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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博树:评刘源、张木生的“回到新民主主义”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4/8/2015
   
   
   
   作者: 张博树

   
   无论是刘源,还是张木生,都试图用“新民主主义”影响中共十八大上台的习中央。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实现党国中兴这个大方向上,他们确实是高度一致的。刘源的名言是“共产党人不投降”;张木生也说,大是大非、大本大源就两条,一个是国家要统一;一个是共产党领导不能动摇。他们要的不仅仅是“卷旗不交枪”,而且更希望党国重新振作起来。他们开出的治国方案,用刘源的话说,是要“回到老祖宗”,不但是回到马列,而且是回到1940年代的毛、刘。刘、张试图依靠习中央用毛泽东、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这套陈旧的法器来实现“党国中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十分荒谬的。从历史来看,“新民主主义”不过是中共夺取政权的手段而已。中国共产党推行的革命是在一个古老得多的、更纯正更典型的东方民族中嫁接西方激进理论的结果,这个嫁接所蕴含的悖谬与不幸,它所造成的巨大的历史扭曲,只是到了今天才被人们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
    “红二代”乃党国特有之文化、政治现象,这个词无需更多解释。但红二代也不同:既有秦晓、胡德平这样主张或偏向普世价值的红二代,也有掌控着巨大特权、拒绝任何改革的红二代。除了这两类正相反对的红二代外,还有第三类红二代,他们既不认可“西方那一套”,“反对帝国主义不脸红”,又对党国腐败痛心疾首,对当权者“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严词怒斥。他们“逢左必右、逢右必左”,但又坚称“共产党人不投降”,认为“回到新民主主义”才是党的最佳选择,也是中国的出路所在。这批红二代有张狂的一面,也有诚实的一面;有改革的一面,也有保守的一面。他们自认为真理在握,其实却陷入巨大的认知分裂。而作为政治现象,这样一批红二代在中共十八大前夕急促发声,显然有影响新一代党国执政者执政方向的明显意图。本章,我们就来看看他们说了些什么,他们的逻辑脉络在哪里,他们给出的药方是否能医治今日中国和中共的病,以及他们是否真的影响了习近平新班子的“治国理政”方向,——如果有的话,我们又当如何评估这种“影响”。
   
   
   
   张木生一鸣惊人
   
   
   
   张木生(1948~),已经退休的中国税务杂志社前社长,插队知青,父母都是共产党人,其父还给周恩来、董必武当过秘书。2011年4月,张木生出版《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炮走红。在这本书的“自序”中,作者称:“我们这代人,在‘文革’中启蒙,在冷战中思考”。学者李零是张木生的好朋友、铁哥们,张木生对这位铁哥们崇拜得五体投地,说他“是三古学家(古文字、古文献、考古),但却不是古董”,“读他的书,眼前一亮,给人一种学贯中西的世界眼光”。1所以张这本书还有个副标题,叫“我读李零”。
   
   
   
   张木生的另一个好朋友是刘源,刘少奇的公子,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上将军阶。刘源亲自给张木生的新书写序,称“每读木生书文,总要细嚼慢咽、反复品位”,放下木生的书,“依然思绪万千、感慨不尽”!“对张木生,我并不陌生。1965年,在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之前三年,他就为理想而到农村插队,是最早用亲身苦行的方式去理论联系实际的人,算最初以独立苦思的方法来探寻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行者之一。文化革命初期,张木生遐迩闻名,一篇《中国农民问题——关于社会主义体制的研究》长文,以多种手抄本的形式四处流传。当时,农村‘一大二公’,贫穷落后,不少百姓饿饭。他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面对实际,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引发读者的思索,而这倒霉蛋儿自己则背上‘小反革命’罪状,付出‘坐大牢’的代价。文化革命结束,张木生从内蒙基层回来,参与组建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发动滁县包产到户大调查,参加前几个中共中央农村工作‘一号文件’的起草讨论,以‘马列枪法纯熟’著称圈内”。后来张木生被调西藏,任林芝地区专员,刘源亲自送张木生入藏。在刘源看来,“张木生坚持共产党员的初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思索,一刻也没有停止”。“他呼喊的,是实打实的制度建设,而不是哗众取宠的政治口号。他高明的,是超出‘新左’、‘老右’,越过‘主流’、‘非主流’。回到老祖宗那里,察起点、定基点;对照新时代这厢,先搞清、再搞定”。2
   
   
   
   显然,刘源与张木生高度一致。在《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新书发布会上,刘源带了5位解放军少将到场祝贺、发言,阵势不可谓不大。张木生自己也讲,他是“遵命到处谈新民主主义,遵朋友之命:‘你最近一段哪儿让你去讲你就讲,哪儿采访你你就接受采访。’我现在已经被新华社和中新社国际部新民主主义了,成为动态内参的现象。在这么短时间内被西方各大媒体密集采访,作为一个严重的情况和问题汇报给上面了。”3 遵谁之命?不言自明。那么——
   
   
   
   为什么要“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
   
   
   
   用张木生的话讲:“不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你就看不懂为什么要重返新民主主义”。4 这个话说来长。先来看张木生(们)究竟要“改造”什么“文化历史观”?对此,刘源“序言”中的两句话可做提示:
   
   
   
   “封建”,如此重要的政治、历史概念,竟这般扑朔迷离、无所适从;“民主”,如此常用的历史、政治词汇,都这样离题万里,含混不清!我们不该返回理论原点、澄清定义,重塑、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吗?5
   
   
   
   质疑“封建”,首推李零。在“重返理论原点”的过程中,李零是老师。为什么要质疑“封建”?李零是要批判那个缠绕国人多少年的“西方中心论”。在李零看来,西方人习惯于“一把尺子量天下”,连马克思都中了这个毒。马克思在他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把希腊人叫做“正常的儿童”,而把其他古代民族叫做“粗野的儿童”、“早熟的儿童”,这种说法明显受黑格尔影响,带有以欧洲为中心观察问题的局限性。当然,“现在我们评价‘五种社会形态’说,不能一概而论,6 应当承认迄今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头一尾,即原始社会和近代工业社会这两大段是很清楚的,成问题的主要是中间一段,即通常所说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7
   
   
   
   而李零认为,中国也是“正常儿童”,中国的文明自有其尺度。用欧洲的“封建”概念或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套中国,又整出什么“停滞论”、“萌芽论”之类,实在是几代中国学人的愚蠢。“中国文明不仅是东亚文明圈中最富代表性的文明,起源早,发展程度高,传播范围广,而且还保持了一种绵绵不绝的文化线索,它在传统农业社会的发展中所达到的成就是无可比拟的。这种历史上的成就虽然并不能掩饰中国近代的落后,但却为分析研究传统社会提供了一种绝好的材料。”8 张木生则顺着李零的意思继续讲:“中国落后于西方也就是近一百多年、顶多二百年的事儿,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能算什么?”“我们既不必以昔日的辉煌为今天壮胆,也不必以现代的势不如人而大骂祖宗”。9 所以张不赞成《河殇》,也不赞成《大国崛起》,认为它们虽一个“悲情版”一个“豪情版”,却都是以西方为准,向西方看齐。10 张大概也看不上蒋庆之类的“儒学治国论”,因为在张看来,无论主张弃绝传统,还是弘扬传统,均未摆脱“西方的话语霸权”,都“与自外于世界资本主义总体系的心态有关系”。11
   
   
   
   那么,又为什么说“民主”这个词“离题万里”?张木生还是搬李零,李零则从批判“帝国主义”开始论起。据说,这个世界是“先有帝国主义,后有资本主义”,而“民主”从来和战争、帝国征服有关,是这种征服的副产品。“古代的民主共和国和罗马法典,真是十分现代化,是现代西方的鼻祖,无论是海洋法系的国家还是大陆法系的国家,都认祖归宗。但古代的希腊、罗马时代极其残酷,和其他两大文明不同,典型的奴隶制,全世界最发达的奴隶制就生于斯,长于斯。希腊、罗马也是农耕文明,土里刨食,但是与古代中国比物产十分单调,没有什么像样的大平原。他们的贵族、平民很少从事农耕,而是培养战士,他们四处攻城略地,杀人如麻。原有的私有制不能动,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赏什么?新夺得的土地、奴隶、包括女人。对外杀人征伐,血流漂杵,金戈铁马,对内才能搞民主制。古代的民主制国家是这样产生的,现代民主制国家也是这样产生的”。“西方的古代民主制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西方现代民主制建立在殖民地基础之上,压迫别人自己才能民主。”所以,“专制沾污带血,民主也沾污带血,顶多是歪锅对扁灶。一个是对内狠,一个是对外狠”。“近五百年的西方战争史,绝对是一部罪恶史,原罪可以原到最初的殖民战争,基本方式不变,基本逻辑不变,特点就是霸道”。12 这也包括那个“最最民主的国家”,却“偏偏最爱打仗”,“‘一头驴,一头象,除了外表都一样’,无论选‘牛肉党’还是‘鸡肉党’,选出的总统,在任期间都要打一两场‘漂亮仗’给人民一份惊喜。他们‘最相信美国的利益就是全世界的利益’,全世界的大事都是他们的家事,他们的家事都是全世界的大事。”“近五百年来,西方有战争依赖症,民主和战争如影随形。西方也有反战的时候,但反的都是自己死人太多,不反别国死人。‘文明国家的标志’,怕自己死人,但不包括其他国家的人,更不包括‘野蛮人’,生命并不等值。”13
   
   
   
   所以,张木生看不上西方的“民主”,在价值观上坚决反帝不含糊。
   
   
   
   更重要的是,张木生从战争、帝国主义等“历史大格局”中推出一个重要结论,那就是“革命是逼出来的”:“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逼出两次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14 张木生不赞成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称“要想告别革命,先要告别帝国主义战争”。张尤其不赞成李、刘“革命的结果还是封建专制”之说,断言“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曲折复杂,但绝不是传统的复辟”。“中国革命,外有强敌环伺,内有大敌对峙,用一种专政或专制,反对另一种专制,这是残酷的环境使然。将毛说成封建帝王,不公平。”“说中国革命‘农民战争的结果却是传统圣王政治’,既夸大了中国传统的力量,也亵渎了中国革命。”在张木生看来,“中国革命的发生与毛的‘个人魅力’无关,和毛的‘浪漫风格’、‘好动喜斗’无关。法国革命革出一个‘革命皇帝拿破仑’,当然是讽刺。中国革命是为了救亡图存。西方的逻辑,义和团是‘民族主义’,八国联军才是‘国际主义’。又革命,又不流血,好是好,就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中国革命流血太多,代价太大,但仍很伟大、光荣、正确。这不是哪一个人的功过问题,这是一百多年来,整个中华民族的选择,几代人的功过问题。中国革命救亡图存,解决了亡国灭种、列强瓜分,岂容恶搞?中国摆脱了列强瓜分和四分五裂,中国已近60年没有挨打,这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无案可翻。”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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