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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史上的兀鹰

谢选骏:文化史上的兀鹰
   ——兼论董卓一类的历史“形式”
   
   
   一,历史的具象形式

   
   二,董卓:悲剧的导演和主角
   
   三,悲剧:远的背景和近的舞台
   
   四,兀鹰的文化功能
   
   
   
   **********************************************
   
   在苍凉的原野上,你可以见到兀鹰在高高的天穹上悄悄盘桓。它们在搜寻自己的猎物——动物的遗体。看!兀鹰在向一个地点汇集——那里定有生命正奄奄待毙。兀鹰,令人憎厌。因其贪残,以其不洁。
   
   人类文化史的原野上,也有一类兀鹰。他们身披人皮,却行使着食尸者的职能。他们运用各种原始而残忍的方法为业已僵死的文明世界,清理陈迹。同时,为萌芽状态的新文明——更经常的是不自觉地——准备沃壤……
   
   
   
   一,历史的具象“形式”
   
   在当代的史学研究领域中,还存在一个偏向:力求把一个历史人物的个人品质和他的社会影响调和一致。进而,把他对当时社会的一时影响,与其长久的历史作用予以混同。
   
   对待“正面的”历丈人物,只从正面去观察,探讨。我们就像看不见月亮的背面一样,对正面人物“不能望其项背”。对“反面人物”,则连“正视”都是罪过,因而只应投以充满愤慨、藐视的“睥睨”。从眼科学上说,睥睨是一种“斜视”,它有碍获得正确的视象。对历史人物如此简单化的理念切割,是怯于直面真实?还是学术上的懵懂?
   
   事实表明,经过这种“处理”,我们只能得到——脸谱化的历史形象、单调生硬的历史观念。我国社会久享盛誉、权威至今绵延不息的多种“官史”,就充满了这种千篇一律的记叙。平庸的工艺品(它既不合乎“科学的”、又够不上“艺术的”),目的似在应合既定的意识形态理论,佐证掌权阶层虚伪的道德完善。然而,这些理念化的历史景观,却背离历史本身的真实存在太远太远了。
   
   另方面——披阅文化史,我们既看到文化的含苞待放,也看到它那“桃花乱落如红雨”的凄凉晚景。文化的“生成”与“毁灭”,各有其代表人物;因其特定的历史作用,或被目为“救主”,或被定作“灾星”。但对历史的有机透视却显示,这简单的“价值判断”,遮掩了“历史的力量”藉以体现的复杂形式,而揭示这些“形式”的丰富内涵,正是当代历史学的使命。
   
   我们看到,在各色力量纷纷汇集的历史汪洋中,存在各种力量的具象形式。历史,是“人的活动”之总称。因此,历史人物,是这些形式的基本单元。其它的力量形式,如集团、斗争,文化等,都以这些基本的形式为基础。每位重要的(而非“正面的”)历史人物,都构成一个独特的历史形式。研究这些个体化的形式,分析其内涵及作用,是本文的立意所在、
   
   我们选择了历史上的董卓及其他破坏成性的一类“形式”,作为本文分析的实例,是出于以下考虑:
   
   一、董卓是典型的“文化史上的兀鹰”。
   
   二、董卓活动的东汉末年,是两个文化系统大交替的过渡时代。
   
   三、董卓本人身处这一交替程序的转折点。
   
   四、董卓虽然早已灰飞烟灭,但董卓式样的“文化史上的兀鹰”,其实刚刚统治过我们不久。我们并且因此而理解了董卓的巨大无比的历史意义,和“文化史上的兀鹰”作为创造历史的积极动力的形式功能。
   
   董卓式的暴行,是反社会.反文化的。董卓式的文化兀鹰,则是一群不懂得“虚无主义”理论的大虚无论者、彻底的唯物论者。他们凭藉身上的原始冲动,和基于这些冲动的强权意志;他们绝不信赖而仅仅是利用、玩弄、践踏并最终毁灭任何一种社会或文化的规范。这种充满破坏性的个人素质——恰好应合、体现了两个文化系统(如汉以前的本士文化和魏晋以后受佛教影响的混和文化;或是我们当代的清代以前的传统文明和民国以来的现代文明)——交替之际的“文化荒原状态”。他们在实践上的含义,竟与魏晋玄学在理论上的结论相通!——都以否定的虚无的唯物论的态度,去应付那个“礼崩乐坏”、“斯文扫地”的文明间歇时期;两种文化苦苦厮斗的过渡时代(仿佛“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社会主义社会”)。
   
   两汉文化的保存者——士族(仿佛清末民初的“地主资产阶级”)——藐视兀鹰们(仿佛清末民初的军阀、暴动集团、寻求生存的大面积武装盲流)的粗鄙。兀鹰们则以屠杀(现代术语管这叫“革命”、“改造”、“专政”)来回答这无言的敌对。董卓、曹操以及后来的刘裕、杨坚等平民出身的僭主、帝王,都有类似的经历。他们早年奋发,中年精进,但晚年大都陷入某种妄想型的虐待狂,以“严酷”、“嗜杀”著称于世。我们当代的例子也并不罕见……这种貌似辉煌的“变态的人格”,是在他们的生存处境中发育成熟的。
   
   他们生当两种文化的夹缝,旧的已经枯萎(“苍天已死”),新的尚未确立(“黄天当立”)。文化的荒原上仍有文化的因子游移着,但它缺乏内在的系统.各种因子无秩序地摩擦、撞击,发出野的、不合陈规的电火。从黄巾军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到解放军的“不破不立”,其间是有明显的历史轨迹可寻的。
   
   这就是“革命的电火”!在这电火中,既有“正”的因子,也有“负”的因子——它们相反相成,互相作用,促进旧系统的消解与新系统的疯长。
   
   对文化内部的负因子(消极、颓废的)和对文化外部的逆向势力(兀鹰及其活动)的正视,有动于探查两种文化系统交替过程的内在机喇,“以及刀鹰4n在这艹机制中的关键位置。
   
   从董卓这个五脏俱全的“麻雀”,我们文化史研究的解剖刀开始揭示出,兀鹰们,是如何以他们贪残的本性和杂烂的食谱,“”对旧文化清算,替新文化清道”。他们的野蛮行径和非文化精神,所造成的社会、文化的一片废墟,则为未来的文明生活和新文化的潮涌,准备了充满原始活力的沃野。他们恶劣的个人品质和抹煞不掉的历史作用,就这样奇特地交结。
   
   
   
   二,董卓:悲剧的导演和主角
   
   
   *董卓的出身*
   
   董卓,字仲颖,陇西临洮(今甘肃临洮县)人。东汉末年著名的军阀、政治家。按传统看法,他是祸乱汉室、毁灭两京(洛阳、长安)的动因。通过下面的分析,我们将指出,董卓不是动因,只是历史力量的一个具象形式。在那个时代,他除了没有自命为伟大的导师以外,已经自封为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了。这可能仅仅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们还不像现代人这样懂得意识形态的重要。
   
   他出身行伍,是个“粗猛”而好斗的武夫。在战阵、军营中渡过自己风云变幻的一生。与自己的私人雇佣部队(“部曲”、“子弟兵”)有紧密的血肉关系。汉灵帝中平六年(公元189年),东汉朝廷授他“少府”之职(相当于边区政府的职务?),他力辞不就,理由是他的部曲(“义从”)和少数民族雇佣兵(“秦胡兵”)不愿意他猝然离去。其实是他自己不愿意离开自己的革命根据地。
   
   灵帝临终,诚惶诚恐的宦官们又假托圣旨——拜他为并州牧,意在收其兵权。他上书说,“士卒大小相狎弥久,恋臣蓄养之恩,为臣奋一旦之命。乞将之北州,效力边陲。”(《后汉书·董卓传》)——拒绝遵命。
   
   这些托辞后面有他自己的“革命计划”。但董卓与下层武人的情谊,确是根深叶茂。早在桓帝永康元年(167年),他在中郎将张奂手下充任军司马之职,因军功得赐缣九千匹。他都分与属下“吏兵”,“无所留”。(见《董卓传》)
   
   “吏兵”是正规官军而非私人部队,董卓此举,不是例行的“分赃”,而是意欲建立“革命武装”的积极努力。
   
   据记载,早在少年时代,他就深入到边境羌族区域的基层四处游历,与当地的地方领袖们(“诸豪帅”)交往很深。后来豪帅们回访他,他宰杀自己仅有的耕牛宴请他们,这使惯受汉官欺压、歧视的土著首领们十分感动,回去后搜求“杂畜千余头”送给董卓,董卓由此以“健侠”知名。
   
   董卓死后,长安的和平居民欢欣鼓舞。但他部将李(催左鹤左)、郭泛却以替他复仇广为号召,迅速纠集起边区部队的残部,攻陷长安、屠杀百官。董卓在社会上不得人心,但在子弟兵中的心目中具有深入人心的感召力。正所谓伟大的统帅。子弟兵,这是董卓力量的基础,是其情感的归宿。
   
   
   *董卓的性格*
   
   作为终生从军的军事领袖,他最显著的性格特征是“粗猛”。这意味着粗犷、勇猛、鲁莽。这些特点,是东汉末年西北地区日益频繁的民族冲突的产物,行政地括今甘肃、青海一带的“凉州”,是汉族与羌族、氐族等少数民族的杂居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民族斗争比较残酷。在这种边区背景下成长的董卓及共都队,勇猛与粗鄙集于一身。
   
   这种性格的恶性发展,会变成任性、残暴、喜怒无常。这在他率兵进入首都洛阳、执掌朝政以后,得到充分表现的空前机会。
   
   侍御史扰龙宗向他汇报工作,忘了解除佩剑,被他大怒之下立遭“挝杀”。又一次,董卓找袁绍商谈废立皇帝的问题,谋求他的支持,袁绍刚刚谈了自己的不同意见,董卓就破口大骂,并扬言要杀死他。这种态度是在自己的私人部队中养成的,但运用到上层的政治生活中,则很容易导致流血冲突和不断的政治清洗。恼羞成怒的袁绍仗剑出门而去,逃到关东地区,被推举为反董卓联军的首领。对待属下和不同政见者如此,对待亲信他也几乎同样。著名猛将吕布,与董卓“结为父子”,又担任他的侍卫长。但董卓竟为了一件小事,拨出短戟投向吕布,要不是吕布及时躲闪,早已死于非命。粗猛的董卓,此事过后照旧信用吕布,但吕布却不能忘怀。他日益仇视董卓,终于加入反董密谋,布下伏兵,亲手杀死他的“义父”。
   
   董卓惯于虚声恫吓,以无礼的态度胁迫别人服从自卫。他仰慕蔡岂,荐他做官,蔡岂不愿受他恩惠,“称疾不就”。“董卓竟以”我能族(灭族)人“相威胁,把一次任命变成了一个“征服”。
   
   凡此,表明董卓是以军事领袖的暴戾习性去从事复杂的政治活动,其招致士族的反感与不合作,势在必然。所以政治冲突与政治运动绵延不断。
   
   
   *董卓的使命*
   
   董卓其人及其武装,是统治集团对外战争中的得力工具。桓帝永康元年,他追随张奂残酷镇压了汉阳地区的羌族暴动军,受到奖励和晋升。灵帝中平二年,他被命为中郎将,与先零羌作战。结果势孤被围,“粮食乏绝”。这时,他施用巧计,在河中建起堤堰,伪装捕鱼济食,而使所属部队从堰下偷渡突围。等敌军赶到,他已远去。派去围剿起义的各部官军,唯独他的部队侥幸逃走,因此“军功”被封为“邰乡侯”。
   
   这支在边疆上锤炼出来的虎狼之师,镇压本族农民起义却并不得力。中平元年,他替代卢植统帅东汉政府军,在下曲阳城与张角革命部队会战,结果“军败抵罪”,罢免官职。习于边疆战争的子弟兵们,面对为生存而战的武装盲流,只有溃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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