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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章日本基督教与韩国基督教


   《基督教与民族主义》
   
   2015年发表
   

   第一卷第十三章
   日本基督教与韩国基督教
   
   谢选骏评论:
   
   《日本基督教与韩国基督教》这篇文章不仅谈到了日本基督教与韩国基督教的区别,还谈到了两国基督教与共产主义的爱恨情仇。
   这想必会对于之相关的中国基督教和共产主义,具有某些启发意义。因为日本与韩国在历史上既然属于汉字文化圈,他们的基督教发展历程,也就与我们息息相关了。例如,韩国基督教一度几乎完全不关心公共事务的状况就与中国不无相似之处。
   
   但是,正如日韩两个社会里基督教所处的社会结构的位置不同,基督教在中国所处的位置也与日韩有所不同。这一点是需要我们予以理解的。
   
   因此像作者所说的那种差别其实极为表面化,而其原因更非如此:“从以上情况看,日本与韩国基督教的决定性差异是神学差异。这与到各国传教的美国传教士的神学背景有关。以韩国最大的教会——长老教会为例,到日本传教的是北长老教会,而到韩国传教的则是南长老教会。”
   
   因为,在“神学差异”后面隐藏的,其实是“民族主义”。这一点对于基督教在中国的前途和中国教会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
   
   古屋安雄
   
   (一)
   
   我第一次访问韩国是在日韩还未实现邦交正常化的1961年5月。这次访问是为出席在汉城延世大学举办的亚洲基督教大学校长会议与大学牧师会议。会议原本定在4月份举行,但由于这之前包括学生参与的打倒李承晚政权的民众运动风起云涌,该会延至5月份才举行(但就如同我前面所说的在韩期间韩国还是发生了政变)。
   
   初次访问韩国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韩国人很像中国人,这对出生在上海的我来说就如同又回到了中国,有些恋恋不舍。但是与我同行的一位香港教授却说韩国人像日本人。确实,韩国位于中国和日本之间,在历史上就受到两国的很多影响,将来依然要在两国之间生存下去。
   
   但以欧美人的眼光来看,只从外形上根本无法区别日本人与韩国人,就像我们难以区分德国人与荷兰人一样。因此,在他们访问过韩国再来日本访问时,他们异口同声地问同样的问题:“为什么韩国基督教如此兴盛,而日本基督教却这么萧条?”
   
   40年前韩国的基督教并没有如此兴盛。但最近在韩国,一到夜晚闪烁着十字霓虹灯的教会数量比闪烁着霓虹灯的日本鸳鸯旅馆数量还要多。根据最近的统计,韩国基督教徒中新教徒为1,100万,天主教徒为300万,合计1,400万,据说超过人口的三分之一。而日本新教徒有55万,天主教徒有45万,合计为100万,不到人口的1%。
   
   对此,我经常说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决定性的原因是两国基督教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不同(拙著《日本传道论》1995年版,31-32页)。为了对此有所了解,必须对两国基督教的历史有个概观性的认识。
   
   (二)
   
   天主教传教士首次进入日本是在16世纪,即1549年-战国时代(1467-1568年)的中期,织田信长(1534-1582年)15岁的时候。与其说织田信长关心被称为“切之丹”的基督教,不如说更关心与西洋的贸易。由于织田信长的保护政策,信徒由1580年的35万增加到1600年的60万,占当时日本人口的2.5%(海老泽有道、大内三郎《日本基督教史》1970年版,第54页)。所以有“日本基督教世纪之称”。
   
   但是,在丰臣秀吉(1536-1598年)统治时期,1587年突然发布了传教士驱逐令。从发布传教士驱逐令到德川家光(1604-1651年)时1637年的岛原之乱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都是由于当权者怀疑基督教传教的背后是西洋列强的侵略,于是采取禁教令与锁国政策。换言之,日本是出于防御外国侵略的考虑而把基督教视为邪教的。
   
   这种视基督教为邪教的观点直到1859年美国新教传教士到日本后仍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直到1873年才废除对基督教的禁令。废除对基督教的禁令是因为日本岩仓欧美考察团到欧美访问时受到欧美国家的强烈抗议。因此,作为对基督教的政策日本在文化上采取了“和魂洋才”、在政治上则由明治宪法和教育敕语将天皇神格化与实行国家神道的政策。因此,一直到战败,日本的基督教都陷入与民族主义的矛盾之中。
   
   战后,日本在宪法上保障信教自由与政教分离,所以没有战前的情况,但是,从感情上来说,实际情况还是把基督教看成是与民族主义不相容、是自我与他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在日本基督教徒中很少有人赞同首相参拜靖国神社。
   
   恐怕在基督教2000年的历史中,基督教与民族主义相结合时,基督教信徒人数就会增加,而基督教与民族主义相对立时,人数就会减少。看看基督教曾成为国教的欧洲诸国,不能不让人产生如此想法。
   (三)
   
   与基督教同民族主义相对立的日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韩国的教会。感受到这一点也是我首次韩国之行的时候。
   
   如前所述,我们滞留韩国期间韩国发生了政变,因此中止了在总统官邸的午餐会。另外就是中止了在梨花大学的演讲,梨花大学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女子大学。但是,星期天的早晨,当时学生部长李钟生(后来长老会神学大学的校长)请我到永乐教会的教会学校大学生部讲话。所谓永乐教会就是在朝鲜战争时由北朝鲜避难到韩国的北朝鲜人建立起来的教会,当时汇聚了几千名的信众,非常有名。在讲话中,我谈到了战后日本基督教的动向,特别是神学动向。在提问中有人提到“日本基督徒是怎么看待日帝的?”的问题,所谓“日帝”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都干了什么不甚了解的我呆立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在李钟生的协调下总算结束了这场演讲。
   
   因为政变,在韩国被监禁了一周,回国后,我在《福音与世界》发表了《军事革命下的韩国教会》(1961年6月号),可能这是对战后韩国基督教的最初报道。那之后,我一边学习韩国基督教史,一边致力于日韩交流。以 “让我们邀请韩国学生”(LISK)运动为中心,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首次开始日韩学生交换制度,从韩国招聘教授。
   
   1965年日韩邦交正常化以后,翌年在NCC(日本基督教会联合会)中产生了日韩教会关系委员会。1968年出版了吴允台《日韩基督教交流史》。1974年出版了闵庚培的《韩国基督教史》,这都得益于泽正彦、藏田雅彦等年轻人的努力。从他们的译书和著作中了解到“日帝”时代韩国人特别是韩国基督教徒受到怎样的镇压,及他们的抵抗和基督教对独立运动的支援。
   
   也就是说在日本,基督教没有成为欧美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的爪牙。相对于日本基督教与国家神道这种民族主义的对立,在韩国,基督教为了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与支持韩国独立运动的民族主义相结合,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韩国基督教的发展与日本的侵略有很大关系的原因所在。
   
   
   (四)
   
   韩国基督教与民族主义的结合,并不只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韩国刚一独立,就陷入与北朝鲜的对立与战争中。在容共的日本基督徒看来,韩国基督教是与反共产主义结合在一起的。1960年我参加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会议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在日本的韩国牧师极力反对当时开始的“归还事业”,即所说的“北送”,也就是把想回北朝鲜的人送回去的运动。对此,日方的参加者――多数为大学教授或牧师,他们对韩国牧师的做法反应却非常冷淡。他们的态度受到韩方的一致批评。这对在大学时代便经历过麦卡锡主义的我来说,觉得韩国人的态度有一种异样的整齐划一的感觉;即便是那个时代,反对一方也有陈述自己意见的自由。
   
   相对于日本基督徒的容共,韩国基督徒由于经历过与北朝鲜的朝鲜战争,所以是彻底的反共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在面对北方的共产主义时,南方的民族主义与基督教结合在一起。
   
   但是,日本基督教与韩国基督教的差异与日本基督教主要是知识阶层的基督教而韩国的基督教是民众或大众基督教不无关系。1997年出版的尾形守的《日韩教会成长比较――文化与基督教史》明确指出了日韩基督教社会结构的不同,这原本是他在美国一所神学大学提交的论文。尾形守指出,在日本,新教首先是进入武士阶层,所以停留在知识阶层和中、上层社会,民众或大众被排除在外,而在韩国首先是进入中、下层社会,然后渗透到中层和上层社会,最后遍布社会各个阶层。
   
   所以,我初次到韩国的时候,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即便是神学家也不太关心基督教社会伦理,似乎始终停留在对个人虔敬信仰的理解上,还没有研究巴特(1886—1968,瑞士神学家)、尼布尔(1892—1971,美国牧师、神学家)的神学家。在战后的日本,有对战争的反省,以神学家为首的基督徒关心基督教社会伦理,特别是政治、社会问题,可能由此才会产生对韩国基督教的这种印象吧。韩国基督教反共主义的主要根据也是说共产主义是无神论或无宗教,在日本看来,这是极其情绪化的、且简单的反应。
   
   
   (五)
   
   过了不久,“民众神学”在韩国基督教中产生。众所周知,这一神学是在韩国的政治现状中产生的神学。具体来说,是在前文所说的军事政变后朴正熙军事政权下民主化运动中形成的神学(参考李仁夏、木田献一主编《民众神学》、1984年出版;朴圣焌《民众神学的形成与展开》)、1979年版)。
   
   不仅是民众神学,在向我国介绍韩国基督教方面作出巨大贡献的池明宽是基督徒。他作为《思想界》的主编,因为关心民主化运动,不得已逃亡日本,在东京女子大学任教20多年。其间,他通过《福音与世界》、《世界》等广泛宣传韩国的民主化运动及其思想。
   
   作为与美国的“黑人神学”或南美的“解放神学”并列的韩国“民众神学”非常有名。当然“民众神学”今后能否作为韩国代表性神学流传下来还不清楚。主张这一神学的神学家几乎全部是韩国的基督教长老派,被看作自由、进步的少数派教会的、韩国神学大学的教授。所以,直接把民众神学看成是韩国代表性神学是有问题的。
   
   一想到我初次访问韩国时,韩国基督教几乎完全不关心公共事务的状况,就觉得这种神学(民众神学)产生于韩国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与此相联系,与日本神学及基督教相比较,至少有两点必须指出。
   
   其一,民众神学是在韩国教会原本是民众的教会这一背景下产生的。有人批评说民众神学的神学家们都不是民众,是知识分子,但不能无视他们对民众的关心、教会已经是民众的教会这一点。
   
   其二,在日本不仅没有产生民众神学,就连类似韩国民主化斗争这样的、所谓的社会运动最后竟变成左翼运动,结果造成教会的分裂与弱化,因为原本日本教会就不是植根于民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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