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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时加入“反美就是反中共”——胡锡进是反共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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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器官

   思想主权第六部“钩沉篇”
   (《思想主权的发现》)
   
   
   第二章、国家与器官


   
   (011)
   一个新兴的小国或凝炼着新文化之精的“国中之国”(如自治的社会组织、独立的文化中心、廉洁有效率的割据区域、纪律严明的造反组织等等)──这是准国家水平上的分压制的“力凝结”。一个积弱不振的大国、自命为世界帝国或霸权中心的“万王之国”──这是国家水平上的压制制。前者,往往通过对后者的挤压、冲击、蚕食、扫荡、取而代之──去推动历史、更新文化。就力量的会演、比武以及就检验生命力的意义说,一个国家的命运不论采取了或兴或亡的变化形式,都是值得庆贺的!其兴也,象征生命力的升腾;其亡也,象征死亡力的沉沦。其兴其亡,都意味着生成力量的移动。
   
   
   (012)
   各种水平、各种规模、各种类型的国家,在理论上都拥有维护自己生存、抵御外来侵略、实现自己意志的主权。但这意志决不等同于统治阶级的天赋特权。国家的意志,应以调和诸多阶级相互冲突的利益为前提。其功能,以调和为手段,团结尽可能多的内部力量,去应付外部世界的诸多挑战,以完成保护自己的民族生活的文化使命。完成了这一使命,即实现了国家意义上的自我。因此,上升中的国家的意志,无不与民族文化的命运紧密相联。
   
   
   (013)
   根据其与超级的社会组织──主权国家──的关系,分出两种社会组织:一是前国家的,作为国家的创造者与基础,或是旧国家向新国家转换的中介,出现在文化史上。一是由国家创造出来以推行自己意志的,这种组织与各种形式的国家共存亡。而后一种社会组织中,除了比重很大的行政机构外,还有许多与行政机构形成犄角之势的辅助物。在三权分立制度下,立法者议会、执法者法院,也都属于此类社会组织。第一种社会组织在国家强盛时,可能并不显眼。但到了发生国家危机时,它们就会脱颖而出,负起社会责任。以前批评中国国民性的学者常说中国人“一盘散沙”、“民气浮嚣”,究其原因,实为第一种组织的发展,受到集权国家的过度抑制。由于缺失了这个不可缺少的调节者与救济者,以致中国社会总在高压统治与无政府状态之间摇摆无定,人民无法养成牢固的社会责任感,使文化遭到周期性的大破坏。
   
   例如在唐代,文化的多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藩镇势力的存在。这我们只要读一读韩愈写的《送董邵南序》就很清楚了──割据的藩镇成了唐代文化的庇护所。藩镇势力过于强大和活跃,诚然会引起“安史之乱”那样的社会动荡与大战,但过度的中央集权也不免产生明代那样的太监政治。在长城时代,适中的、稳定的地方势力的存在,却能为官僚机构无力吸收的文化力量,提供一些稍为宽阔的生存空间、得以施展的文化之渊。《周易·乾卦》所谓“或跃在渊,无咎”,就其文化史的启示言,正可谓指此缝隙而言。
   
   
   (014)
   趋向于自治的力量,如政教分离中的教会;唐代的地方藩镇势力等等,是民族、国家水平上的大角力者。中国在先秦时代,民族水平上的大角力者,组构成许多区域性国家,国家内部又有自制实体(封臣等);所以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文运隆盛。秦皇攻灭六国的同时,也兼并了各种地方自治实体,甚至连秦王宗室也被剥夺了基本人权。故秦之后,中国文明的发展趋于程式化,进入长城时代,几乎成为“化石文明”。
   
   
   (015)
   大角力者时代的结束,使民族的活力,在釜底抽薪的厄运中沉泌术了。司马迁作《史记》还能写一笔“游侠”:大角力士死了,只有通过对小角力士(游侠)的描写,去平衡社会弊端。司马迁以后,游侠之流,只能退入“小说家言”,中国社会日益化石化了(而不是像有些冒充历史学者的马列主义者想当然胡说的所谓“超稳定结构”)。
   
   
   (016)
   求安欲的一种派生欲望是对空间的占有欲望。不受侵犯的、享有主权的边界,独占或分享(这是独占的力量不够时采取的一种妥协方式)的版图(国家)、稳定的地产(庄园)、崇山峻岭、无际山林──是作为生命安全的各层保证,而被各种生命样式追求、把握着。甚至连植物界也有它们关于领土的认识,尽管这种认识在我们人类看来是采取了沉默的、根须校体伸张的形式。生命的世界,是依其占有生存空间的形式,而悄悄分化为各物种、各种族、各社会、各阶层的多层面的大立体从山遍到海底,从冰点到沸点,从最潮湿的沼泽地到最干燥的黄土高原。即便在同一个池塘中,不同的水层也生活着不同的鱼种。
   
   
   (017)
   从较广阔的视野看,若不能有效地保持对某片空间的控制权(不论这片地盘多么狭小),就谈不上安全问题。占有空间的欲望,实际上只是追求安全的派生欲望。这样看来,现代城市中日趋严重的住房紧张,就不仅是个单纯的居住条件问题。现代工业文明对大多数人的生活比之原始部落的生活并无根本的改善。西方社会没落的一大标志,是流浪者队伍的日益扩大。这在以西方世界的首脑自居的美国社会,表现得尤为明显。尽管我们知道,流浪生涯并不总是由于物资的慑乏(如缺乏建筑材料)所引起的,心理压力导致的流离感,会使它变得更危险。难以平息或控制。
   
   
   (018)
   身体的各个器官,是发挥着各自功能的“机关”,它为此而活动着、存在着。不活动了,便不存在了。每个身体器官,就像每个社会组织,其实根本没有能力独自展开针对外在敌对势力的“反击战”,它们于是只得协同一致共同作战:共同缓解压制力量的专横倾注。就此层次而言,机体是个共存共荣的“攻守同盟”。“结盟”,本是生命从古以来也许直到永远的伴生现象,并非战国时代的独有智谋。在当今这个全球范围内的大战国格局下──结盟可能意味着主权国家的垂死挣扎。
   
   
   (019)
   同一个器官,同一种功能,有时是反压制的天骄;有时则为压制的暴君。关键在于:它冲力的矛头是指向外部压制,还是指向“同盟体系”内部?前一种指向是天骄的模式;后一种指向是暴君的模式。其实,一个社会有机体又何尝不是如此?“一分为二”、“好事变坏事”的辩论──经由上述注解则获得了更严肃、更深刻的含义:功能高于一切,正如皮相地说,“关系”决定了形态,也决定了事物的命运。
   
   
   (020)
   有机结构的每一部分,都间接承担了普遍压制的一份力。但阴性的暴君是如此强大、柔韧而无孔不入它透入各种反制的形式、力量、行动之中,并变相支配了它们。我们知道,有压制(因),有反击(果);却很难从具象上分辨哪是压制力(因),哪是反击力(果),除非依据各人自体的反应和感受。这,已近乎穷尽人的智慧的边缘永远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宇宙能被人的智能活动所“穷尽”吗?历史上常见的倒是,人的智能被宇宙运动(包括狭义的历史运动)所穷尽、所扭曲。这就是所谓“文明的衰落”。往往是在“衰落”中,人才更清醒地发现自己及自已在宇宙中、在生活里的真实处境。所以,认识的客观性便增加了。
(2014/12/2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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