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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永远的艺术疯子-张其开》》--薛明德

L永远的艺术疯子-张其开发表:2015-01-13 05:45阅读:103
   
   
   1979.3月,薛明德在圆明园废墟处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华大使绾商务参赞菲舍尔.迪斯考先生的女儿画肖象
   

    永远的艺术疯子-张其开
   
    --薛明德
   
    L
   
   6月13日凌晨3點,北京市公安局來到薛明德的臨時住所,以流竄犯的罪名把他關進北京德勝門外大街1號——功德林監獄。三個月後,他被解押回重慶。在重慶火車站的月台上,北京公安局押送人員把他移交給重慶公安局一處的鄧隊長,乘吉普車來到重慶沙坪壩區小龍坎派出所。派出所所長立即通知他夫人閆家鑫領人,薛明德終於回到石小路17號附27號的自己家中。釋放前,鄧隊長用輕鬆的語調對他說:“明天上午10點鐘,你準時到街道辦事處來,市政府有關部門負責人會來見你,為你安排工作。”
   第二天上午10點,薛明德去街道辦事處準時報到。他在一篇回憶錄中這樣寫道:“該來的負責人都已來齊了,每人面前都放䋠有蓋的茶杯,當我走進會議室,還沒落座,辦事處的黨委書記李同志遞給我一隻沒有蓋的茶杯,不停地表示歉意:‘請不要介意,就剩了這個缺蓋子的茶杯了,我叫秘書好好洗了洗,很乾淨的。’現在由他來主持,宣佈會議開始,由一政工在旁記錄。各自通報了一下姓名後,重慶市勞動局職務是科長自稱姓呂的發話了:‘你,薛明德,在北京,調皮搗蛋,給中國政府施加壓力,不就是要工作嗎?好,我今天專程就是來為你安排工作的,你說,什麼單位適合於你,電影院,百貨公司,文化館,你自己選⋯⋯’我打斷了負責人呂科長的發言:‘你這個同志有點奇怪,我什麼時候在北京調皮搗蛋了,我怎樣給中國政府施加壓力了,為了要什麼工作?重慶市有那麼多待業人員,你不去為他們安排工作,你今天來不是恩賜什麼工作給我,只是完成你上司分派給你的任務,這還得要看我願不願意配合呢。’頭頭鄧坐在一旁聽不下去了,䅎壓䋠火氣,說:‘薛明德,說活客氣點行不行。’我回答道:‘你為什麼偏袒這個姓呂的負責同志,是他先侮辱我,其實很簡單,大家坐在一起開會,就是平等的協商,求得一致的意見,最後的結果是大家都滿意。現在看來,我不接受對我工作的安排,我先得休養一段時間,我的身體在關押時受損嚴重,暫不考慮工作。’會議在結束時,負責人呂科長說:‘你可以自己去聯繫單位,在重慶市範圍內,只要有部門要你,這是我的電話號碼,你只須打電話給我,我就會把指標撥過去。’接䋠,他把一張紙遞在我手裏,上面寫䋠他辦公室的電話,我一直未使用過,這是他從沒想到的。”
   张其开说北京市公安局來到薛明德的臨時住所,以流竄犯的罪名把他關進北京德勝門外大街1號——功德林監獄。这是公然的污蔑!
   
   北京当局是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立案,趁夜深人静时,把我从床上非法绑架了,当这些便衣雷子(公安)强行进入我的房间搜查,盘问时,他们没有出示逮捕证,搜查证,而我出据了重庆市沙坪坝区小龙坎街道办事处大印的证明信,内容是赴京参加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所研究生考试.我来路清清楚楚,何来的指控流窜犯?请问张其开,到底是谁在违法犯罪?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怀揣身份证明信而不顾遭到专制暴政的打压,难道现任川美教授的张其开,在事隔30多年后仍执迷不悟,为强权辩护?
   
   当时为我开据此证明信的小龙坎街道办事处李姓女职员也被姝连,遭到当局的警告处份.
   
   在我摘录的上面的张其开原文,与他全篇所写之处无不是胡言乱语,这里的情节描述也是东拉西撤,明明是我在北京先后两次被北京当局非法绑架,情节完全两样,现在我不妨把这两次的不幸蒙难公诸于众.
   
   6月13日晨3点,我被非法逮捕了,他们把我装进了一辆绿色的上海牌轿车。35年过去了,我仍记得这辆车牌号码:31-22338。
   
     北京城的夜晚,静谧,安详。绿色的上海牌轿车载着像一只落入陷阱的野兽样的我穿过空旷的街道,他们把我送去到了北京城的北边,德胜门外大街1号——功德林监狱。
   
     说它是监狱,前身建造于大清帝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李大剑先生就被囚禁于此,最后,生命在这里结束,上了绞架。而今眼下呢,它好像又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监狱,它被民政部掌管,更多是收容各地来京**的蒙冤者。
   
     可是像我这种人,是被公安局一处(政治保卫处)抓捕的罪犯反革命宣传煽动嫌疑人,也就有了两种身份:盲流,即社会闲杂人员;反革命,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所以在没有逮捕证、搜查证、拘留证,无须告知亲属的情况下,我被关押在约7平米的囚室里。
   
     一天两餐,上午10点钟,下午4点,准时开饭。有一个半斤粮的玉米窝窝头,一碗漂着几片白菜叶的汤,天天一样。我一边接受洗脑,一边接受公安侦讯。除了每天上午,下午提审,周末就是开大会,政治学习。
   
     第一天的审讯我记得很清楚,我把它详细的记录下来。一张宽大的台桌上铺着墨绿色的丝绒布,分别坐了审讯我的3人,我另坐一个低矮的小凳。他们在我面前为我放了一包香烟,是牡丹牌的,因为那时我抽烟。
   
     审:你叫甚么名字?家住哪里?多大年龄?
   
     薛:我叫薛明德,家住重庆市沙坪坝区石小路17号附27号,今年30岁。
   
     审:你知道,你犯了甚么罪吗?
   
     薛: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点,你们秘密地绑架了我,把我关押在这里,我将不能再画画了--……
   
     审:甚么?甚么?你怎么不可以画画了?你的手又没有断。
   
     薛:是的,我的手没断,但是,比我的双手断了更利害的是你们抓了我。我当然清楚,这个世界将少了一个艺术家,我会像一颗慧星那样在漆黑的夜空中划出一条美丽的弧线,然后消逝了。不管有无犯罪证据,我注定将在囚禁或流放中,自生自灭。所以,我不可以再画画了。
   
     审:你只要好好配合我们,把问题讲清楚,前途仍然是光明的。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薛:我没有甚么要坦白交待的,我没有犯罪,你们抓我关在这儿。你们凭甚么抓我,搜查我的住宅,为甚么不通知我的家人?
   
     审:你现在首先要端正态度,明确自己的身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个人利益都要让位给国家利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我们现在是以国家的名义正告你,接受对你的审查……
   
     薛:我不接受这种审查方式,我拒绝回答你们的提问。我觉得很奇怪,对于一个艺术家,不是文化艺术部门的学者、专家来与我交谈,听听我的声音。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生活的艺术家尽然没有属于自己的自由。他一旦表露出了自由的愿望,就必得遭受打击,陷害,以至付出全部的生命。
   
     审:你都把问题的后果想得这样严重,那就讲给我们听听。我们有耐心,时间掌握在你手里。
   
     薛:我要是不说呢?
   
     审:那好办,你甚么时候说清楚了,我们认为通过了,你才能从这个大铁门走出去。你刚才说甚么来着?绑架?我们可没有绑架你呀,我们国家没有绑架二字。正确的说法是请你来说请楚,当然带有强制性。你究竟做了甚么?犯了甚么罪?
   
    1979年4月,四川省美术家协会主席李少言率领文化艺术代表团去了日本访问,遭遇到日本媒体询问有关薛明德在北京举办私人画展的相关新闻,他无言以对。
   
     回到北京,在回答公安局抓还是不抓(薛明德)的问题时,他答道:“要抓就不要放,要放就不要抓。抓了又把他放了,更抬高他的身价。”
   
     1979年10月,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跃邦在批复北京、重庆两地公安局联合专案小组对薛明德事件审查材料上写道:“文化部,美协,关心薛明德,看看他的绘画艺术是否真有价值。”
   
     1980年5月13日前6天,在文化部302房艺术局办公室,局长华君武第二次与我面晤。我告诉他,北京公安局又要逮捕我了
   
     。华君武笑容可掬地对我说:“怎么会呢?不会的!你是搞艺术的,我们会保护你。”
   
     我仍坚持说,我已听到风声,我随时就会被抓起来。
   
     华君武打开办公柜其中一个门,取出一份文件,是关于薛明德事件的调查报告,上面有中宣部部长胡跃邦的签字。他眯了眯眼瞅了一会,然后板起脸对我说:
   
     “好,是这样,我们文化部有两个考虑,1. 把你安排在颐和园对外绘画小组;2. 安排你去文学艺术研究院。
   
     但是,你要明白,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公有制的社会,我个人说了不算数,要通过组织渠道才行得通。你先回户口所在地,由当地政府逐级上报,把你的个人档案上报到了我们这里,文化部就可以出面接待,安排了。”
   
     我对上面一席话没有当回事,仍坚持说我随时会被逮捕。华君华提高嗓门恳切的说,仿佛是在宣布一个真理那样,肥胖的脸上泛起了红光:
   
     “要是公安局再抓你,就是法西斯独裁专政。”
   
     华君武讲的这些话还未在耳际消逝,一个星期后,时间是1980年5月7日晚上10点30分钟,我再一次被北京公安局一处绑架了。
   
   上面是第一次非法关押.
   
   下面是第二次非法关押,以及后继的情景.以及我拒绝了当局的招安.
   
     这一天的午后3点,我离开东四76号,去不太远的东四浴室洗澡。途中遇上一个叫田国刚的北京青年同他的女朋友,他们是我在民主墙举办巡回露天画展时认识的艺术爱好者。我被告之当晚7点钟天桥剧院上演歌剧《茶花女》,他们巳买好了票,我当即答应我也会去的。
   
     我到了天桥剧场买了票,时间还早,我就去附近的饭店买水饺吃。因我没有带粮票,她们不卖给我,我也就只好饿着肚子了。
   
     此时,我感觉到有人在跟踪我,还不只一个人。有一个老者拎着一个黑色的塑料提包,嘴角叼着一只烟斗却没有点火,他老蹲在我的对街正前方,不时地打量着我。与此老者不远处,不同方向都有目光直直盯着我,我只是没有当回事。
   
     很快,有趣的事儿就发生了,田国刚和他的女友来了,当他们听我说还没有吃晚饭时,田国刚立即去买了一大包香草饼干(需要粮票)递在我手上,权当我充饥的晚饭。此时,预备铃声响起,他们二人就先进场去了。
   
     我想买3毛钱一份的剧情说明书,右手边有一个窗台,我把那一大包香草饼干放在窗台上,面对与窗台90度的柜台我付了3毛钱拿了说明书,掉头一看,那一大包香草饼干不见了。
   
     我看见一步之遥有个剧场工作职员,请问:“看见我放在窗台上的一包饼干没有?我转身买说明书时不知被谁拿去了?”没有人告诉我是怎么回事,也没有人看见发生了甚么事,我没有找回那一包香草饼干,香草饼干成为了便衣警察的假想间谍情报而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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