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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主权第五部第二章、国家主权的来源

思想主权第五部“途径篇”
   (《主权与思想的主权》)
   
   第二章、国家主权的来源
   (011)

   主权(sovereignty)一词,来源于拉丁文,其本意即为“最高权力”。法国人博丹(Jean Bodin,1530——1596年)在1576年出版的《共和国六论》(Les six livres de la république)一书中把主权定义为“国内绝对的和永久的权力”,不受法律限制的统治公民和臣民的最高权力。博丹的主权学说不同于他的《论共和国》的希腊前辈柏拉图,也不同于他的《论共和国》拉丁前辈西塞罗,反而接近他的没有《论共和国》的意大利前辈马基雅维利,属中央集权国家主权学说。在他看来,主权者是君主,这多少有点名实不符。这主要由于这几个人所处的社会,分别奉行了不同的政治体制。而被称为国际法奠基者的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则认为主权属于国家,主权是国家的最高统治权。由于格老秀斯超越了共和国与君主国,他的论述因而具有更强的普适性。
   (012)
   博丹作为法国律师、国会议员和法学教授,凭借法语的影响力,使得他的主权(sovereignty)理论被视为近代欧洲政治科学之父。其代表作《共和国六论》,与霍布斯等人同为西方专制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博丹认为主权是“在臣民之上,不受法律节制的最高权力”。主权拥有者,除了上帝的旨意和自然法之外,任何人的法律都可不必遵守,因为法律是由主权所创造的。不过在事实上,主权拥有者不必然是君主,也可能是国会。主权包含了有设立官署和规定其职务的权力;立法和废法的权力;宣战与媾和的权力;接受请愿的权力;生杀之权力等。
   (013)
   博丹试图说明,主权不是上帝意志的产物,他是人为自身利益而创造的,产生于人的本性、人类的需要和祈望。显然,这样的主权只能是基于思想主权的国家主权,而不可能是思想主权本身。尽管博丹错误地认为国家主权是绝对的,而不懂得国家主权只能是基于思想主权,是他最终还是承认国家主权是受到限制的,比如受到自然法的限制,但似乎他并不重视这一点。根据古人的理论,他承认三种国家形式:即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整个人民被排除在主权之外的国家是君主制;主权掌握在全体人民或者多数人手中是民主制;主权掌握在联合成集团的少数人手中,并由这个少数向人民发号施令的国家是贵族制。
   
   从主权不可分割的角度上看,君主制是最为相宜的国家形式,能够调和各种对立因素使之和谐统一,因此君主是实现真正统一和不可分割的国家权力的最好国家形式。民主制因为人民缺乏理性判断,所以容易产生无政府和无秩序状态,是最坏的一种政体。而贵族制则因容易陷入党派斗争和争权夺利,也容易走向极端。
   (014)
   有一种流行的错误认识,是说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年)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天赋人权”也就是“自然权利”说,来反对“君权神授”思想。他在著作《政府论》(Two Treatises on Goverment)的上篇里主张人类拥有生命、自由及财产之“自然权利”,来驳斥罗伯·费玛(Robert Filmer)爵士在《先祖论》一书中所主张的“国王之自然权”;并严厉批判其为“君权神授”的思想。《政府论》下篇则阐述洛克自己的法律政治理念. 他主张君主若违反了自然法,就可以被推翻。洛克的人权自然论,也就是“天赋人权”以及其法政理念,不但深深影响了十八世纪的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和卢梭,更成为十八世纪以后全球民主化的基础起点。他把在英国革命中提出的各种基本要求概括为自由权,生命权和财产权,并把它们说成是天赋人权。
   
   更有人追溯说:
   
   1、自然权利和法定权利(英语:Natural and legal rights)是两种在理论上不同类型的权利。自然权利源于拉丁文“jus nafural”,中文习惯译为“天赋人权”,或称为不可剥夺的权利,是指自然界生物普遍固有的权利,并不由法律、信仰、习俗、文化或政府来赋予或改变,自然权利是不证自明并有普遍性。法定权利是由特定的政府给予其统治下之人民,由国家的立法机构逐条订立并编纂成为法律条文。
   
   2、自然权利/天赋人权,源自于古希腊哲学的自然法理论,自文艺复兴以来,成为西方法律与政治思想的重要议题。十七世纪十八世纪,荷兰的格老秀斯和斯宾诺莎、英国的霍布斯和洛克、法国的伏尔泰、狄德罗及卢梭等对此一思想进行发挥。现在自然权利常被解释为生存平等权、生命权、自由权、幸福权以及财产所有权。马里旦说过:“人权的哲学基础是自然法”。根据自然法的伦理学说,在某种意义上,支配人类行为的道德规范,起源于人类的自然本性或和谐的宇宙真理;而依照自然法的法学理论,法律准则的权威,至少部分来自针对那些准则所具道德优势的思量。
   
   3、西塞罗,罗马共和国演说家和政治家,是三权分立学说的古代先驱。西塞罗曾说过:“事实上有一种真正的法律——即正确的理性——与自然相适应,它适用于所有的人并且是永恒不变的。……人类用立法来抵消它的做法是不正当的,限制它的作用是任何时候都不被允许的,而要消灭它则是更不可能的……它不会在罗马立一项规则,而在雅典立另一项规则,也不会今天立一种,明天立一种。有的将是一种永恒不变的法律,任何时期任何民族都必须遵守的法律。”
   (015)
   流行的理论把“天赋人权”说成是“自然界生物普遍固有的权利,并不由法律、信仰、习俗、文化或政府来赋予或改变,自然权利是不证自明和普遍性”。
   
   “法定权利是由特定的政府给予其统治下之人民,由国家的立法机构逐条订立并编纂成为法律条文。自然权利源自于古希腊哲学的自然法理论,自文艺复兴以来,成为西方法律与政治思想的重要议题。十七、十八世纪,荷兰的格老秀斯和斯宾诺莎、英国的霍布斯和洛克、法国的伏尔泰、狄德罗及鲁索等对此一思想进行重要的发展。现在自然权利常被解释为生存平等权、生命权、自由权、幸福权以及财产所有权。”
   
   上述“自然权利”的理论显然是荒谬的。为什么“自然权利”是谬论呢?因为天赋人权其实只是一种思想,如果硬要说它是天经地义的、可以脱离思想而独立存在的权利,那么它只能来源于圣经的信仰:
   
   “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作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它们作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
   
   在这里,神把一切权力都托付给了人类,天赋人权其实起源于此,也仅仅起源于此。
   (016)
   流行的谬论说:“天赋人权论是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首先由格老秀斯与斯宾诺莎提出来的,后经霍布斯与洛克将其发扬光大,最后由鲁索等人完成理论系统化工作。”这显然是信口开河了,因为“天赋人权论”其实是《圣经》提出来的。
   
   “天赋人权的谬论认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前,受自然法则支配,人人都平等享有自然权利: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等。由于人们同时具有自私自利等缺点,从而会对他人权利构成侵害和破坏,因此,有理性的人们便联合起来,订立契约,让渡权利,组成国家以保护人民的权利。由此得出结论,国家权力的基础是人权,国家权力的原旨和目标是维护人权,政治民主化是天赋人权的内在要求。”
   
   上述“胡说”也就是西方的真理提出,“人民主权”与“君主主权”相对立。其实不然,因为“人民主权”和“君主主权”同属“国家主权”的思想——和它们对立的乃是“上帝主权”或“思想主权”,“人民主权说”不过是“君权神授说”的翻版,都是越权的、僭妄的,毫无神圣与尊贵之可言。
   (017)
   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年)更加荒唐地提出了《社会契约论》(Du Social Contract,又译民约论),成为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所宣布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的基础。
   
   人民主权论否定君主主权论,但其实只是一个翻版:主张国家主权归全体人民所有,政府应由人民产生并服从人民的意志,国民公意即是国家主权所在。虽其后被国会主权说、法律主权说等理论挑战,但仍是现今主流社会的主权论点:人民主权论可以驳斥法律主权说、国会主权说之处,在于国会既由国民选出、无法背离公意,只能代表国民行使主权。而人民主权的体现,除了国会以外,亦可经由全体公民投票来表达公意。例如,既使采用了“国会主权”(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的英国及新西兰,还是要以“全国公投”来解决重大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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