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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穹顶之下》的中国社会意识形态


   柴静的纪录片《穹顶之下》一夜之间红遍网络,这部片子中触目惊心的事实和详实的调查数据令人折服,尤其是柴静自掏腰包一百多万来制作这样一部公益纪录片,不得不让人由衷地敬佩。不过,中国历来是枪打出头鸟,这部片子随即引发了一场舆论博弈,有不少人指出:柴静抽烟,所以生下患有肿瘤的婴儿完全可能是她自己的责任,不能归咎于雾霾;另外,柴静开大排量的车,这足以证明她说一套做一套;有人还拿出当年柴静采访中科院副院长丁仲礼的视频,并以《柴静PK中科院院长 女神遭完美碾压》为题来嘲讽柴静这种“吃中国人的饭砸中国人的锅”的卖国贼行为。当然,柴静赴美产子则更是一个让人无法辩驳的铁证如山的事实……
   
   在探讨之前,我们权且将中国当下这种社会舆论现象称之为“柴静现象”。简单来说,就是在中国,你做任何一件好的事情,总会有人千方百计找出证据来说明你做这件事情是有企图的、虚伪的、阴险的、龌龊的;你做任何一件坏的事情,总会有人来证明这实际上是正义的、是爱国的、是为人民着想的、是值得同情和支持的。当然,本身很多事情的确难以评判是绝对的好、或是绝对的坏,而且本身也应该允许对一件事情有不同的看法。但中国的这样舆论现象,既不是观点差异或理性探讨的问题,也不是言论自由或是非判断的问题,而是“社会价值体系分裂”的典型表现。
   

   社会价值体系分裂有典型的四个特征:
   1、 防御性地怀疑;
   2、 宣泄性地对立;
   3、 自慰性地逃避;
   4、 利益核心主义。
   
   1、“防御性地怀疑”主要来自于惯性思维,即对于突然出现的一种新奇或异常现象本能地产生怀疑,这种怀疑不是出自于好奇或探究的心态,而是出自于强烈的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2、“宣泄性地对立”即为了体现自我观点正确或视角独特,对于自己不接受的观点进行宣泄性的攻击,若在己方论据不足或明显理亏的情况下,便采用占领道德高点、给对方贴标签、甚至侮辱谩骂的方式进行攻击。3、“自慰性地逃避”就是在眼前所见事实与自己先前的价值理念体系严重冲突、但自己也能判断出事实是的确存在的,不过由于无法改变现状或不愿意承受内心价值体系遭受冲击,而进行“选择性失明”来逃避的一种现象。4、“利益核心主义”即自己的实际利益选择,与自己对外宣扬的价值立场和道德标准可能完全相反。
   
   我们先举一个实例,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北大演讲时,现场有七位学生提出一些非常尖锐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共同特征是带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以及咄咄逼人的“反美情绪”。不过事后这七位学生接受采访时均表示,美国对他们有十足的吸引力,是他们非常向往的地方。这里的代表人物是一位叫做马楠的女学生,她当面痛斥美国人权状况恶劣,两年后本科毕业却选择到“人权状况恶劣”的美国去留学,后来还嫁给了一个美国人。(参考文章:http://blog.sina.com.cn/s/blog_727e70760101ad86.html)这是一种典型的“人格分裂”。但这不是北大学生的个案,十几年后的今天,我们从芮成钢、司马南、以及无数中国高官、富豪身上都看到了这种更加明火执仗的“人格分裂”。
   
   从这些实例上可以看到,我们所提到的四种“社会价值体系分裂特征”在很多人身上并不是孤立地存在某一种,而是四种同时并存的!而这个群体规模之庞大,足以证明这不是某一个特定群体中的偶然现象,而是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出现严重问题的其中一个表象。因为不管是北大学生,还是芮成钢、司马南、高官、富豪,这些人几乎构成了中国所谓的社会精英阶层的绝大多数。那么可想而知,将这些“精英阶层”作为榜样来学习的普通社会阶层又会是什么心态呢?这个如同社会犯罪率一样,当超过一定比例的时候,就不能说是某些个体的犯罪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有某种力量在不断地诱导人们去犯罪。比如中国的贪腐泛滥、污染泛滥、毒食品泛滥、暴力和性交易泛滥,并不是某些人天生如此或本身愿意这么做,而很有可能是被鼓励这样做、或不得不这样做。
   
   社会价值体系分裂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有某种力量在诱导和鼓励这种分裂。那么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实施诱导和鼓励呢?
   
   在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看这种社会价值分裂的具体表现形式,即“个体立场的对外表达”。这种所表达的“立场”有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自己真正的立场,因为这些人选择的实际利益与其所表达的恰好相反。这个就如同北大学生质问克林顿、芮成钢调侃骆家辉、司马南批判美帝国、刘云山谈精神文明一样,“反向立场表达”不过是他们获取真实利益的一种途径。我们引用参考文章中的一段评论——「这是怎样的一代精英呢?这是丧失了自身价值观的精英们,他们所保留的仅仅是自己的利益,他们的表演没有其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获取利益。他们的表演就已经内在化了,他们连意识到自己在表演的能力都没有了。他们只知道:说那些对自己有好处的话。久而久之,他们把表演当作了本色。」
   
   也就是说,人格分裂的人无法意识到自己是人格分裂的(或是即便意识到自己言行不一,他们也不会认为自己是人格分裂,顶多承认是逢场作戏罢了)。而“社会价值分裂”就是由无数个这样无意识的“个体人格分裂”混合和化学反应后形成的一种综合体。这种综合体就如同一个虚拟的母体,它随时随地能产生出人格分裂的个体;反过来,人格分裂的个体也不断地在巩固和壮大这个母体。我们今天看到的“柴静现象”就是这个看不见的“怪物母体”的典型产物。
   
   既然知道了这个母体的构成因子是“个体人格分裂”,而且又发现这些因子存在着普遍的共性,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个体”的角度去剖析“社会价值分裂”了。我们知道,个体意识或个体价值观的建立主要来自于教育,包括三方面:1)家庭教育;2)学校教育;3)社会教育。而在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下,这三种教育可以归并为一种,即“洗脑教育”。这种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维护现行体制的工具人、或具有自我奴化意识的良民。在高度封闭和高压管制环境下,洗脑教育的效果是最好的,比如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或今天的朝鲜。洗脑教育主要培养的是“盲从型人格”但不是“分裂型人格”,因为“盲从型人格”本质是没有自己独立人格的,而“分裂型人格”是在独立人格和利益立场发生纠葛时表现出的一种人格。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现象呢?
   
   我们说,行为来自于意识。人格特征实际上是意识特征的外在反应。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分裂型人格”来自于如下几种意识:
   1、 不安全意识;
   2、 羊群意识;
   3、 复仇意识;
   4、 弱肉强食意识;
   5、 对压抑的宣泄意识;
   6、 同类竞争意识;
   7、 损人利己意识。
   
   “不安全意识”主要来自社会保障匮乏,在生存和更好地生活之间奔忙的人们是这种意识的主要群体。由于中国社会资源被权力和少数人控制,人们为了获取更好的生活条件,就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独立人格来换取这些条件。正如很多人本身不愿意通过行贿或出卖肉体来获得某些资源,但在实际行动中却积极地实施行贿和出卖肉体,这种意识与行为的分裂就是来自于不安全感。但这种行为越来越多的时候,人们就反而不认为这是可耻或不正常的,而是成为了一种通行的潜规则甚至明规则,这时候就形成了“羊群意识”,即大家都是这样的,那么我这样做就是心安理得或是正常的。“复仇意识”来自于从小接受的屈辱历史、报仇雪恨、革命斗争教育,在大国崛起后认为有能力雪耻的时候,这种复仇意识就体现出来了。北大学生质问克林顿,本质上是学生把克林顿作为宣泄这种复仇情绪的对象。这种宣泄带有强烈的羞辱意味,正如芮成钢调侃骆家辉坐经济舱是因为美国欠中国的钱一样。中共的教育宣传中经常用诸如“周恩来总理如何驳斥美国某某领导人”或“邓小平如何机智应对美国某某人的刁难”来给学生造成一种潜意识,即这种语言的反击和羞辱是一种“高、大、上”的智慧。那么北大学生作为天之骄子,自然不会放弃这种展现智慧机会。他们在做这样事情的时候,并没有感受到有什么不礼貌,而是认为无上的自豪。正如很多人宣扬去日本狠狠地玩日本女人来表达自己的一腔“爱国热情”是一样的。
   
   但是北大学生是否敢在单对单的情况下,独立挑战克林顿呢?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首先是学生在接受采访时表达出的真实立场决定了他们不会这样做,其次就是他们的“羊群意识”在起作用。因为他们的“弱肉强食意识”能让他们本能地识别出,克林顿是绝对的强者而自己是绝对的弱者,所以他们一定会选择在“人多势众”的场合来发出这种挑战,也就是常说的乌合之众心理。这个从“爱国者”抵制日货、打砸抢日本商店和日系车就能看出来,几乎没有人真正愿意去登上钓鱼岛或为保卫钓鱼岛而战,所以是一种“对压抑的宣泄意识”的体现。
   
   这种畸形的宣泄情绪之所以被认为“爱国”,很大程度上是个人以为在替国家、替民族说话或报仇雪恨,他们为自己的这种挺身而出维护“集体利益”的豪情所感动。这个其实与董存瑞炸碉堡、黄继光堵抢眼、向秀丽为抢救国家财产而牺牲的教育有关,正如朝鲜有人在洪山中为抢救金日成将军的画像而牺牲是一样被认为高尚和勇敢的。虽然中共编造的这些故事在今天已经被一个一个地揭穿,但这种故事所传递的价值意识却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人们潜意识中,内化成思维模式的一部分,人们在自己的日常行为中不自觉地被控制着。
   
   另外,“同类竞争意识”在中国人中体现很明显,虽然中共一再地教育人们爱祖国、爱集体,不过实际上教育出来的都是极度个人利益主义的个体。在不安全意识、弱肉强食意识、羊群意识的共同作用下,就形成了“损人利益意识”甚至是“若不利己,宁可损人”的现象,即若我得不到好处,那么别人也别想得到。具有“损人利益意识”在实施行为的时候,会先用“弱肉强食意识”进行识别和过滤。当对方足够强大而自己望尘莫及的时候,那么就选择服从和追随,至少是不会正面挑战,因为要从自身利益出发;而当对方本来与自己处于同一个层次,而突然脱颖而出时候,那么就会激发出潜意识中强烈的嫉妒意识,从而为了让这只“出头鸟”回归“羊群”而发动攻击。这种攻击的前提是判断“是否安全”。
   
   举例来说,假如做《穹顶之下》纪录片的人不是柴静,而是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假设周永康没有被拿下),那么人们会如何反应呢?估计今天在批判柴静的那些人,要么歌功颂德,要么想骂也不敢吱声。因为“弱肉强食意识”让他们知道批判周永康是“不安全的”,因为这一类人对自己的利益有非常本能的判断。此类似的现象中,我们可以拿孔庆东、司马南作为例子,他们就是典型的根据风头强弱来发表观点的学者。其实很多人以为视觉独特,找到了批驳柴静的论据,实际上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与孔庆东、司马南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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