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回顧歷史,戰後香港政府,固然不會對中國卑躬屈膝,但它對於自己的老闆──倫敦,也不會絕對服從(就算對美國,港府也有自己一套的方針,此點 日後另文再談),更經常頂撞倫敦,雖然有時都要屈服於「祖家」的指令下,可是這種敢於抵抗英國指令的態度,卻是戰後香港得以成功的原因之一。本文除特別註 明外,將根據英國的經濟史學者Catherine Schenk的兩份著作──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1945-65 (New York: Routledge, 2001)一書及’The empire strike Back: Hong Kong and the decline of sterling in the 1960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LVII, 3, 2004, pp.551-580) 一文,分別說明1940-60年代港府如何頂住英國財政部(The Treasury)的壓力,不惜動搖英鎊區(Sterling Area)的金融秩序,都要捍衛香港的自由貨幣兌換市場;以及1967年英鎊貶值導致香港的英鎊儲備有所損失後,港府如何與倫敦討價還價,最終爭取到香港 的英鎊儲備價值受到保障。
香港是英鎊區「缺口」,倫敦想堵塞但港府反對
在戰後至1972年,港幣與英鎊掛勾,香港屬「英鎊區」的成員。二次大戰後,英國藉著與英聯邦成員(包括英國屬土、已獨立的英聯邦國家)組成的「英 鎊區」,限制英鎊的自由兌換。英鎊區成員國與英國之間,貨幣交易及資金流動不受限制,可是對英鎊區外國家,所有成員須與英國採取統一的外匯管制措施。香港 雖然在英鎊區,但卻是英鎊區共同外匯管制體系的缺口(另一個為科威特),這是源於當時香港除了有官定的外匯市場外,同時還有一個自由兌換的外匯市場(以美 元為大宗,但亦可兌換各種歐亞貨幣)。在官定的兌換市場,港元與英鎊掛勾,按此兌換率而換成的外匯,亦只可用作特定用途,而在自由兌換市場,港幣匯價由供 求決定,兌換數額及所作的用途亦不受限制。這樣,香港就成為英鎊區民眾用來規避外匯管制的缺口,英國本土的居民,可以先將英鎊匯至香港的戶口換成港元,然 後再利用香港的自由市場,隨意將之兌換成美金,結果,在1940至50年代,英國財政部多次建議取締香港的外匯自由市場交易,但遭到當時港督葛量洪堅決反 對,結果未有成事,當然這除了由於港府反對外,也因為英倫銀行(Bank of England)及英國殖民地部(即港督的直屬上級部門)在權衡有關的政治風險,並評估政策可行性後,反對財政部的建議。
即使如此,仍有很多英鎊從英國流入香港銀行的戶口,這些非法交易規模越來越大,全因為港府根本從來沒有認真執行有關法令。1966年5月英倫銀行的 M.F. Culhane訪港,發現此等非法交易的規模,比當初估計的更為嚴重,Culhane更在其訪港報告中指出,當時香港財政司郭伯偉(John Cowperthwaite)說(雖然並非很正式地宣稱):
「我寧願讓香港離開英鎊區,也不願放棄自由市場」1
(he would rather leave the sterling area rather than abolish the free market)
最早自1950年代起,倫敦殖民地部的官員,就為港府起了一個綽號──「香港共和國」(Republic of Hong Kong)5。 雖然當時香港既非獨立國家,又不是由當地民選自治政府負責內務的自治領,但由於香港政府擁有越來越多的自主權,使英屬香港在事實上,越來越似一個獨立國 家,這主要體現在香港財政及對外經貿關係上。1958年,倫敦不再審批港府年度財政預算案,正式確立香港的財政自主權。到了1960年代初,香港政府開始 派遣自己的代表,與各國進行商貿談判。自1960年代中期起,香港開始在世界各國設立自己的經貿代表處。直至九七前夕,香港的外貿談判團,雖然都由英人領 導,但他們通常並非以其祖國──英國的利益為優先,而是將香港利益放在首位,結果有時倫敦與港府代表團之間,猶如兩個貿易對手國家,香港對外商貿的自主, 保障了香港的經濟利益,並使日後中國同意在《中英聯合聲明》中,承諾確保香港在對外經濟關係上的自主權6。
1. Catherine R. Schenk,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p. 92
2. 顧汝德(Leo. F. Goodstadt)著,馬山等譯,《官商同謀》(香港:天窗出版,2011年),頁120
3. 顧汝德,《官商同謀》,頁120
4. 曾銳生著,陳淑禎等譯,《管治香港》(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85
5. Dick Wilson, Hong Kong! Hong Kong!,(London: Unwin Hyman, 1990), p.119。筆者數年前研讀戰後英國殖民地部檔案及一些學術著作時,亦有見過這個稱呼。
6. 曾銳生,《管治香港》,頁108-111;顧汝德,《官商同謀》,頁123-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