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回顧歷史，戰後香港政府，固然不會對中國卑躬屈膝，但它對於自己的老闆──倫敦，也不會絕對服從（就算對美國，港府也有自己一套的方針，此點 日後另文再談），更經常頂撞倫敦，雖然有時都要屈服於「祖家」的指令下，可是這種敢於抵抗英國指令的態度，卻是戰後香港得以成功的原因之一。本文除特別註 明外，將根據英國的經濟史學者Catherine Schenk的兩份著作──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1945-65 (New York: Routledge, 2001)一書及’The empire strike Back: Hong Kong and the decline of sterling in the 1960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LVII, 3, 2004, pp.551-580) 一文，分別說明1940-60年代港府如何頂住英國財政部（The Treasury）的壓力，不惜動搖英鎊區（Sterling Area）的金融秩序，都要捍衛香港的自由貨幣兌換市場；以及1967年英鎊貶值導致香港的英鎊儲備有所損失後，港府如何與倫敦討價還價，最終爭取到香港 的英鎊儲備價值受到保障。
香港是英鎊區「缺口」，倫敦想堵塞但港府反對
在戰後至1972年，港幣與英鎊掛勾，香港屬「英鎊區」的成員。二次大戰後，英國藉著與英聯邦成員（包括英國屬土、已獨立的英聯邦國家）組成的「英 鎊區」，限制英鎊的自由兌換。英鎊區成員國與英國之間，貨幣交易及資金流動不受限制，可是對英鎊區外國家，所有成員須與英國採取統一的外匯管制措施。香港 雖然在英鎊區，但卻是英鎊區共同外匯管制體系的缺口（另一個為科威特），這是源於當時香港除了有官定的外匯市場外，同時還有一個自由兌換的外匯市場（以美 元為大宗，但亦可兌換各種歐亞貨幣）。在官定的兌換市場，港元與英鎊掛勾，按此兌換率而換成的外匯，亦只可用作特定用途，而在自由兌換市場，港幣匯價由供 求決定，兌換數額及所作的用途亦不受限制。這樣，香港就成為英鎊區民眾用來規避外匯管制的缺口，英國本土的居民，可以先將英鎊匯至香港的戶口換成港元，然 後再利用香港的自由市場，隨意將之兌換成美金，結果，在1940至50年代，英國財政部多次建議取締香港的外匯自由市場交易，但遭到當時港督葛量洪堅決反 對，結果未有成事，當然這除了由於港府反對外，也因為英倫銀行（Bank of England）及英國殖民地部（即港督的直屬上級部門）在權衡有關的政治風險，並評估政策可行性後，反對財政部的建議。
即使如此，仍有很多英鎊從英國流入香港銀行的戶口，這些非法交易規模越來越大，全因為港府根本從來沒有認真執行有關法令。1966年5月英倫銀行的 M.F. Culhane訪港，發現此等非法交易的規模，比當初估計的更為嚴重，Culhane更在其訪港報告中指出，當時香港財政司郭伯偉（John Cowperthwaite）說（雖然並非很正式地宣稱）：
「我寧願讓香港離開英鎊區，也不願放棄自由市場」1
（he would rather leave the sterling area rather than abolish the free market）
最早自1950年代起，倫敦殖民地部的官員，就為港府起了一個綽號──「香港共和國」（Republic of Hong Kong）5。 雖然當時香港既非獨立國家，又不是由當地民選自治政府負責內務的自治領，但由於香港政府擁有越來越多的自主權，使英屬香港在事實上，越來越似一個獨立國 家，這主要體現在香港財政及對外經貿關係上。1958年，倫敦不再審批港府年度財政預算案，正式確立香港的財政自主權。到了1960年代初，香港政府開始 派遣自己的代表，與各國進行商貿談判。自1960年代中期起，香港開始在世界各國設立自己的經貿代表處。直至九七前夕，香港的外貿談判團，雖然都由英人領 導，但他們通常並非以其祖國──英國的利益為優先，而是將香港利益放在首位，結果有時倫敦與港府代表團之間，猶如兩個貿易對手國家，香港對外商貿的自主， 保障了香港的經濟利益，並使日後中國同意在《中英聯合聲明》中，承諾確保香港在對外經濟關係上的自主權6。
1. Catherine R. Schenk,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p. 92
2. 顧汝德（Leo. F. Goodstadt）著，馬山等譯，《官商同謀》（香港：天窗出版，2011年），頁120
3. 顧汝德，《官商同謀》，頁120
4. 曾銳生著，陳淑禎等譯，《管治香港》（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85
5. Dick Wilson, Hong Kong! Hong Kong!,(London: Unwin Hyman, 1990), p.119。筆者數年前研讀戰後英國殖民地部檔案及一些學術著作時，亦有見過這個稱呼。
6. 曾銳生，《管治香港》，頁108-111；顧汝德，《官商同謀》，頁123-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