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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明张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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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辈子

2015-04-15

   

   人这一生,真的如眨眼般的那么快。从虚无中来到这个人世间的我,竟然已是年届六十有五的人了。

   有人说,上了年纪的人爱回忆往事,其实也不尽然。反思自己的一生,即便是一介草民,自己也想到要为自己的这一生做个总结。风光得意倒未必,经验教训留给后代确是要紧。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一个人的经验教训,或许能警醒几个人。如果是一代人的经验教训,那就必将警醒一代人或整个民族。即便不是出于善心,至少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留下些有助于人的点点滴滴,总不是个坏事。

   当从山沟里钻出来,进了城又爬上了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声嘶力竭地宣布改朝换代时,我还在娘肚子里。待到我见天日的时候,中国大地上正在进行着两件血腥的大事:一是斗地主分田地,分浮财;二是正在枪毙着近一千万的反革命。青山绿水的大自然中,人间却是斑斑血泪。

   转眼七岁去上学了,可哪知正是那一年三百五十万人被划为右派。从那以后,中国人就变了。变成了白天说鬼话,晚上回家说人话,人们见面互相不说实话。多少年后,父亲的老友对我说:“你父亲是幸运的。因为接手了几个大工程,所以躲过了反右那一关。”我并没有感到幸运。

   接着的三面红旗、大跃进、亩产万斤粮、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反倒使我兴奋了一阵。因为吃不饱,肚子总是感到饿,幻想着共产主义能吃饱饭。显然,幻想就是幻想。不到九岁,刚懂事,就与全国人民一起过上了大饥荒的日子。我学会了看各种票证,课后挤在长长的队伍中,等待着买那些限量供应的食品。虽说小孩子家玩心重不记事,但饿肚子是记得的。

   尤其我最不喜欢吃玉米面做出来的主食。可是玉米面占口粮的比重越来越大,乃至玉米面配给不足,于是用地瓜面代替。地瓜面做出的食品是黑色的,而且里边的沙子特别多。另一件记得最清楚的事情是,每天上学校去,学校的大门口站着几位老师,他们要在每个学生的脸上按两下。凡是不浮肿的学生,才能进校上课;浮肿的学生则被嘱咐回家躺着。

   那三年多,每天进课堂上课的学生不过半数多一点。后来才知道,全国饿死的人不少。半大不小的孩子们,半饥半饱地也在成长。1962年,当时的北京市长彭真,国殇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由于共党和毛的好生了得,大饥荒中全国没有饿死一个人。我倒也没有把这话放在心上。

   三年后的我,已经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了。玩心仍重的我突然发现,我置身于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周围的人们都在大谈阶级斗争,可是似乎人人又都陷于阶级敌人的包围中。放学后不准回家,要留下来讨论一些愚蠢的问题。

   例如,究竟是一个农民的贡献大,还是一个科学家的贡献大?资产阶级思想是如何腐蚀我们的?要以工农兵结合改造自己、、、、、、等等。我不知道这些愚蠢的讨论,对其他同学会起什么作用,但对于我的这种家庭出身的人来说,这些讨论全是没用的废话。我受到的家庭教育是:人人平等,所有的工作都重要。只要认认真真地做,都是对社会的贡献。

   记得一次讨论,在四十四个同学中,有四十二个同学表态,认为农民的贡献最大。唯有我和另一位同学认为,科学家贡献大于农民。我们立时受到了四十二位同学的口诛笔伐。谴责的理由是:农民不种地,饿死科学家。这已经不是讨论的意义了。可我也成为了班上资产阶级生活和思想的代表人物:衣服、鞋子上不打补丁不对;喜欢东、西方古典音乐不对;中午带饭不带窝头不对。

   十五岁,是求知欲很强的年龄。虽然对许多事仍然一知半解,但隐隐约约感到共产的主义并非是个好主义。转年,那场空前绝后持续十年半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造反成了时髦的词和时髦的事。我不时髦,但同时也被剥夺了时髦权,反倒使我见证了共产主义的无人性。

   一家距离我们家非常近的银行储蓄所,贴出了几大张白纸,公布了在这家储蓄所存钱达到一千元的储户的姓名和住址。这周围有三所中学,共三千位红卫兵暴徒。这一百多位储户当天被抄家是一定的。至于死了多少人,至今没人知道。

   一个星期后,与我们同住一条胡同,仅隔几个门里的一户人家,因为新出生了一个小男孩,于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奶奶从农村赶来照顾。一群红暴徒冲进去指责她是地主婆,用几十根向日葵的杆将这女人活活打死。不到一个月大的孩子没了声气,被邻居们抢着抱去医院救活了。

   接下来就是8月18日,毛泽东穿上了军装,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又爬上了天安门城楼,检阅红暴徒们。转天《人民日报》社论的题目是:<毛泽东是我们的红司令>。再好的天堂,不能靠着打死人和抢钱去建立。土匪、暴徒敢于横行于世,是因为毛太阳是它们的后台。

   两个星期后,我们家被抄,父亲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黑帮分子、美国特务三顶帽子,整整被整了十二年。直到1978年12月25日,才获得所谓的平反。可十六岁的我,已经恨上了共党和毛。

   两年后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我反倒是心情平静地在东北的一个小村子里插队落户了。这一去就是七年半,直到1976年4月,才又重回到北京与家人团圆。

   十一年前想做科学家的梦破灭了。连高中都没上过,大学关闭了十年。平心而论,想做科学家是一回事,做得成与做不成,就又是一回事了。但是,做为一个正常的社会,都会给人们去验证自己的机会。而共产极权却根本就不给人民机会。几千万学生上山下乡七、八年,乃至十多年,是因为什么,目的何在?共党没有解释,没有道歉,没有赔偿,连个说法都没给。

   我除了染上了抽烟喝酒以外,什么收获都没有。所有的只有一腔恨,一腔对共党永远解不开的恨。一群占山为王的盗匪,侥幸篡政成功进了城,逼迫着人民喊叫它们伟大和万岁。它们也享受到了以前连做梦都梦不到的特权,难道还不知足?老百姓又惹着它们什么了?凭什么被批、被斗、被整、被抄家?!所谓万恶的旧社会,中国人也没有凭票凭证限量吃饭过。

   凭什么在共党的所谓新社会里,人民要半饥半饱地过日子?甚至还要饿死几千万人。凭什么年轻人不许上学读书?凭什么把老百姓的家拆得四分五裂?又是上山下乡,又是去五七干校,又是下放农村,又是被扣在单位批斗不许回家的。

   毛泽东把老百姓折腾了27年,结果发现全体老百姓都是受害者,没有一个幸运儿。更没有一个是受益人。

   我这个书香世家出身的人,最初的26年就这样白白地浪费掉了。没有学识、没有技能、没有家庭、没有后代。至于今后如何生活,更是连想都不敢想。

   唐山大地震后,街道小单位发给每个职工两根木头,让回家去搭地震棚。为了这两根木头,每个人被逼着去感毛、党的恩,还要喊万岁。我为自己的不是人而悲哀,更是憎恨毛、党。

   毛死了,我高兴地跑回家喝酒庆祝。那个时候,父亲还被关着。可怜的母亲吓得脸色苍白,差点没有给我跪下。共党又有什么原则、底线?毛折腾了27年,全国百姓无以聊生,却仅仅是三分错误。不是个东西的毛死了,这个党今后的所做所为依然不是个东西。

   再不做听话的奴隶了。我要栽培自己的独立人格,训练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把自己锻炼成一个能够站在社会制高点上的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目标有了,努力的过程是艰苦的。原来我不傻,也不笨。从1981年到1985年的四年半内,我发表了十三篇论文,其中的三篇是发表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上。可惜的是,共党罪恶的黑手同时也伸进了学术的殿堂。以后我所写的论文,就再也发表不出来了。

   基督教信徒们常说:“当门被锁上以后,在什么地方,上帝总会为人们打开一扇窗户。”或许因为我不是基督徒的缘故,无论是谁为我打开的这扇窗户,都险些要了我的命。

   赵紫阳坐上了头把交椅,于是赵紫阳就好得不得了了。共党历来如此,中国人也就习惯了跟着起哄。至于赵是如何爬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则又成了最高机密。据说赵要改革,又出了个提拔干部的五条标准。共党真实瞎了眼,妄图欺骗全国人民,结果首先被欺骗的却是共党自己。我,被揪着耳朵提拔了。因为我符合了五条标准。

   上级组织部的那些党官们的卑鄙可怜的嘴脸,至今想起来仍是又可气又可笑。专业不让做了,被一股黑势力强拉进了一潭污水。在旁人眼里,我是高官得做,骏马任骑。一个三十多岁的人,实在是风光得不得了,而我却为此大病一场。上任不久,共党内部的黑暗腐败,令我大吃一惊。洁身自好,不与匪类为伍,成为了我的座右铭。于是我与上司、同僚、下属的关系格格不入,相互掣肘地过了两三年。

   1989年六四大屠杀发生了。面对着二十七位被杀、被伤、被捕的同事、同学、朋友们,我说话了,我要表示我的愤怒。于是,共党的污水体制解脱了我。我又再次地告别父母妻儿,躲去了香港近一年。这一年里,我学会反思,读了大量的大陆上看不到的书,接触了许多台湾退休的原军政界的高层,了解了共党见不得人的下贱本质。

   反共不是个事业,但总要有人去反共。反共是必要的手段,为的是要建立民主中国的大事业。

   俗话说:“人到中年万事休。”人民被暴政屠杀,良心就休不了。古人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可我不是游,而是被共党逼得外逃。至于逃向何方,却又是一片茫然。过去的人闯关东,走西口,那是因为家乡穷,背井离乡去找生路。共党说治下的人民幸福了,可多少人是到异国他乡去找活路。

   加拿大收留了我,我没有高兴,反而心情沉重。加拿大施恩与我,那是因为我来自一个把人不当人的国家。五千年民为贵的国家,当政的共党却可以肆无忌惮地屠杀人民。我来到不杀人的国家,但我却不能停止反对杀人的共党政权。

   这辈子我都做了些什么?学术没有,事业没有,家庭没有,白发父母跟前不能尽孝。谁毁了我?是共党!那我就不会躲在角落里,以手淫的方式去高唱青春无悔的自慰曲,去给共党涂脂抹粉。

   政府不好,为什么不能反对?颠覆政党的事情,在民主国家,每四、五年就发生一次。对于暴政,人民有权力去武装推翻它。共党涂毒了几代中国人,为什么有些同胞会感到骄傲、自豪呢?

   我要的是做人的尊严,更想把尊严介绍给每一个中国人。尊严就是做人的权力。要权力就要推翻共党,为自己、更是为了后代。共党毁了我大半辈子,这就不是个悔与无悔的问题,而是恨。一个人为爱,可以做很多事;为了恨,更可以做许多事。

   凭着道义和天良,去做该做的事,就感觉到了做人的充实和心安理得。反正是草木,一秋就又走向了虚无。总要让这瞬间的几十年,有些意义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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