运动,中国文化无论是在教义或价值观念方面,还是在礼仪方面都遭受了严重破坏,甚至是难以挽回的破坏。杜维明倡导复兴儒家文化,但是,不仅儒家经典需要做出新的解释和调整,而且,儒家所赖以传递的皇朝政府以及传统家族都在现代化过程中已经解体或正在解体。复兴儒学恐怕只能是几个学者的一厢情愿了。从五四到文革,儒家的“忠孝节义”、“三从四德”等伦理纳常同样受到一次比一次彻底的批判和抛弃。今天的中国人,还有多少人认真念过老人家经典四书五经?还有多少人安于遵守旧式的君臣长幼辈分秩序?同时,在礼仪方面,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瞄准的就是“吃人的礼教”,后来的“破四旧”,清除“封建迷信”,致使在中国大陆成长起来的人出现了中国传统礼仪上的断代。有多少年轻人和中年人还知道传统的祖先崇拜和婚丧礼仪?即使知道,有多少人还视之为神圣,愿意执行?也许在农村仍有一定的保留,但是,随着现代教育的进一步扩展和城市化,中国传统的“正统礼仪”恐怕是难以为继了。
   
   当然,既然是二千年的传统,老人家观念就不会完全消失,单凭惯性,就仍会延续很久。不过,失去了国家或政府的支持和保护,“正统”不再成为正统。家庭的教育功能越来越多地被其它社会机构所取代,“传统”难以系统地传下去。结果,老人家观念的延续就只好支离破碎、无意识、不自觉地靠惯性进行。这是今天的现实。
   
   三、基督教宣教事业在近现代中国的挫折:
   
   文化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基督教宣教事业在近现代中国遭受了重大挫折,很多时候是因为基督徒对于时代潮流缺少清醒的认识,或者虽然看到了潮流,但是却采取了不恰当的策略,未能适当地回应中国文化、现代性和民族主义的挑战。
   
   1.文化冲突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天主教传教士在明末清初到中国时,他们遇到了当时的中国文化问题。作为文明古国,中国既有儒道佛等多种哲学和宗教,也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礼仪系统。同样,作为发达的宗教,基督教也有系统的神学和礼仪。这两个价值观念和礼仪体系相遇时,谁来适应谁?谁要放弃什么?在礼仪上,拜祖和祭孔是主流中国人必须要估的。但中国人成了基督徒后是否还可以继续参与祖先崇拜和祭孔仪式?在翻译基督教术语时,可否采纳中国固有的术语,认为这些同基督教没有实质冲突。但另外一些传教士则以维持基督教信仰的纯洁性为由予以坚决反对。反对派赢得了罗马天主教教皇的支持,却惹恼了中国的大清皇帝。罗马教皇和大清皇帝的御令终于导致天主教传播的中断。“礼仪之争”以及“译名之争”突出表现了鸦民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
   
   不过,潮流是动荡的,时代是发展的。1960年代罗马天主教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强调基督教要进入各文化,而不是排斥文化。在此之前,罗马教皇已经改变了关于礼仪之争的御令。中国的天主教会开始容忍甚至主动吸收中国传统礼仪到天主教的敬拜礼仪当中。我在华盛顿的华人天主教会看到他们在庆祝中国新年时焚香设案,摆放牺牲供品,设坛祭祀中华列祖列宗以及个人的祖先。天主教会终于开放胸襟接纳中国传统文化了。但是,这却是违背时代潮流的策略,因为主流中国人这时已经抛弃了这些文化传统。过去定义中国人的正统礼仪今天已经失去了意义。在策略上,这是又一次的不便时宜的文化冲突。今天,天主教之所以在中国人中发展比基督教新教缓慢,这种策略上的失误恐怕是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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