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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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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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淘汰、逆淘汰和偏统论

正淘汰、逆淘汰和偏统论

   ---仁本主义历史观之一

   一

   一部人类历史,是文明和野蛮、正善和邪恶、真理和邪说、进步和反动、华夏和蛮夷、光明和黑暗的斗争史。双方仿佛拉锯战,此消彼长,此起彼伏。

   

   据乱世,黑暗占完全上风;太平世,光明为绝对主导。在升平世、即升向太平的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光明虽然占上风,但不是绝对的,常常光明中有黑暗,甚至黑暗会压倒光明。

   

   也就是说,在升平世,历史是螺旋式前进的,常常会拐弯倒退,甚至局部地、暂时地拐回据乱世。例如,中国历史从战国开始绕了一个大弯,汉朝转回来了;从民国开始绕了一个更大的弯,至今未能转回来。

   

   光明占上风的时候,为正淘汰,又称为顺淘汰,具有正义性和进步性,野蛮成主流的时候,为逆淘汰,是社会常道、政治正道、历史潮流的反常和反动。例如,暴秦统一天下就是典型的逆淘汰,后来刘项灭秦则是正淘汰。

   

   需要指出的的是,很多人会误判顺逆,或认逆为顺,或认顺为逆。最典型的是刘邦灭项羽,很多人认为是流氓战胜贵族。其实,刘邦虽算不得君子,却比项羽却强得多。

   

   刘邦对儒家的态度有一个转变的过程,从轻蔑排斥到尊崇器重,其德性也产生了质的飞跃,智慧也随之水涨船高,豪迈豁达,宽仁大度,有智有勇,知人善任,善于纳谏,乐于从善。

   

   项羽“喑恶叱咤千人皆废”,匹夫之勇而已;“见人恭敬慈爱”妇人之仁而已,实则狭隘残暴,嫉贤妒能,师心自用,顽固自是,残忍嗜杀,小节或有可观,大处一无可取,虽枭张一时,莽夫加屠夫而已,非真英雄也,其败亡是必然的,迟早的事。

   

   刘项相争,刘邦转弱为强,最终胜出,是军事的胜出,也是文化和德性的胜出。刘成项亡,正是人竞天择、优胜劣汰的结果。李清照仅凭“不肯过江东”一事许项羽以人杰鬼雄,诗人笔法耳,妇人之见耳。蔡东藩说得好:

   

   “惟观于项王之坑降卒、杀子婴、弑义帝种种不道,死有余辜,彼自以为非战之罪,罪固不在战,而在残暴也。彼杀人多矣,能无及此乎。天亡天亡,夫复谁尤!”(《前汉演义》)

   

   儒家不以成败论英雄,而是以品格论英雄,以德性论英雄。德高者胜为正淘汰,德劣者胜为逆淘汰。德高者虽败犹荣,德劣者纵成功,也是贼寇。

   

   二

   在正淘汰时代,正人正义力量容易成功;在逆淘汰社会,恶人恶势力容易得势。这种社会以力服人,或唯武力,或唯权力,或武力权力密结,为丛林社会和恶社会。

   

   文化逆淘是最严重和根本的逆淘,最容易导致社会政治全方位的逆淘。文化逆淘意味着正理不彰,邪说泛滥,正邪不分,是非不明,善恶颠倒,为不良势力崛起和成长提供了最佳的社会土壤和群众基础。反儒社会,民意也会丧失理性和公正性,特别容易被误导、愚弄、裹挟和利用。

   

   几千年来,凡是儒化程度较高的社会,文明程度也较高;凡是异端邪说占上风的时代,文明必遭破坏,野蛮也占上风,这已成为中国的历史规律。反儒是最大的文化反常和逆淘。所以,在反儒时代,恶势力最容易成长和成功。古今中外的极权恶制,往往有反常思想学说为先导。暴秦的成功有赖于法家学说的独秀,洪杨的兴起有赖于拜上帝教的泛滥。

   

   在政治上,儒家是民本位,强调仁民亲民保民,庶之富之教之,强调“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反儒意味着反之而动。法家反儒,为君本位,君为重,社稷次之,民为轻,以忠君为最高道德,不论君主的明昏仁暴,一味强调效忠。这个原则一错,一切不可收拾。

   

   注意,公开倡导不忠不孝、以背叛忤逆为荣的学说是没有的。即使邪说邪法,也会讲道德讲正义,问题出在道德和正义的标准上。标准错误或者颠倒,越讲道德越缺德,背道而驰。法家和各种邪说的问题就出在道德标准上。

   

   例如,法家马家也讲忠,但它们只讲忠于君和忠于党,而不讲忠于良知。所以它们的忠,要么虚伪,伪忠,不诚不信;要么愚昧,愚忠,不仁不义。又如如,黄宗羲早已在《原君》中指出,让国民不敢自私不敢自利,是政治大恶,恶君之行。对民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教育和要求,是反道德的。

   

   儒家的诸多文化政治道德教条都非常中正。例如仁爱,有差等而无止境,有亲疏而无局限,不偏不倚,特别中正。孟子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此言对此义理作了准确的表达,一言而决,无庸再议。比较之下,墨子无差等的“兼爱”,杨朱有己无他的“为我”,都出了大差,皆非正论。

   

   “亲亲仁民爱物”这个秩序不能颠倒,更不能为物而害民,为民而灭亲;“仁民”也有层次,先国内后国外。如果是儒家社会,杀本国之贫、济异国之富的情况就难以发生。

   

   儒家教条具有高度的普适性。例如:仁者爱人,智者知人;自立立人,自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德报德,以直报怨;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等等等等。毫无疑问,如果反掉了这一切,人与社会必然反常。

   

   反儒的人与社会往往“家不家”。儒家强调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反儒意味着反其道而行之,家庭中父子无亲,夫妇无别,长幼无序,甚而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妻不妻,兄不弟兄不弟,更甚而父子相残,夫妻相叛,兄弟相灭。五四至今,例子无数无量。

   

   无儒还好说,反儒最可怕,这种社会甚至小人也罕见。小人者,小心人也。传统社会的小人,不懂孔子但懂得尊重孔子,良知不明却也不丧,百姓日用而不知。孟子说:“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虽然孳孳利己但不损人。今日跖之徒,特别恶劣,为了利己不吝损人。

   

   倒孔运动堪称一条历史分界线。在此后的思想和语境中,很多词语和概念都变义或变质了,如革命、起义、大同、启蒙等等。大同是同道,不是共产;革命只能革暴君暴政的命,不能以某个阶级为敌也。

   

   启蒙更是变成了蒙启,以己昏昏使人昭昭,何可得也。启蒙派于西学有不同程度的研究了解,宣传追求民主自由有功,却属无用功,盖他们昧于中华文化,昧于道德心性,盖釜底抽薪似的抽掉了本土文化道德根基,不仅让礼制成为不可能,也让民主成为不可能。

   

   反儒社会是极权主义的最佳土壤。反掉仁爱,激发仇恨;反掉诚信,流行欺诈;反掉天理,泛滥邪欲;反掉良知,爆发恶习;反掉中道,横行邪说;反掉正义,树立歪理;反掉民本,利益君本;反掉王道,兴起暴政。注意,霸道非仁义和王道,却假借仁义和王道的名义,唯有极权暴政,才反仁义王道。

   

   在这样的社会,少数正人和正派人让政治社会正常化的努力,就像愚公移山和西西弗斯推石上山,必定困难重重,往往劳而无功,智慧如果不足,很容易白白牺牲。故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无道就是政治失常、反常和逆淘汰。

   

   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上,政治性反儒派都是反派人物、反面角色:一是暴君,如秦始皇洪秀全;二是奸相,如商鞅李斯韩侂胄;三是宦官。这个群体反儒派特别多,反得特别狠,东汉张让、唐朝仇士良、明朝汪直刘瑾魏忠贤就是其中佼佼者。五四以后,反儒成了正义事业,大量正派人物加入了反孔反儒大合唱。

   

   空前的颠倒导致空前的劫难。五四至今,劫难不断。军阀割据是劫难,日寇侵华更是劫难;民国是劫难,共和国更是劫难,是浩劫---文革是浩劫,“改革”也是浩劫。反儒崇马双重劣,双重劫。近现代政治、制度、教育、科学各个领域的落后,尤其是道德的恶劣,都可以从“反儒崇马”四个字中找到根源。

   

   三

   一部人类历史,归根结底,是良知和恶习的斗争史。由于恶习深重,人类进步的道路注定无限曲折,充满难险;由于良知不灭,人类终将穿越一切艰难险阻,向着理想进进不已。正义和邪恶并存,光明和黑暗交织,但光明毕竟更为根本,正义才是“天下的主人”。

   

   正义会缺席但不会永远缺席,光明会被蔽但不会永远被蔽,历史会倒车但不会永远倒车,社会会倒退但不会永远倒退。人类历史总体上是从据乱世向升平世再向太平世发展。人类文明是螺旋式上升而永无止境的。无论拐多少弯,多大弯,终将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在太平理想实现之前,文明与野蛮拉锯。置身于黑暗占上风的逆淘汰社会,尤其不幸。但对于正人君子来说,逆缘可以变顺缘,不幸也是一种幸运。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篇》第二十七章)能否行道,有赖于外缘,特别是政治社会环境;能否成就仁德,取决于自己,即完全看自己的努力。环境之恶,反而会成为有志之士成仁的助力和品格的衬托。东海有诗自勉曰:

   

   旷古风霜莫逞凶,人间自有岁寒松。

   花花草草摧残遍,浩气凌霄贯始终。

   

   四

   敌对双方有各种情况,并非都有正邪之别,除了一方正善一方邪恶,有的双方都邪恶,有的双方都有不同程度的正义性。《尚书泰誓》说“同力度德”,双方力量差不多,德高者胜;反过来也成立,同德度力,双方力量都有一定正义性的时候,或者说,双方正邪对比不太悬殊的时候,力大者胜。

   

   明朝取代元朝、清朝取代明朝、民国取代清朝就是这种情况。

   

   明灭元、民灭清都有一定的正义性,但不能因此认元清为蛮夷和邪恶。清灭明是少数民族政权进犯,却也不乏历史合理性,不属于逆淘汰。元明清和民国都属于中华偏统,它们之间的战争,只能论胜负,无关乎正邪。

   

   儒家强调华夷之辨,华是中华,华夏,代表文明;夷是夷狄,蛮夷,代表野蛮。

   中华又有正统、偏统之别,偏统政权的文明度远高于夷狄但逊色于正统。因此,偏统有一个特点,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从正面看,可以发现很多好东西;从反面看,可以挑出大量毛病。

   

   当然,即使是夏商周汉唐宋正统,要挑毛病,照样多多,这就需要一定的“历史的体谅”,不能用现代文明标准要求古代王朝。就像“有志于学”士,比小人强得多,比君子有所不足,但有志于学,有志于成德成圣。

   

   偏统这个概念是我专为元明清民(民国)四代发明的,可以视为我对中华史学的贡献之一。于此四代,认其为中华正统,固然不行,不够格;以之为蛮夷政权,却也不宜。不宜有三:一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不符合历史事实;二贬低了儒家的作用。元明清以儒立国,民国也相当尊儒,居然蛮夷不改,儒家作用何在?三不利于中华文明和中国领土的历史认知。偏统说的提出,如理如实,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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