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逸明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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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崇年和于丹不妨大胆地将刘水告上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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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实行宪政民主制度才能堵住官员失踪与外逃路径

   在偌大的中国,官员外逃的现象年年都有,只是今年特别多。最近,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称,山西省太原市委组织部长李志江在11月26日参加完太原市委召开的中心组学习会议过后,便不再在公开活动当中出现。直到12月8日,澎湃新闻等新闻媒体才对此进行了报道。
   
   据12月11日《新京报》报道称,沸沸扬扬传了近一周的山西官员“失踪”事件,终于有了确切消息。被爆“失踪”的太原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志江,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失职等原因,已被撤销党内职务。昨晚,太原市纪委官网挂出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志江被撤职”的消息。
   
   官方简历显示,李志江生于1956年9月,现年58岁,山西省寿阳县人。其自1984年起一直在组织人事系统工作,迄今已达30年。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山西官员,他先后与两名此前落马的山西原省委常委(省委原秘书长聂春玉、统战部原部长白云)共事,并与一名今年落马的山西籍省部级官员——中国科协原党组书记申维辰曾是上下级关系。


   
   官员失踪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官员失踪十有八九都是畏罪潜逃,每年逃往境外的贪官污吏都不计其数,绝大多数至今都在境外逍遥快活,能被遣返回国的少之又少。在反腐始终保持高压状态的情况下,最近两年外逃的官员更多,他们深知,如果不远走高飞,等待他们的很可能就是牢狱之灾。
   
   在“十八大”之前,中国的反腐基本上是蜻蜓点水,被拿下的贪官要么是独来独往没有靠山的,要么就是在政治斗争当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周永康、徐才厚这样的巨贪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在他们在位时就已经劣迹斑斑,只可惜,没有人,也没有机构在当时敢于对他们进行监督和处罚,所以,直到他们退休之后才敢于动手。
   
   习近平时代的反腐显然要比之前的胡温时代、江泽民时代的反腐纯正很多,可是,不可能做到逢贪便肃,因为不少退休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以及党魁家族都涉嫌贪腐,这些《纽约时报》等境外媒体均有报道,无需细说,资讯渠道通畅者也能马上想到有谁。
   
   周永康和徐才厚被拿下,的确大快人心。周永康和徐才厚虽然都是官场硕鼠,但两人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徐才厚虽然贪得无厌,但这个人的本质坏不到哪里去,在他落马之后,不少昔日的老师和同学、友人都对其表示惋惜。而周永康则是让很多感到死不足惜,凭他在位时干的一切丧尽天良的勾当,完全可以打入十八层地狱。
   
   当然,上述两人的锒铛入狱既和他们自身的贪腐有关,同样也包含有抹不掉的政治斗争色彩。众所周知,两人在位时与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关系非常密切,而有传言称两人曾经答应帮薄熙来在2014年夺取大位,消息无从证实,但他们属于一个派系则是铁板钉钉的事实。拿下他们对于巩固习近平的权力和博取民意支持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当然,也足以震慑其它贪官。
   
   习近平和王岐山反腐,可谓双管齐下,一边大刀阔斧地整肃国内贪官,一边又启动“猎狐”行动,遣返已经逃往境外的贪官。从当前的反腐态势看,习王反腐不太像是作秀,而是真的希望通过反腐来让官场澄清。前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虽然有两位前政治局常委撑腰,仍然被拿下,可见,一般的贪官不会再有安全感了,只要有风吹草动,就会想到溜之大吉。
   
   从技术层面上讲,要想遏制贪官外逃其实非常容易,只要让海关把好关,不让其出境就可以。但是,事实上,不少贪官早有远走高飞的准备,他们往往办有多套身份证、户口本,均为公安机关出具,分身有术的他们要出去,就不会用常用的,而是用不常用的“马甲”身份。前云南省委书记高严,就有四套身份,所以能轻而易举地逃往澳大利亚定居。
   
   今年的山西,曾经一度成为中纪委反腐的风暴眼,不计其数的山西省和太原市大员被拿下,依然在位的官员也成了惊弓之鸟,寝食难安。当今官场,几乎没有不贪的官,只有贪多贪少和是否露出马脚的区别。太原市委组织部长李志江显然也不是一个清清白白的官员,管组织的对于官员的升迁有很大的发言权,给他送钱的下级官员绝对不少。
   
   李志江突然消失,因为其官员身份,一开始,估计很多人都会猜测他是被纪检部门双规了,但是,从当前的反腐规则看,这不符合常理。只要不是像周永康、徐才厚这样的顶级官员,根本不需要推迟一段时间公布被立案调查的消息,李志江失踪这么多天,显然不是死了,如果是死了,也没有必要捂着盖着,当地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只是说“不方便说”。可见,李志江失踪的原因很可能就是潜逃了。
   
   在这个世界上,贪官外逃是中国独有的现象,美国的官员也不少,可没有谁会逃到国外去。当官不是在职官员的义务,觉得当官太累太苦,可以立马辞职,排队等候的人多着呢。事实上,中国的官员最恋栈,你见不到几个主动辞职的,他们对权力比对什么都看得重,深信“有权就有一切”。
   
   李志江作为太原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在当地可谓位高权重,按说,在这个位置上可以风光无限,然而,他却趁人不注意玩起了消失。他到底去哪儿了?时至今日,舆论只能对他的去向进行猜测,太原官方至今支支吾吾,不愿意道明真相。可见,李志江的失踪对于当地官场而言是难言之隐。
   
   中国有党主无民主,有宪法无宪政,官员的权力不是来自于民众的选票,而是来自于上级官员的任命,即使是宪法明文规定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村干部,也带有指定和任命的色彩。这种权力产生方式注定了官员不会真心诚意、全力以赴地为人民服务,而只会为自己和上级服务。中共太原市委组织部长李志江显然就是这样的官员,否则就不会如此不负责任地离开自己的官位。李志江对民众不负责,但他对上级负责,对家人负责,他这一走,和他有牵涉的上级官员自然就安稳了,家人也就放心了。
   
   从李志江失踪事件来看,中国亟需启动政治改革,还政于民,只有这样,官员既能气宇轩昂地上台,又能落落大方地让位和卸任,而无需用这种方式来终结权力,来让公众猜谜语和厉声追问。再则,李志江失踪这么久,太原官方没有一个说法,实在对权力的亵渎,以现在的技术,要查明李志江到底是死是活,是外逃或被抓捕了都十分容易。如果实在无法确定李志江逃往何处,也该交代一下他已经潜逃的事实,然后坦诚地表示将继续调查其具体去向即可。
   
   李志江失踪事件折射出了一系列的中国官场弊端,首先是权力产生机制落后;其次则是监督和制约机制不健全;再就是政务的透明度低,面对突发事件时,官方不能或则不愿意向民众公开。倘若在宪政民主制度下,李志江可能上不了台,上了台也不大可能成为一名贪官,即使成了贪官,也不至于能提前逃跑,即使逃跑了也不至于被官方讳莫如深,并且可以在其出逃之后迅速将其追捕。
   
   习近平、王岐山的任期还很长,反腐的高压态势估计也不会戛然而止,但在今后仍会出现官员失踪和外逃的情况。要彻底遏制这种现象的发生,既要加大反腐力度,重拳打击国内的贪官和竭力追回外逃的贪官,还要启动政治改革,建立宪政民主制度,真正将官员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否则,官员失踪和外逃的现象决无可能从根本上杜绝。
   
   2014年12月10日
   
   原载《民主中国》
(2014/12/1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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