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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杨继绳获自由写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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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歷史而活
   
    獨立中文筆會2014年自由寫作獎頒獎辭
   


    廖亦武撰寫
   
    2008年春夏之交,百萬字巨著《墓碑》在香港公開出版,旋即成為一個歷史事件,因為在此之前,三年大饑荒只存在於民間零散的講述,在獨裁政權教科書中,饑荒又變成“自然災害”,被一筆帶過。縱觀中共官方歷史,眾多血腥殺戮都被一筆帶過,比如土改、鎮反、新疆和西藏的屠殺、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直至晚近的天安門大屠殺,死亡數字從來都是糊塗賬。草菅人命已經成為國家穩定的必要手段——不少體制內文人,過濾這種種腐屍堆積的“民間故事”,模仿拉美魔幻現實主義和西方意識流手法,調配出“超越人性、階級和國家”的“永恆文學”。這些高度技術化的、分寸拿捏恰到火候的文化產品,在國內能夠出版,在國際能夠得獎。而得獎指標又成為“大國崛起”的指標——讓最重要的國際獎項淪為十幾億人口的洗腦工具,是後極權中國的一大發明。
    價值混淆的當口,楊繼繩的《墓碑》恰逢其時地出現。歷史記載反證了文學創作的蒼白。在新中國幾十年,滅絕人性的現實一而再、再而三地嘲諷文人們急功近利的提煉和構思。《墓碑》翔實記載了這場發生在“和平時期”的災難——據不完全統計,全中國餓死3600多萬人,人吃人的案件達1000餘起。在人類歷史上,毛澤東一手製造的這場死亡浩劫,領先於希特勒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和斯大林的大清洗,成為天下第一。而餓死的過程漫長而殘酷,人在饑餓面前,為了苟延殘喘,道德人倫、理性尊嚴蕩然無存。好死不如賴活著,哪怕像畜生一樣活著,哪怕比其他人晚死一天兩天。在這一點上,希特勒的毒氣室和斯大林的秘密處決,也比毛澤東的餓斃來得快捷、仁慈許多。
   
    楊繼繩最初的死亡記憶來源於父親,大饑荒肆虐不久的1959年春天。他說:我們家屋門口的榆樹已經只剩下剝掉了皮的樹幹,根都被挖了出來。進入屋內,看到父親半躺在床上,眼窩深陷,皮包骨頭。沒過三天,他就死了。成為3600多万餓殍中的一員——這一刻注定了楊繼繩一生的命運,他立志要成為新聞記者,但獨裁之下無新聞,因為“毛澤東的權力從人們的腦子延伸到他們的肚子。”楊繼繩在書中寫道,“不管中國人的腦子裡想什麼,肚子裡吃什麼,全都受到毛澤東的控制……他的權力延伸到中國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座工廠、每一個車間、每一戶家庭。”
   
    在幾十年記者生涯中,楊繼繩跋涉千山萬水,深入了全國12個省的數百個縣,通過各種渠道,接觸了大量封閉的檔案資料,採訪了大量大饑荒的倖存者。再經過長時期的甄別和整理,直到進入暮年,才水到渠成。書中駭人聽聞的敘述比比皆是。如安徽全省餓死的人在五百萬到六百萬之間,超過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在安徽亳縣,由於吃人肉的情況不斷發生,出現了人肉交易市場,農民擺攤設點或流動串鄉買賣人肉。
   
    楊繼繩説,《墓碑》在40年前出版我會被槍斃,30年前出版我會坐牢,現在毛澤東作古多年,陰魂不散,《墓碑》也只能是流入盜版市場的禁書。如今這禁書已經有了英文和德文版,并獲得以《通向奴役之路》作者命名的哈耶克奬。這樣漫長的地下寫作,令人想起漢代司馬遷,被獨裁暴君閹割之後,於奇恥大辱中撰寫《史記》。楊繼繩沒像他同時代的多數人,從精神上被閹割,也沒像他同時代的極少數先烈,如林昭等,從肉體上被虐殺,受益於父親之死賦予他的使命,罪惡一定要被記載,只有記載下來,將來的人們才會“以史為鑒”。他是為歷史而活,或者活在大饑荒的歷史中。正如索爾仁尼琴活在《古拉格群島》中,監獄成了他的信仰,他貫穿始終的人生動力。他說我是一頭小牛犢,我要朝一個方向,一直抵下去,直到抵斷這棵暴政的大橡樹。
   
    我們明白,人類設立的獎項多如牛毛,因為生而為人,甚至生而為動物,都有對榮譽的本能渴求。我們明白,這個小小的自由寫作獎,對公眾的影響力,遠不如東西方的若幹大獎,甚至不如共產黨的孔子奬、矛盾奬。然而,這是被獨裁體製排擠和打壓的自由寫作群體,所設立的瀰足珍貴的奬,我們此前的十餘名獲獎者,既是異端中的佼佼者、歷史見證者,也是漢語文學不可或缺的閃亮環節。
   
    即便如此,親愛的楊繼繩,你划時代的成就也超出我們賦予你的榮譽。
(2015/04/0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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