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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章“中国梦”运动中的中国基督教乱象

《基督教与民族主义》
   
   2015年发表
   
   

   第一卷第十一章
   “中国梦”运动中的中国基督教乱象
   
   
   谢选骏评论:
   
   本文作者敏锐地观察到:在基督宗教信徒总人数(含基督教三自教会、家庭教会以及天主教爱国会、地下教会)达到1亿3000万的情况下,基督教似乎仍然在国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处于比较边缘的地位。即便在马列斯毛意识形态崩溃的当下,作为固有强大路径依赖的中国主流文化核心价值观中,刚刚籍国学大复兴而呈“一阳来复”的儒家似乎看起来都比基督教更接近所谓的“递补”和“接班”的选项。我们当然认同“最重要的是生命而不是数字”,不过坐拥如此庞大人口底盘的中国基督徒和中国教会在关乎民主宪政、公民社会、底层抗暴等核心公共议题上的普遍失声,不禁让人疑惑。如果有如此人数的基督徒而当下中国却仍然没有发生显著改变,那么要么是中国很有问题,要么是教会和基督徒很有问题。1949年之后历次政治风波中,教会和基督徒的沦陷,不是偶然发生的。
   
   但是,如何理解这一“要么是中国很有问题,要么是教会和基督徒很有问题”的现象呢?
   
   在我看来,就是因为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东正教,在中国从来没有获得过宗教平等地位,没有获得过合法地位与官方承认。
   
   观察一下历史便不难明白,除开基督教以外的几个大宗教,例如儒、释、道、马列主义等,都在中国历史的某一时段,获得过宗教平等地位,获得过合法地位与官方承认。所以,儒、释、道就不再被看作“入室盗”,而被看作上宾来受到了礼遇。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官本位的社会,未能官方承认,也就没有合法地位,没有获得过合法地位,也就是无法获得宗教平等地位。所以呢,为了给予基督教宗教平等地位,就必须追加一个国教地位给基督教。这样才能让基督教在中国正常化、常态化。同时,也让中国社会健康起来。
   
   
   ————————————————————————————
   
   
   黄蕉风
   
   
   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中国梦”的重要指导思想和执政理念。中国梦作为习李新政的原创理论,具有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一样的核心地位。“中国梦”的目标被概括为“两个一百年”,也就是: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逐步并最终顺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体表现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途径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弘扬民族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实施手段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
   
   和过往“红歌运动中的中国基督教乱象”一样,体制内官办教会的堂会、神学院和基督教机构又一次上串下跳粉墨登场,急不可耐地政治站队,用屁股决定脑袋,用立场决定价值。《天风》2013年第5期刊出了基督教全国两会“畅谈中国梦”座谈会纪要——《我们都是“梦之队”》。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高峰在此次会议上发言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是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的所有中国人共同的梦”;燕京神学院教授陈驯发言指出:“对基督徒来说,首先要爱国,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其次,基督徒作为公民,要发挥自身的公民力量”;四川基督教协会副会长袁世国牧师发言指出:“坚持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国梦的前提和基础。对基督教界来说,在政治上要坚持党的领导,教牧人员要在这个方向上带领好信徒”。
   
   各地组织的会议和活动也在地方上同步开展,教会领袖也纷纷撰文表态支持“基督徒的中国梦”。长沙市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副会长任霞撰文指出:“作为在历史长河中的不同社会制度中都勃发出生机的基督教如何在中国梦这一宏大叙事中读懂自身的使命,是摆在新时期的教会建设一个基本问题”。山东省基督教两会与山东神学院联合举办了“中国梦”座谈会,山东省基督教两会主席高明牧师在会上指出:“山东省基督教两会的梦乃至中国教会的梦和中国梦紧密相连,只有国家发展了,强盛了,山东基督教会的梦才能实现,中国教会在世界上才有发言权”。中国天主教界“一会一团”也召开了学习中国梦的全体职工座谈会。天主教爱国会主席房兴耀主教在论到天主教的中国梦时表示:“国家好,民族才会好,大家才会好,我们中国天主教才会好。也就是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们今天欣欣向荣的中国天主教”。和重庆红歌运动中五大宗教人士携手“唱红歌”的闹剧一模一样的是,五大宗教的领袖时隔一年时间不到,又再次坐到一起畅谈“发挥正能量,携手中国梦”:中国佛教协会表示广大佛教四众弟子要为“中国梦”早日实现作贡献;中国道教协会表示“中国梦”符合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国伊斯兰教协会表示要将伊斯兰教事业自觉融入“中国梦”——正所谓“旧酒装在新皮袋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闻风而动的政治表态,我称之为“周期性肠痉挛”,1949年以后,每逢中国发生政治运动,教会都近乎本能地要发作一下,无论是1950年代的三自爱国运动、还是不久前发生的重庆唱红打黑。可悲之处在于,教会并不因此政治站队而获得更多宗教自由,全能国家操控下无孔不入的意识形态浪潮从不豁免信徒良心的空间。控诉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狠狠掌了老三自几大嘴巴,薄熙来王立军集团的倒台则又一次把教会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可叹跳梁小丑从不吸取经验教训,一再透支中国基督教的信用,摧毁中国基督教的形象。
   
   列宁主义政党向来目宗教为“人民的鸦片”,政府控制宗教,宗教适应政府,乃宗教政策题中之义。江泽民后来提出的“适应论”——即“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似乎表明无神论政党不再将宗教视为必须消灭的对象,而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统一战线。新时期执政党处理政教关系的原则继承自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却并没有彻底消泯无神论政党和宗教之间的紧张,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适应论”反而是“变相的宗教鸦片论”。邢福增认为“在实用主义的原则下,举凡可以有助于巩固其统治,并维持社会稳定的思想(例如儒家伦理),均可以被吸纳在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口号之下,产生相适应的积极果效”,“这种实用主义挂帅的手段,在功能上,与马克思所言的统治者利用宗教来合理化其剥削和统治的说法没有区别”。
   
   “适应论”原则下,基督教既作为一种客观存在而被重视,也作为一种潜在的颠覆力量而加以提防。只可能是基督教去适应社会主义,不可能让社会主义反过来适应基督教。
   
   可悲之处在于,许多基督徒领袖和基督徒知识分子,不清楚这种“适应”从来是单向的,不是双向的。于是纷纷跳入了建构新时代君士坦丁神学和国家教会的陷阱当中,成为了魔鬼的仆役,为地狱添砖加瓦。他们配合左右互搏,贩卖虚假希望,将教会的神学变成了维稳的神学,典型就是所谓“中国的基督教时刻”。著名经济学家,基督徒知识分子,同时也是共产党员的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晓,在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文化中国论坛”上发表演讲,提出“中国经济的崛起要经历一场有十字架的变革”。赵晓认为“去美国的人都有一个美国梦,人们相信有好的制度、靠自己的努力,总有出头天。可是,中国又有没有中国梦呢?”——因此“中国梦”的实现在于“中国第三度崛起,需要一个更博大精深的基督教信仰,与传统文化所融合,形成新中华文化”——有十字架的变革才会进一步支撑中国的改革,把中国带向真正的大国崛起。最近在大陆网络上广泛流传的疑似著名基督教学者梁燕城博士的最新文章《重大消息:国家宗教政策转向开禁》引起海内外一片哗然。文中称十八大后新班子上台,中国宗教政策将由紧缩转为放宽;建议中国政府考虑从国家战略高度,正面引导中国基督徒投入参与建立中国梦;国家现在要赶紧帮助中国基督教在中国扎根,以备中国十多年后被世界各国公认为第一大国的必然趋势——这些都可目为新一波全国性政治动员浪潮裹挟基督教会和基督教信徒的明证。在重庆唱红打黑之后,中国梦终于也来了。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在宗教政策上的逐渐解禁,基督教与佛教道教以及民间信仰一起得到复苏。信教人数不断增加,教会也不断扩展。基督教而今的影响力已经冲出农村走向城市,也由三多信徒(文盲多、妇女多、老人多)扩展到中产阶级市民身份者和精英知识分子中间。遍布中国几乎每个城市的教会和基督徒信众,在公益慈善、宗教维权、文化传播等多个方面形成了一股“合法”而又成组织成建制的力量,是中央及地方政府在政策上颇为忌惮又不容忽视的一环。中国教会及信徒,即便置身“宗派后”和准国家教会的独特时代,仍然做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见证,相信在未来推动中国民主化的过程中,基督教将成为打破政治博弈力量平衡的最重要筹码。
   
   然而问题在于,这种远景仍然是“未济”的,不是“既济”的。在最多号称基督宗教信徒总人数(含基督教三自教会、家庭教会以及天主教爱国会、地下教会)达到1亿3000万的情况下,基督教似乎仍然在国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处于比较边缘的地位。即便在马列斯毛意识形态崩溃的当下,作为固有强大路径依赖的中国主流文化核心价值观中,刚刚籍国学大复兴而呈“一阳来复”的儒家似乎看起来都比基督教更接近所谓的“递补”和“接班”的选项。我们当然认同“最重要的是生命而不是数字”,不过坐拥如此庞大人口底盘的中国基督徒和中国教会在关乎民主宪政、公民社会、底层抗暴等核心公共议题上的普遍失声,不禁让人疑惑。如果有如此人数的基督徒而当下中国却仍然没有发生显著改变,那么要么是中国很有问题,要么是教会和基督徒很有问题。49之后历次政治风波中,教会和基督徒的沦陷,不是偶然发生的。
   
   “共相”的问题我们不愿探讨,因为这在世界上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教会历史上都发生过,例如资本主义全球化下商品经济消费时代的基督教会世俗化问题。“殊相”才值得重视,即什么是必须依赖中国特色国情国学以及固有礼俗和习惯法才能回应的问题,例如90年代末随国学热民国热兴起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潮以及随中国崛起作为第二大经济体而膨胀扩张的中国模式民族主义情结。基督福音要叩开中国这块磐石,必然地要与传统文化和民族主义发生关系,无论“儒家基督徒”也好,“爱国的教会”也罢,教会在当下中国是不得不带上前缀的;“异质”特色注定了西方而来的基督文明伫立在中国黄土地上,也必然被裹挟进入当下中国语境下的中西之争、古今之争和左右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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