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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中国民族主义与基督教之关系管窥


   
   《基督教与民族主义》
   
   2015年发表

   
   第一卷第三章
   
   中国民族主义与基督教之关系管窥
   
   谢选骏评论:
   
   本文深入浅出,探讨了中国民族主义与基督教关系的方方面面,主要的不足在于两点:一是缺乏历史的纵向的比较。没有从中国思想与佛教印度教的冲突和融合之中,查检与一下中国民族主义与基督教的关系哪些是普遍的中外交往过程所有的,哪些是中国民族主义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所特有的。正因为如此,作者也就无法给中国民族主义与基督教之关系的未来,指出一个比较清楚的方向,因此也就缺乏相关的建议和引导。
   ————————————————————————————
    徐长福
   中国古代只有基于宗法制度的「族类」观念,而没有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观念。现代汉语中的「民族」所对应的是英语中的Nation。
   
   Nation指的是在一定的领土范围内和一个统一的国家主权下共同生活的具有相同语言、文化传统等的人类群体,实际上兼有「民族」和「国家」两重涵义,可译为「民族国家」。不同的民族国家之间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将民族国家的价值变成意识形态,就是所谓「民族主义」或「民族国家主义」。古代中国人不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民族国家」,只是众多「民族国家」之一,而认为自己所生活的圈子就是「天下」,自己就代表这个「天下」并对之承担着责任。近代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让中国人明白了中国不仅只是一个「民族国家」,而且只有切实地将自己当作一个「民族国家」来经营才能免于灭亡。中国的民族主义由是产生,并在「保种、保国、保教」的议论中获得最初形态,在「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中基本成型,在抗日战争中普及为全民族的共同意识,在1949年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得到进一步加强。
   
   基督教是一个以爱为本的普世宗教,它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尤其适合全球化时代纠正过度民族主义弊端的文化要求,在这点上跟中国传统的「天下」精神具有内在沟通,可以相互发明。但基督教又是植根西方传统文明的宗教,基督教的大本营在西方,基督教的教派、教会、教徒无不具有这样那样的西方民族国家背景。这就使得基督教跟中国的关系又不可避免地具有民族国家间关系的性质,甚至成为中国和西方民族国家间关系的一个层面。基督教在近代中国传播的合法化,就是借助有关民族国家对中国的强力压迫来完成的。这样一来,基督教跟中国的民族主义之间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碰撞。基督教根据其教义希望「归化中国」,果真如此的话,中国人的传统信仰就不再具有合理性,这必然引起中国人的文化民族主义反应。基督教的对华活动牵连着大量的政治、经济等非宗教因素,这方面给中国人所形成的压力也必然会激起政治民族主义等反应。基督教要在对华交往中发挥其所长,确实还有许多关系需要理顺,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当今时代仍然以「民族国家」为单元,个别强势民族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肆意侵凌弱小民族国家,这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无疑是一种刺激。如果「多了一个基督徒,少了一个中国人」,中国的民族主义肯定是不能接受的。
   
   本文拟探讨的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与基督教的关系。不过,有关探讨既不是对二者关系史的铺陈与梳理,也不是对某种理论主张的系统阐述,而只是对一些问题的揭橥和对一些理路的连缀。将要议论的主要问题有两方面:民族、民族主义及其在中国的状况;基督教在华传播跟中国民族主义所发生的碰撞。然后以一点简单的讨论作为结语。
   「民族」概念与中国人的「民族」概念的形成
   
   古代汉语词汇中有「民」有「族」,但没有「民族」。在中国现代第一部较大规模的语文辞书《词源》中,找不到「民族」一词,这或可作为证据。古汉语中,最接近当今「民族」一词的恐怕是「族类」。《左传》中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字」意为「爱」)又有:「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这里的「族类」有同宗同祖之义,祭祀时须各归其宗,各祭其祖,不能乱来,否则神不会接受。不仅如此,同宗同祖也是相互沟通和信赖的基础。如果熟悉中国的宗法制传统,这一点不难理解。到19世纪末,「族类」概念演变为「种」、「类」概念。1895年,张之洞出版了著名的《劝学篇》,其内篇第四为「知类」,写道:「西人分五大洲之民为五种:以欧罗巴洲人为白种,亚细亚洲人为黄种,西南两印度人为棕色种,阿非利加洲人为黑种,美洲土人为红种(……同种者性情相近,又加亲厚焉)。」这种理解淡化了「族类」概念的宗法色彩。不过,无论是《左传》中的「族类」,还是《劝学篇》中的「种」、「类」,都跟今天所谓的「民族」有相当的距离。
   
   现代汉语中的「民族」一词所对应的是英语中的nation。这个概念直到20世纪初才被介绍到中国。一般英语词典中对该词的解释是:居住在一个确定的领土范围内,拥有相同的语言、传统,为一个统一的政府所领导的人类群体。在这个意义上,nation又译为「国家」,或者索性译为「民族国家」。其与另外两个也译为「国家」的词country和state的区别在于:nation侧重于人类群体,country侧重于土地区域,state侧重于政府组织。
   当今最大的国际间组织「联合国」就叫United Nations。nation意义上的「民族」或「民族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欧洲的特定历史演化中逐步形成的。1648年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德国其它诸侯、法国和瑞典等国签定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确定了欧洲大陆各国的国界,确立了国际间大小国家平等和「在谁的邦,信谁的教」的原则,结束了自中世纪以来「一个教皇、一个皇帝」统治欧洲的局面,开创了欧洲近代国际关系,并为现代国际关系奠定了基础,并由此赋予了nation上述涵义。
   
   在近代中西冲突之前,中国人并没有把自己看成一个「民族」,把自己的国家看成一个「民族国家」。儒家历来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政治家和学者的最高境界不是仅仅关注一个有限区域,仅仅为一群人打算,而是关注普天之下为所有的人谋求和平与幸福。所以,中国文人大多具有「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情怀。中国人的「族类」观念和「华夷之辨」也是从属于这种「天下」意识的。今天看来,古代中国人的「天下」概念就其所关涉到的地理事实而言无疑大有问题,但这种「天下」意识在价值理想上却无论如何要高于欧洲近代以来的「民族」意识。
   
   中国人改造自己的「天下」观而接受西方人的「民族」观,经历了一个众所周知的痛苦与屈辱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开始,欧美列强的坚船利炮,带着廉价商品、科学技术、政治文化,持续冲击中国,让中国人逐渐知道了中国及其周边区域不是天下,中国也不代表天下。日本和俄国两大强邻在19世纪至20世纪早期的侵凌欺夺更让中国人明白了即使在地缘政治中自己也处于下风。日本在上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最终让中国人有了彻底的「民族」觉悟,因为如果他们不在观念和行动中将自己当作一个「民族」,他们就有可能从自己几千年来所执着关怀的「天下」中被消灭掉。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来建构的。每个「民族」都替自己考虑,然后再到United Nations中去互相讨价还价。国际关系中普遍奉行的是「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中国式的「天下」情怀不再有实际担承的法权主体。毛泽东时代的「国际主义」曾让大陆的中国人或多或少找回了「天下责任」之感,但社会发展上的失败又使这种感觉虚妄不实。近二十多年来,中国人采取了一种日益务实和谨慎的态度,切切实实地在方方面面把自己看成一个「民族」,并且向西方人逐渐学会了怎样替自己打算的作风和方法。当今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可同时又是近二百个「民族国家」「平起平坐」、各自为「政」的时代;中国是作为其中之一而卷入全球化的洪流中的。可以说,在自己五千年的文明史上,中国人从未像今天这样不论在客观上还是在主观上都更是一个「民族」。 民族主义及其在中国的状况
   
   自从有了「民族国家」,凡事就都要问一个「是谁的」——是自己民族的,还是其它民族的?同样一种商品,其它民族生产的就得加收关税,自己民族生产的则免交此税,据说是为了保护本民族的经济利益。这种保护既非针对个人,也非针对家庭、社区或其它社会范畴,而是针对「民族国家」。类似做法不仅施行于经济领域,而且普遍存在于政治和文化领域。从广州到上海旅行不需要办签证,因为这是在一国范围内,但到温哥华就得办签证,因为这到了另一个国家。可见,对于一个具体的人、一件具体的物品或一桩具体的事情来说,他(它)身上所具有的「民族国家」的性质在今天是多么的重要。有时,即使当事人自己想淡化自己身上的「民族」性,别人也不会放过这一点。一个美国人可能并不支持对伊拉克的战争,但伊拉克人的怒火照样可能发泄到他身上,因为他身上贴了「美国」标签。一个旅美的中国人可能耻于自己的国籍而尽量学得像美国人,然而人家照样忘不了他是Chinese。这种情况下,将「民族国家」的重要性在观念上明确加以强调,在实践中有意加以突显,就成了「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nationalism,也许译为「民族国家主义」更恰当)的词典定义值得在这引用一下:
   
   「就其积极方面而言,它坚持一个民族的特性,这种特性是由那些典型地起源于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语言和宗教的独具特色的特征构成的。民族主义强调民族的自决权和主权,并要求保存它的文化。民族主义者常常声称,民族的价值和利益,至少在危险和危机的时候,是压倒其公民的个人权利的。公民被要求以对民族的忠诚和为民族集体的目标服务来显示爱国主义。
   
   就其消极方面而言,民族主义热衷于对一个民族的道德、文化和政治价值的过度重视。对一个民族的自身利益的孤傲的关注,会导致在评价其它民族或自己国家中的少数民族的价值和利益时的盲目无知和好战。从这种意义上讲,民族主义与沙文主义几乎难以区分。」
   
   在一个以「民族国家」为世界政治交往的基本单位的时代,「民族主义」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强势的「民族国家」要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巩固自己的现有地位,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需要「民族主义」;弱势的「民族国家」要想免受欺侮、摆脱困境、奋发图强,也需要「民族主义」。正如眼下美国人和伊拉克人都同样需要「民族主义」一样,而其它旁观的「民族」也无不在暗暗绷紧自己的「民族主义」这根弦。面对那个超级「民族国家」为了本「民族」的利益和价值每隔几年就要肆无忌惮地炸毁一个「民族国家」的严峻现实,哪个「民族国家」敢放下「民族主义」的旗帜呢?——哪个「民族国家」敢于超越本「民族」的利益而去主持国际公道呢?哪个「民族国家」敢于指望那种没有担保的国际公道而不是指望自己来保卫自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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