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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民族主义与1920年代中国基督徒的身份问题

《基督教与民族主义》
   
   2015年发表
   
   

   第一卷第四章
   
   信耶稣的国民:民族主义与1920年代中国基督徒的身份问题
   
   
   
   谢选骏评论:
   
   本文写得翔实可信,视角中立,在基督教内外的冲突中,基本上没有偏袒护短。
   
   尤其这段叙述发人深省:1909年,《教务杂志》发表了一个留美基督徒学生的文章,可以作为这段议论之佐证。文中说,“爱国现在是我人生之旅的目标”,他“宁要没有基督教的中国,不要没有中国的基督教。如果基督教与中国不能并存,或者基督教不可避免扰乱或控制民族的生机,我们,至少我们大部分基督徒宁可不要它”。
   
   现在,一百多年过去了。
   
   我们知道,“宁要没有基督教的中国,不要没有中国的基督教”这种极端的两分法其实并不存在。
   
   如果基督教与中国可以并存。
   
   与基督教不能并存的,不是中国,而是陈腐,而是已经消亡的第二期中国文明意义上的中国。那样的中国已经消失,那压抑能够一个不要中国的基督教也已经消失。
   
   现在我们面临的和需要的,是一个与中国一体化的基督教,也是一个与基督教一体化的中国。
   
   现在的基督教,不仅不会扰乱或控制中国民族的生机,而且只会理顺和发扬中国民族的生机。因为现在的中国,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中国。
   
   回顾一百年前,“基督徒”与“中国人”截然两分的观念,其实也是有其对的一面;那就是看出了“第三期中国文明的人”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人”的截然两分。
   
   “宁要没有基督教的中国,不要没有中国的基督教。”——这样的时代一去不返了。
   
   在我看来,“教会对于民族和国家的责任”是毋庸置疑的;不仅如此,教会还应对这一责任、这一“对于民族和国家的责任”发挥领导作用。这种领导作用在欧洲历史上就是一目了然的。
   
   在抗击阿拉伯人、蒙古人入侵、土耳其人入侵的重大关头,基督教会都发挥了决定作用。毫不夸张地说,正是这种领导作用,使得欧洲基督避免了沦亡。而中国由于佛教的不抵抗主义的作祟,丧失了大片领土和人民给了穆斯林世界,竟然在中国内地形成了大片的回民飞地,而且先后亡国给了蒙古和满洲。
   
   ————————————————————————————
   吴义雄
   
   【摘要】近代以来,基督徒的身份一直是困扰中国基督教会的疑难问题。义和团运动后,民族主义在中国教会内部逐渐成长。五卅运动期间,中国基督徒积极参与反帝爱国运动,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身份认同。他们将自己的身份界定为“信耶稣的国民”,表明他们每个人既是基督徒,也是国民的一分子。这既是中国教会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主动适应社会环境的结果,也是其在建立本色教会过程中身份认同逐渐明确的体现。1920年代后期,基督徒群体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强调自己作为国民的责任和义务。但基督教会与政府之间关于教会学校的注册问题与国民党党化教育问题的争论表明,教会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紧张并未完全消除。
   
   
   
   【关键词】基督徒 五卅运动 民族主义 传教士
   
   
   
   近代以来,基督徒的身份一直是困扰中国基督教会的疑难问题。对基督徒来说,如何界定自己的身份,决定着他们如何看待和处理与国家及社会之间的关系;对国家政权和社会大众来说,如何看待基督徒的身份,则决定着他们对这一特殊群体的政策和态度。基督教传入中国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国家政权和社会公众看来,基督徒是否可以看作正常的民众,通常是值得怀疑的,有时则是需要加以断然否定的。而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下,基督徒群体自身对此问题的看法也是模糊不清的。这种状况造成了中国基督教史上的很多悲剧性事件。
   
   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历史新时代的开端,也标志着中国基督教史新纪元的开始。“宗教自由”的原则被写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基督徒都将之当做自己信仰的政治保障。民国初年,基督教事业进展甚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开始崭露头角。但是,新时代也给中国基督教会带来诸多挑战,其中,中国社会的民族主义潮流是最为严重的一个。在1920年代,民族主义对中国基督教的冲击,不仅来自1900年后开始酝酿并长期持续的全国性反基督教潮流,更重要的是来自中国基督徒内部的民族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在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后愈益彰显。本文将要讨论的是,中国基督徒如何在此背景下,通过参与民族主义运动来解决困扰他们已久的身份问题。
   
   
   一、民族主义潮流与五卅运动中的中国基督徒
   
   在义和团运动多年之后,基督教在新文化运动中再次成为攻击目标。基督徒谢扶雅认为,“近年唱非宗教的第一声,要算蔡元培氏1917年在北京神州学社所演讲的‘以美育代宗教论’”。五四运动引发了关于宗教问题的进一步讨论。1920年成立的“少年中国学社”曾通过一项决议,规定“凡有宗教信仰者不得加入本会”。由此引起了关于宗教问题的另一场辩论,一些著名学者纷纷就此发表演讲。陈独秀1920年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攻击基督教。有人认为,反宗教思想的主要背景是新文化运动,这一运动适时地挑起了“中国人对迄今因公众缺乏兴趣而未注意的宗教信仰的大规模的怀疑主义。它也使得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成为西方在华事业的有力挑战,而由传教士支持和促进的那些事业则正在其中”。
   
   1922年4月,“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届大会在北京举行,而反基督教的高潮也因之而起。在会议召开前的2月,有关人士在上海成立了一个“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反对这个会议的召开。随后,北京相应地出现了一个由学生组成的“非宗教大同盟”。谢扶雅认为,虽然此类运动可以被看做一种“泛反宗教运动”,但基督教则是其主要攻击目标,“泛反宗教运动”变成了“专反基督教运动”,“有主义,有组织,有宣传,声势颇大”。他认为反基督教运动的思想或意识形态的背景有三种:民族主义,反帝思想和儒、释、道三教的思想。实际上,具有这些背景的任何反基督教作者或演说者均可视为民族主义者,而反基督教运动则可视为1920年代民族主义运动的表现形式之一。
   
   中国基督徒在民族主义运动高涨的1920年代经历了一个困难时期。反基督教运动对教会造成了严重冲击。举例而言,1923年,美国北长老会华南传道团所属教会拥有信徒13569人,但此后数年,其人数持续下降,1924年为12161人,1925年又降为11950人,“沙基惨案”后的1926年再降为11310人,1927年剧降为7927人。短短4年的时间,流失了42%的信徒。在此情势下,中国基督徒不得不竭力寻找保护自己的事业免受攻击的途径。
   
   1925年夏天发生的悲惨事件,使中国基督教会获得改善与社会大众之间紧张关系的机会。他们利用这些事件,以民族主义的方式,证明自己及所信仰的宗教对国家和民族都是无害的。这段时间,在上海和广州相继发生了“五卅惨案”和“六二三惨案”。列强在租界射杀中国民众的暴行,引起了声势浩大的五卅运动。各城市的基督徒群体也迅速行动起来,做出激烈的回应。他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组织了各种团体,召集了无数的会议,不断发表通电,表达他们对死者的哀悼和尊敬,以及对于英、日、法帝国主义者的愤慨和蔑视。
   
   6月2日,上海基督徒组成“上海中华基督徒同盟”,通过了10项决议,包括:要求外国传教士持公义之立场;致函租界工部局,抗议其巡捕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要求北京政府和江苏省政府向列强政府提出抗议,等等。其他城市的基督徒也纷纷组织类似团体,支持抗议运动。6月22日,“北京中国信徒大会”发表通电,就沪案谴责英人暴行,进而要求废除外人在华特权,包括占据租界、租借地、治外法权与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等,实现中国与列强的平等,消除未来发生冲突的根由。这种要求与一般大众的要求也是相同的。他们的言论主要集中于两点:“直措沪案之违反基督教义,并说明不平等条约及中外感情为此次肇祸之远因”。在广州,6月25日,“六二三惨案”发生后两天,基督徒组成“广州基督徒救国大联合”。其章程规定,该组织的宗旨有二:“提倡废除各国对华一切不平等条约”;“促进本国基督教之事业,务以最短时间,由华人担负自治、自养、自传之完全责任”。
   
   基督徒还发表大量文章表示对牺牲者的哀悼和对帝国主义者的愤慨。著名学者洪煨莲为上海的死难者撰写了一段沉痛的祷文,可以作为他们言论的代表:
   
   上海杀气沉沉中间,有无辜死去的呼声。他们点点滴滴的红血在南京路无情的洋灰道上,都是替别人家流的。他们跑到捕房前边不是要谋他们自己的利益,也不是要报他们私家的冤仇。当凶狠的枪弹向他们的致命处放去时,他们自己的头颅胸臂替别人家挡子弹,把他们的生命,不自由地放在强权怒气的祭坛上。他们是该死的么?
   
   洪煨莲将上海的死难者看作反抗强权的英雄,而非外国人所称的“乱徒”,说“他们冤枉的呼声,已得到了全国的响应。帝国侵略的炮声隆隆也压灭不了这愈高愈大的呼声;神出鬼没的外交强辩也遮掩不了全世界的耳目。可见公道还没有死”。他谴责英国人枪杀无辜民众的暴行,预言他们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其沉痛的言辞,很贴近当时反帝运动的言论。另一位基督徒学者简又文在“六二三惨案”的次日发表了一篇言辞犀利的文章,谴责“帝国主义者在上海、汉口,昨更在广州,屠杀我们爱国同胞”,指出“此种兽类的野蛮的行为,乖违正义,大背人道,实与基督教教义根本不相容”。其他教会领袖也就这些事件发表文章或通电。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余日章发表了两封公开信,要求对这些惨案进行公正的调查。
   
   燕京大学的刘廷芳发表文章评论基督徒在五卅运动中的表现。他指出,百余年来教外人士一直怀疑中国基督徒的“国民性”,近年来参加非基督教运动者,“竟加以十分的诬枉”,但基督徒加入反帝运动的事实,证明他们并非“洋奴”、“卖国者”。他特别赞扬教会学校学生普遍加入反帝抗议运动的行动。他认为这证明了教会教育并未将这些青年的“国民性摧残了”,使他们“洋化奴化”,学生们没有因“受了教会及外人的补助学金,便为洋奴卖国贼”。总之,“我们可以肯定中国现在教会,不阻碍中国基督徒国民性的发展,也不会使中国基督徒洋奴化,中国基督徒的爱国心与一般社会中的爱国心无大分别”。可见,他认为爱国心是“国民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燕京大学教授吴雷川为《生命》月刊的《沪案特号》撰写了一篇社论,就基督徒在“五卅运动中的表现”评论说:“此次基督教各团体,十分表示爱国的热诚,这是否近年来受了非教者的刺激,因而格外兴奋,我们未敢断言。但无论如何,总可说是自从基督教传到中国,基督徒团体对于国事,能表显与群众结合的精神,这还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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