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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苗:民间抵抗之立场与行动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13/2015 分享到推特! 分享到臉書!
   
   作者: 陈永苗
   
   中共建政以来,首要的使命一直就是消灭民间抵抗的任何可能性,把任何星星之火都掐灭于摇篮中,一建政就全力毁灭民国要素,到现在维稳,除了内在的毁灭趋势外,其外在的摧毁侵蚀第一时间都会被消灭在萌芽状态。正是如此绝望,我们的希望和出路,就应该放在不确定性上,在我们之外,在49秩序之外,在恐惧和利益收买的心魔统治之外。行动在我们中间成为世界史精神,而批判滚到历史的尘埃里面。代际政治的权重正在增加,当八零后九零后成为经济危机退无可退的受害者时,此时经济上的受压迫受剥削,就与49后黄俄统治的沦陷“汉贼不两立”概念合二为一,后者借着前者得到复兴和再次阐释而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于是民国当归或者三民主义就成复国运动,这是民国版的民生革命带动政治革命,也是孙中山在民国建国后就立即把民生提到三民主义之首的衣钵所在。

   
   “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征文
   
   
   我一直把共党统治描述为敌基督。这是具有模仿耶稣权柄的人间统治,能让人间寻常政治公理在特定时期内冻结或者失效,如马克思说,人间坚固的烟消云散,只要是人间的道理,都无法压制得住。在纳粹以及共产主义看来,从古到今塑造出来的人性,是不靠谱的,是可以重新塑造的,用强力重新塑造,这是不依赖于基督而依赖于强权的人类浴火重生。我深深体会被敌基督统治的无力感和绝望处境,并且不相信过去三十年重新被加持,被赞许起来但异常脆弱且有着看不见的延后的严重社会代价的各种出路,如改革,如言论自由,如经济自由,私有财产,被共党容忍的,必定是有原罪的,而且能长成雏形的,一定有着更大的专制原罪,成正比。我一直试图摆脱这一些注定烟消云散的人间道理,不相信其能压制敌基督,于是有改革已死民国当归。
   
   过去几十年民间政治的扩大,一直是对民间政治苦难的微小结果消费,而且自成无果之花。一旦按照原来大苦难,小小消费为小小的民运之花,那么只有无极限的民众苦难,民运之花才能接近成功,我诅咒这一点。所以必须从自由革命变为民生革命。请问世间哪有着这种道理:无极限的民众苦难,导致精英夺权,民众除了为精英夺权牺牲外毫无价值报仇,旋再次被抛弃,延续了民众只能财产人身幸福被利用被征用的二十世纪。直面敌基督,直面枪杆子出政权的敌基督真理,直面暴力恐惧,直面利益计较,而抛弃这三十多年民间政治主旋律无果之花,是我的努力。
   
   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锁链。现在敢站出来身体在场的抗争的,上街组党的,都不是从体制活动很多既得利益的,很大程度上,一开始的动机是得不到既得利益,加入而不得的愤怒与怨恨。得到一些微薄既得利益,只敢公开或私下骂,不敢行动,怕失去已得的,得到很多既得利益的,点钱泡妞忙的没空,也不肖于做个中国人,早把自己当了美国人,更不会参与到公共话语中来。因此,有多少人骂共党于大局是无关紧要的,微不足道的。要是能骂到,早在贪官酒桌上,就倒过一千零一次。
   
   我又想起了49后是被劫机的处境。49后大陆是一辆被劫持的大飞机,劫机犯从乘客中选拔了很多精英人才加入劫机犯统治集团,造成只能是少数人的反抗,大多数人的沉默,为了活下来,或者在刺刀下活得比别人好是人上人,大多数人和加入的精英就不允许少数人反抗动作太大毁了飞机,或者害怕劫机犯暴怒毁了飞机,于是劝说劫机犯变好的说法,统治着整个飞机,劫机犯看到只要能维护他的统治,也乐意。劫机犯劫持整个飞机,是用要整个飞机上的乘客生命,生存来威胁整个世界,飞机上的人数越多,其话语权越重,而整个世界因为基于保护生命的文明都被劫持要挟,被迫与之谈判,也用赞扬或者批判的方式促成劫机犯从良,劫机犯转而内销,对少数反抗者和大多数沉默者说,你们看看我对整个世界很重要吧他们都听我的,你们听我的话没错别闹了,在飞机上好好过,这里即将是伊甸园,不听话杀了你们,要不然我们跑了引爆飞机死的是你们。
   
   我在想,如果整个世界认识到改革已死,这是一个魔术般的历史大骗局,不和劫机犯玩,就没法被用去骗飞机上的乘客。还有飞机上的乘客如果不加入统治,正如八九后的很多有良心爱好自由的八九学生,还有政治冷漠整天泡妞旅游不关心政治不想被政治控制的八零后九零后,没有观众,劫机犯就没法对着整个世界玩魔术。对于整个世界和整个飞机上的乘客来说,不跟他玩,是对他最大的打击。乘客要是能移民逃离飞机,只剩下劫机犯,就没得玩了,没法逃离的就不跟他玩,在世界眼里,就不是整俩被劫持的飞机社会了,就另外想办法。我认为去赞成或者批判的(行动的除外),围绕着劫机犯的,其作用等于负数,相反政治冷漠去泡妞约炮的,对于民主转型的作用大于零。
   
   抗争的意义塑造问题
   
   任何反抗性政治行动,都需要把自己潜入意义之网。例如目前大陆街头举牌行动,有人把它当做倒逼改革,有人把它当做酝酿革命,被吸纳入改革的蜘蛛网,或者革命的蜘蛛网,意义得以扩张,特殊性汇入普遍性中,一滴水在大海中找到位置,是大海的一个部分。意义的生产,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从已有的意义之蜘蛛网中找到行动的分量和位置,另外一种是把自己身体对目标的渴望,身份承认的精神危机之满足渴望,投射到行动中去,例如就把举牌当做革命行动,把口炮当做革命。
   
   前者是客观的,有共通性的,用历史先例或者法律性标准可以判断(西方前启蒙运动的历史书写,以法律为世界精神);后者是主观的,神秘主义的,文学的抒情的,虚无缥缈的。例如公民抗命,与改良一样,要么退缩到内心,把它当做一种自己理当维护的伦理立场,对目标的抵达和结果的实现持放任态度,更接近于宗教活动祈祷;要么扩张为共同体的绝对伦理,当做一种衡量他人是否有罪,划分敌我的标准。对内与对外,当做向更高处爬升的超越。也不能说后者这种个体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就是凭空产生的,它也是客观的律法的有共通性的标准,倒影入身体,用身体语言欲望来表达,为神秘主义或者灵知巫术化的,不考虑“我们能不能”,就表达“我们要”。
   
   行动总夹在神人关系,以及包括在神人关系之内的人人关系中,要么被赋予律法性意义(包括历史先例),要么被赋予道德或作为道德基础的神秘主义身体欲望上的意义。在行动试图抵达目标时,就有意义生产方式的两种区分。
   
   奥古斯丁说,人若是非要在堕落的城邦中行动,他就必须想到不义。改革对于49秩序中的人们,到底是不得不的,没有选择的,还是美好的。这二种评价的混合是一个奇异的巫术。有着斯德哥尔摩症患者的病征。从必要的恶,变为美好的,这就是一个审视的尺度不断下降和自我不断沦陷的过程。评价为必要的恶,是从一个更高的价值出发,把更高的价值引入为目标,把必要的恶当做手段。评价为美好的,就是忆苦思甜,从一个很低级的价值,更大的恶作为尺度,基于恐惧而逃离,而对较小的恶感恩戴德顶礼膜拜,在这里较小的恶就是美好的目标,迷失在恶的迷宫中。
   
   邓小平改革与袁世凯复辟君主立宪遏制国会一样,预设了政体变革能导致国体完善,以政改来自己解决民国以降的国体危机问题,同样是一种以政体僭越国体,都同样导致加重。改革的罪恶和不义,只要以政治和将来性来衡量,不要以当下身体欲望的满足来衡量,就路人皆知。这里就涉及到历史到底会不会由在改革中行动和以立场代替假装行动的知识分子来书写的问题,由他们改革是美好的,有一些不足可以变好,由他们的受害者来书写,那就是即将倒塌的贾府,只有门口的石头狮子是干净的。在邓小平改革中求政治自由和政治权利,以为身体自由能导致政治自由,就是在地狱中仰望天堂,是一种宗教巫术的活动,并不是政治现实本身。
   
   改革时期形成的中产阶级,几乎没有独立性,依附于权贵官僚,但逼格很高,装的很厉害。经济自由了就要政治自由,有了钱就要成为人上人,其中与权贵官僚关系紧密的,就要政治权力,其中不紧的,就要政治权利,其中很“中惨”的,也要政治权利来翻身。
   
   我对维权运动的看法是,肯定其民生维权,否定其要求政治权利的维权。中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它是红色中粉红色,是法西斯主义性质的。粉红色在红色剥落后再次覆盖49后战俘集中营的真相,做一个战俘,找敌人要生存是正当的,找敌人要政治权力和权利,就意味着与敌人和解,叛变投敌,要成为一家人。首先我认为中产阶级政治运动的法西斯主义性质,其次,我认为也必然是失败的,因此成王败寇的原理也证明其是错误的,再其次就是掩盖沦陷战俘集中营的历史真相。
   
   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呼吁政改是维权的广告形式》,没有办法,大部分人总是落后,后知后觉的呼吁政改,用落后于重大情势变更的口号来公共参与。政改呼吁光有皮没有肉,光有冲锋号吹响但没有战斗,但是很多人趋之若鹜,很有市场和眼球效应,所以我把政改呼吁当做一次虚假广告。同样民国当归要作为在小市民中产阶级的政治权利运动当然下一步,与之同时在场,那么就可以嫁接在它之上,利用其肢体长出民国之花结出民国宪政之果。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与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生命意识只有一线之隔,罗马帝国与基督徒的关系,接近于中共与抵抗者的关系。如果基督徒信仰被小资产阶级的生命意识冒充,那么就归于凯撒,在寻求罗马公民权中与现实和解。中共的权贵官僚—知识分子联盟体系是特权意义上的“罗马公民权”,也有着吸纳效应,抵抗者如果受身份承认的精神危机支配,想成为人上人,就会纳入中共“罗马公民权”中。
   
   行动的世界史意义
   
   持异议立场,只有言论上的异议,自我标榜为良知,经过十来年互联网民间政治发酵,如今不是稀缺性资源,而且说泛滥成灾,良知灾。骂共党并且标签化,是粗鄙低俗的。
   
   抵御被标签化。可能只有行动者的标签是有无限拓展容纳的空间,而行动领域外的知识启蒙运动中的各种标签,没有的时候很急需,当有的时候就会成为一种约束和阉割,这就像婚姻,单身的人渴望进入围城,在围城里面的渴望出来。当你是公知标签的时候,你就被捆住了。当我被标签为“公知”就反公知,提倡维权,维权律师。身处在其中,但努力跳出,于其上其外。我自己至少或者几乎主动,或者被动被称为异议知识分子,这也是努力跳出被共党迫害,或者外界按照自己需要定义的结果,实际上很边缘但看起来好像还算衣冠楚楚,如我就用民国立场掩盖自己的极端激进。共党是骂不死的,骂的人少的时候,要珍惜,当人很多泛滥成灾的时候,就得远离他们,去找超越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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