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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时期怎样考驾照?

   
    发帖者:维尔德
   
   在座的每一位朋友都知道,只要开车上路,就得把驾照带上,无照驾驶是会受到处罚的。
   解放前有没有这个规矩呢?咱们看过几份文件就知道了。


   
   1928年,北平市政府出台《交通守则》:“若须在北平市内驾驶汽车,须持有驾驶执照,无执照者罚银十元,已领执照而驾车时不携带者罚银四元。”没有驾照就上路,罚你10块大洋;有驾照却不带驾照,罚你4块大洋。
   
   1932年,汉口市政府出台《市街交通管理规则》:“汽车及汽力脚踏车司机应向公安局登记,并考验合格,发给执照,方可驾车。无司机执照者罚银十元,已领执照而驾车时不携带者罚银三元,借用他人执照者罚银五元,另将该执照吊销。”汽力脚踏车就是摩托,无论开汽车还是骑摩托,都要经过汉口市公安局登记,都要考取驾照,否则罚款10块大洋。如果你考了驾照,开车或者骑摩托时没有带在身上,罚你3块大洋。如果你借用他人的驾照,罚你5块大洋,同时将所借的驾照吊销。
   
   1943年6月22日,蒋中正给重庆国民政府下达了一份手令:“凡汽车司机均须持有驾驶执照方可准其驾驶,至于外籍司机,其欲在我国境内驾驶者,不论其有无本国执照,均须经我国政府之核准,领得我国执照方准行驶,否则概予取缔,希即拟定条例实施为要。”蒋公的意思是说,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你在中国开车,就不准无照驾驶。
   
   由此可见,在解放前开车一样要带驾照,不带驾照一样会受罚。
   
   现在的驾照是考出来的,在解放前领驾照需不需要经过考试呢?同样需要。只是民国时代四分五裂,政令不一,自始至终没有搞过统一的驾照考试。
   
   以上海为例,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前,这座城市有三个衙门可以颁发驾照:一、公共租界工部局,二、法租界工部局,三、上海市政府公安局。想拿英美驾照,去公共租界工部局考试;想拿法国驾照,去法租界工部局参加考试;想拿中国驾照,去上海公安局参加考试。好在这三种驾照都能通用。
   
   但是上海的驾照只能在上海用,到了北京就不一定好使了,因为北平市政府有规定:“持外地执照者若须在北平市内驾驶汽车,须到公安局呈验执照,经考试合格后,方得驾车入市。”也就是说,当你从上海开车到北京的时候,必须把车停到郊区,然后搭车去北京市公安局参加一场临时的驾照考试,考试通过了才能把车开进去。这一点跟我们现在大不一样,现在不管是哪个地方颁发的驾照,在大陆每座城市都是通用的,除非你拿的是港澳台驾照或者外国驾照。
   
   为什么民国时代的驾照在国内不能通行无阻呢?因为各地的驾照考试区别太大,对驾驶员的要求千差万别。北京是这样规定的:“年龄在二十岁以上、四肢健全、耳目聪明、无神经病者,方可考取驾驶执照。”上海的条件却比较宽松:“年龄在十七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经考验合格,即可领取驾驶执照。”开个车而已,管你有没有神经病干嘛?现在司机堵到尿急的时候,绕一个钟头也找不到停车位的时候,有几个不犯神经病?
   
   再说考试。
   
   北京的驾照考试包括两大部分,先是口试,再是“实地考验”。口试相当于现在驾照考试的“科目一”,主要考汽车构造和驾驶规则,只是我们今天全是电脑答题,而民国北京却是口头答题----考官发问,考生回答,答得好,让你通过,答得不好,下回再考。
   
   实地考验又分两个环节。先是场考,考启动、挂挡、换挡、转向和熄火;然后路考,考转向、倒车、上坡和下坡。现在驾照考试里的“单边桥”、“S弯”、“左右库”、“定点停车”等等,在民国北京统统没有。
   
   上海的驾照考试一般没有口试环节,直接考你实战技术。具体怎么考,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又有区别。公共租界按美国办法考,场地先进,无需上路,考场里有宽道、窄道、弯道、土坎、山坡、停车场、交通管制的各种灯光,考生一一通过,场考加路考就全考完了。法租界也是这样,只不过考场里又加了一段特别光滑的玻璃路面,这段路面专门用来测验考生的雪地行车技术。至于华界是怎么测试的,暂时还没找到相关记载,估计当时的上海市公安局应该又有一套独特的测验方法。
   
   去年南京某报记者采访一个老司机,询问解放前怎样考驾照,老司机说当时根本没有驾校,考生们都是跟着老司机在实践中学会开车的。其实不然,我查阅民国报刊,发现当时还是有驾校的。
   
   1934年,《齐塘月刊》提到了广州西关的“南洋驾校”,该驾校除了招收广州考生,还有惠州、云门等地的青年前去报名。这所驾校主要培养公共汽车司机和货车司机,培训期为半年,半年后选送成绩较好的学员参加广州市公安局组织的驾照考试。一旦拿到驾照,这些学员会被广东境内的运输公司和客运公司抢走,月薪在70块毫洋左右(折合50块大洋)。而据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调查处1934年对广州工薪阶层的抽样调查,车床工人平均月薪30块毫洋,轮船工人平均月薪26块毫洋,建筑工人平均月薪25块毫洋,码头力工平均月薪15块毫洋,裁衣女工平均月薪11块毫洋,电机修理工平均月薪46块毫洋,都没有汽车司机的收入优厚。所以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去驾校学开车绝对是一项理性选择。用当时报纸上的评论说:“各处相继筑路,驾驶人员所需极多,少年人学习此工,正合潮流之至。”
   
   早在1930年,上海光华大学附中就设有驾校,该校学生课余学习开车,每天下午练习一小时,一个月后参加学校内部举行的驾驶测验,通过后可以领到一个“驾驶徽章”。凭该徽章参加正式的驾照考试,可以能得到加分。
   
   上世纪三十年代是国民党基本统一中国的时候,经济发展相对较快,汽车数量迅速增加,公路里程也越来越长,虽然汽车数量和各地路况跟今天远远没法比,但学开车和考驾照在当时毕竟成了一件非常时髦的事儿。对穷人的孩子来讲,有了驾照就可以找到一份收入较高的好工作;对达官显贵的孩子来讲,他们家中不缺钱,甚至也不缺车,所以他们对学车和拿照的兴趣更为浓厚。在这种“大好形势”下,驾校自然应运而生。
   
   那时候,江浙地区的驾校多半拥有教会背景,有些教会大学自身就办有驾校或者驾驶培训班。另外各地基督教青年会也相继开设了一批驾校,这其中最著名的要数青岛青年会兴办的“圣约翰汽车驾驶学校”。圣约翰驾校在1934年开办,1937年停办,三四年时间培训了630名学员,其中490名顺利考到了驾照。抗战以后,江南城市大半沦陷,各地青年会驾校转移到重庆、成都、昆明、柳州等地,为培养抗战运输队出了大力。
   
   解放前甚至还出现了女子驾校。
   
   1947年,上海房地产大亨厉树雄的前妻傅文浩女士在上海创办“女子驾驶人学校”。这位傅女士本人就会开车,1936年上海市举办过一次“沪杭公路汽车竞赛”,傅文浩报名参加,她驾驶一辆跑车,用两小时五十分跑完全程,第一个抵达终点,当时上海各大媒体竞相报道,成了一大新闻。傅文浩说:“中国一切都落后,中国女子能驾驶汽车的真如凤毛麟角,而且一般人看见一个女子开车,莫不啧啧称奇,偶然停在路口,总拥上去一大批好奇的看客。实在外国女子开车十有九会,并无啥稀奇,我国这种旧脑筋实在大应改革。开车的技术并不十分困难,只要胆大心细,便可一学即会。况且我国公路已逐渐修复,驾驶人才实在需要。”所以在抗战胜利后,她在上海办起了女子驾校。她的驾校有一特色:既重视驾驶技艺,又重视机械原理,让女学员掌握初步的汽车修理技术,万一路上出了毛病,自己下车打开引擎盖,操起钳子就能搞定,决不让男司机看笑话。
   
   除了傅文浩,国民党时期上海市最后一任市长吴国桢的夫人也是开车能手。据当时媒体报道,吴国桢每天下午五点下班,其夫人每天四点半从莘福路家中开车出发,去市政府门口接他,然后夫妻双双把家还。市政府本来给吴市长派了司机,但是市长夫人的驾驶技术更为出色,所以吴市长宁可让夫人来接。也许这位吴太太的驾驶技术就是在女子驾校学会的吧?
   
   来源:网络
(2015/04/3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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