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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后中國高校大清洗
八九一代回憶：六四事件后中國高校大清洗
2015-02-03 20:31:12 多維历史
編者按：中國教育部長袁貴仁的言論正在網絡中持續发酵。回溯历史，意識形態問題一直是中共嚴守的陣地，每逢西方價值觀起勢之時，中共宣傳部門便如臨大敵。1989年六四事件平息后，中共高層即開始著手對高校師生“政治審查”，加強思想管控。《北京之春》2009年6月號刊发署名“天愛”，自稱1989年后入校的中國大學生撰寫的文章《六四后北京高校學生運動紀實》，作者在文中披露，六四以后入校的學生，都要接受“政治審查”，一大批成績優秀的青年因此失去了入學的資格。僥幸入學者等待他們的是痛苦的“洗腦”過程，集中學習文件；高校的教師隊伍也被嚴格清洗。思想敏銳、知識新穎、深受學生歡迎的教師觀念陳腐、思想僵化、在前些年根本沒有市場的冬烘先生代替。青年學生們報效祖國的熱情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對真理和智慧的追求也受到限制，因此在很長時期內，出現了普遍的意志消沉；國家的前途蒙上了陰影，個人生命也就黯淡無光。
作者按：紀念六四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中國后一代的高校學生能夠繼承1989年運動的無畏精神，像20年前的熱血青年一樣義無反顧、不畏強暴、呼吁權利。尽管政治高壓和物欲橫流使得六四后的許多高校學生缺乏為公義和人權呐喊的勇氣和行動，但也有不少學生在六四后的艱難歲月里繼承英烈遺志、致力于推進高校乃至中國的自由進步的民主運動，他們書寫的是鮮為人知的一頁，是紀念六四20周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表明民主自由之火正在高校中薪火相傳。
1989年5月初，北京高校繼續罷課，北高聯在北大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提出對話原則。北大籌委會在記者會上倡議成立全國學聯籌委會，并舉行全國高校大罷課。上海和其它地區高校加入罷課
六四屠城的硝煙尚未散去，中共当局就開始了遍及全國的大搜捕，大清查，大整頓。電視上反复播放解放軍進城受阻、坦克被焚以及士兵慘遭暴徒焚尸的鏡頭；報紙上是連篇累牘擁護中央決策的聲明，各級群眾都被組織起來，學習鄧小平同志在戒嚴部隊時的講話；党員要重新登記，白色恐怖氣氛籠罩了全國，多災多難的中華民族又進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時期。
六四以后入校的學生，都要接受“政治審查”，即由所在單位或學校出具“動亂期間沒有問題”的證明，一大批成績優秀的青年因此失去了入學的資格。僥幸入學者等待他們的是痛苦的“洗腦”過程，集中學習文件；數周之后他們被送到了工厂和軍營。当局希望憑藉此舉，清洗他們頭腦中的自由化思想，為接受馬克思主義打下良好基礎。
高校的教師隊伍也被嚴格清洗。思想敏銳、知識新穎、深受學生歡迎的教師，因為所謂涉嫌自由化，有的被剝奪了導師資格，有的被剝奪了講課的權利，停職反省，接受審查；而那些身陷囹圄或流亡海外的教師則更是與大學的講坛無緣了。代替他們的是觀念陳腐、思想僵化、在前些年根本沒有市場的冬烘先生。只想在官場上撈一官半職的“政客學者”們，更是不願錯過向上爬的機會，紛紛粉墨登場，賣力地唱起陳年老調，一半是為了博取主子的賞識（確有一些如願以償，官運亨通），一半是為了发泄前几年受到冷遇和屈辱……生動活潑的講授不見了，真誠熱烈的辯論沒有了，課堂重又變得死氣沉沉，枯燥乏味。一方是喋喋不休地照本宣科，一方是打心底里的厭惡。
青年學生們報效祖國的熱情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對真理和智慧的追求也受到限制，因此在很長時期內，出現了普遍的意志消沉；國家的前途蒙上了陰影，個人生命也就黯淡無光。就像霜降過后的原野，枯萎的枝葉在肆虐的寒風中瑟瑟发抖，生氣與豪情已成為往日追憶，而現在只是一片惘然。“TDK”三個熱點的流行，形象地表明了当時青年學生的精神狀況：“T”即“TOEFL”——托福考試。在許多人看來，祖國就意味著苦難、貧窮和壓抑。腳下的土地正變成“梅杜薩之筏”，注定要在混亂中沉淪，那么，能夠通過考試，在異國他鄉實現自己的青春與夢想就不失為最佳選擇了。“D”即“Dance”，生命中賴以充實的東西既已失去，只有感觀的刺激才能暫時填補心靈的空虛，在喧囂的舞池中忘卻自己，通過崔健的歌曲，排遣心中濃郁的憂愁、憤懣和向往。而“K”即是“Kiss”，花前月下，擁抱親吻，嘟嚕一些含混不清的情話，胡謅一首語無倫次的情詩，似乎已得生命真諦，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中國人民大學讀書社和學生刊物《大家》
在肅殺陰冷的氣氛中，仍有一些人在執著地探索，不屈地抗爭。1990年9月，中國人民大學校園內出現了一張醒目的“讀書社”招收會員啟事，標題是“重新燃起我們的熱情”，啟事指出，校園目前的沉寂氣氛與國際上洶湧澎湃，日新月異的變革大潮很不協調。消沉怠惰，萎靡不振的精神狀況也與肩上的使命很不相稱，號召一切关心祖國前途命運的有志青年加入讀書社，交流思想，溝通心靈，增進知識，熔煉才乾，共同創造一個自由溫馨的天地。9月24日，中國人民大學讀書社召開了成立大會，由廖家安主持，王勝利代表发起人闡明了讀書社的“生活、讀書、新知”的宗旨，王振民宣讀了讀書社的章程，參加成立大會的包括博士生、碩士生、本科生200多人。讀書社成立以后，舉辦了經常性的思想學術講座，如國情系列講座、人權系列講座、辛亥革命80周年系列講座、中西文化對比系列講座等。講座曾是高校交流最新研究成果、最新學術信息的形式，在思想解放過程中，一些知名學者舉辦的講座對活躍思想曾起過重要作用。但六四以后，講座受到了極其嚴格的控制。讀書社的同學們克服重重困難，聯系校內外專家、學者，就大家共同关心的問題舉辦了一次次講座。例如請人民大學法律系青年學者杜剛健系統闡述了他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人權觀，認為馬克思主義將人權理論推向一個新的時代高峰，嚴厲批判了將馬克思主義同人權割裂開來，認為應該放棄人權概念和主張的陳腐觀念，并就中國社會的人權狀況等問題與廣大同學一起進行坦誠熱烈的討論。北京大學法律系龔瑞祥應邀談了他自費到基層法庭調查的收获和感受。当80高齡的龔老先生邁著顫巍巍的步子，登上講台徐徐說“在這個充滿著激情又彌漫著迷惘的日子，希望通過今晚的傾談能夠把分享困惑、分享知識視為生活真諦、智慧之源，從而使我們從實踐中所得到的知識成為征服愚昧無知的力量”時，擠得滿滿的教室里爆发出暴風雨般的掌聲。在回答同學們提問的過程中，龔先生坦率談了他對北京市政府制定的“游行示威的十几條決定和法制建設十六字方針”的不同看法。他嚴謹的治學態度，精湛深邃的思想以及對中國百姓摯熱的激情強烈地了青年學生，給大家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
除講座外，讀書社還與《讀書》、《中國青年》、《大學生》等多家單位聯合先后舉辦了三屆“書評大獎賽”，與校圖書館合作，設置了“書評之窗”，圖書館尚未上架的新書，讀書社的同學可以率先借閱，寫出書評，引導大家閱讀，與社會上多家單位合作，開展勤工儉學；與校廣播站合作，傳遞最新圖書信息，學術動態等。例如，集中反“左”的《历史的潮流》尚未公開上市，廣播站就播送了讀書社寫的介紹該書的文章，宣讀了該書的重要篇章。另外還結合重大節日，舉行紀念活動，如“五四青年晚會”、“一二、九座談會”、“紀念三毛晚會”，三毛的突然辭世，在廣大學生中間引起強烈震動，讀書社布置了一間教室，點燃蠟燭，朗讀三毛的作品，唱三毛的歌，談心目中的三毛，燭光淚光，歌聲泣聲，交融一起，聖潔氣氛令人久久難以忘懷……。由于讀書社的活動形式多樣，內容丰富，風格清新高雅，不僅吸引了校內的廣大同學，其他高校的學生和社會上的青年也常慕名參加。《大學生》雜志、《讀書人報》等多家新聞單位都曾報導過他們的活動，南京大學出版社的《中國讀書大辭典》將“人大讀書社”收錄入典，更有全國許多地方青年學生，包括青藏高原一中學寫來書信，傾談內心的苦悶，交流對有关問題的看法，希望傳授開展社团活動的經驗……
讀書社還自費創辦了一個社內刊物，取名《大家》，兼有“We”和“Master”之義，希望通過大家談，大家寫，以“大家風范”造就新一代學人。他所堅持原則是“公開性、積累性、建設性”旨在通過點滴的成果，取得實在的進步。這個刊物傾注了讀書社同仁的情感、思考和追求。是六四以后在首都高校中成功地創辦的第一個學生刊物。所发表的文章涉及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總的主題是研究中國國情，探索中華民族走上現代化的道路。刊物出版后在首都高校中引起很大反響，得到了首都思想界的肯定、支持和鼓勵，其影響很快擴展到外地院校。到1992年6月被查封，《大家》一共出了3期。
讀書社還有一項重要的活動是組織小范圍的專題討論會。讀書社的核心成員定期舉辦學術沙龍，就現實社會中的敏感問題進行深入細致的討論，如“六四反思”、“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經濟問題，大中型企業的困惑和出路、農村問題、知識分子從“五四”到六四的心路历程、“何新現象”等等，通過反复討論、深入研究，大家拓展了知識，明確了思想，在許多問題上達成了共識，凝聚了一批目標遠大、思想敏銳、意志堅定的青年學生。
讀書社的活動引起了國家安全機关的注意，92年6月，讀書社的主要組織者廖家安、王勝利被逮捕，薛學平被通緝，他們三人遭難，是因為在1991年六四期間在北京大學秘密散发紀念六四的傳單，這一事件還被《人民日報》寫了一篇《樹欲靜而風不止》的文章。從1991年撒发傳單，到1992年六四被捕，北京公安暗中監控人民大學讀書社整整一年。其后，讀書社被勒令停止活動。但是讀書社后期的兩個重要人物，人大哲學系的張某和郭保勝仍然在積極地從事學生活動，并加強了與北大、師大、清華等高校的聯系。
中國人民大學讀書社就是六四以后第一個不受官方控制的獨立社团，在前后兩年的時間里，通過丰富多彩的活動，打破了校園陰冷、肅殺沉寂的氣氛，在人們心里燃起了希望的火种。雖然最終被共產党扼殺了，但作為一段美好記憶，作為在困難情況下堅持斗爭的象征，讀書社的精神，勢必長久地流傳下去。
北京大學的國情研究會
繼人民大學讀書社掀起八九年后第一次活躍的高校氣氛后，北京大學國情研究會于1992年9月份開始，進行了关于對日索賠的一系列活動。在中共紅色恐怖的校園氛圍內，要想突破禁錮僵死的局面，必须有不一般的路徑。1989年前學生運動經常以“反日”的民族主義形式出現，因為如此才能避免中共的殘酷打壓，畢竟事关民族大義当局不便輕易采取毒手。所以，在中國特定情況下，學生運動常以民族主義的訴求來出現，這樣做，当然有一定的負面效果，但總體上可以突破限制、為更大的活動空間做准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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