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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权概念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强调私人领域的不可侵犯，虽然与利益有关，但不仅仅是利益，而是人格独立和人的尊严;而这种独立和尊严的前提是公平和正义，人格尊严不是要凌驾于别人之上，而是与一切他人平等，这就必须由正义来摆平，而正义体现为法。所以，西方的权利(英文right，德文Recht)同时有“公正(法制)”和“权利”两方面的意思，这个概念是无法准确翻译成汉语的。
例如，弗格森案警察枪杀黑人青年布朗，是否侵犯了人权，不但要看是否让对方受到了伤害，而且要看这种伤害是否合法。而我们国内的舆论就只看到谁受到了伤害，而不去讨论合法性程序，这就是一种文化错位了。如果只要有伤害就是侵犯人权，那么为了维护人权就可以把警察和法律都取消了，那不更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世界，哪里还有起码的人权呢?
所谓对人的权利过分强调会导致人与自然关系失衡，也是从“人欲”或“私欲”来理解人权所推出的结论，因为只要真正是人的权利，那就是在法制前提下的利益诉求，怎么会导致人与自然关系失衡呢?生态失衡恰好是无视人权的结果，而不是强调人权的结果。可见中国人要理解西方的人权概念，还要走很长的路。
三、关于社会现实
9、媒体上提到的老人变坏了还是坏人变老了的讨论，我想这可能是正是由于老人们缺少反思的原因，我的问题是中国文化是不是本来就缺乏自我反思的基因?您对注入解剖自我、反思历史的基因有什么样的思考?
答：媒体上总是喜欢耸人听闻，什么“坏人变老了”，好像只有这一代人是坏人，他们变老了。其实再过五十年来看，恐怕是更坏的人变老了，按照目前年轻人的道德现状来看，并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问题在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确是一个道德滑坡的时代，普遍的道德水准越来越下降，不是哪一代人的问题。而这种普遍的道德下降，当然与普遍的缺乏反思有关，但不只是老人们缺乏反思，年轻人同样也缺乏反思，我们整个民族都缺乏反思，几千年传统中都是如此。只不过传统中国道德相对比较适合于传统中国的国情，适合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需要很深的反思。
而目前这种国情已经不存在了，有了新的国情，于是我们的传统道德就失根了。我们现在还不知死活，拼命在鼓吹儒家伦理救中国，拒斥西方传来的普世价值，这就是在阻止中国人获得一面反思自我的镜子。但是整个时代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今天靠老祖宗那一套东西再也混不下去了，所以我提出当代的要务是进行中国第三次启蒙，所谓深化改革的前提就是深化启蒙，舍此前提，一切都是空谈，而空谈是误国的。
四、关于启蒙
10、您觉得中国的思想启蒙在被救亡中断后，现在进行到了什么程度，当代思想启蒙，应该从哪里起步，如何起步，才能着眼未来，凝聚共识，理性前进?
答：当代中国启蒙的任务不是老调子重弹，而是深化和落实。深化是理论上的深化，要澄清一些一百多年来一直混淆不清的理论问题;落实是要结合当前社会中出现的问题赋予理论以现实的内容，而不像以前那样停留于唱高调和隔空呐喊。这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现在不是由一小批知识精英去“唤起民众”，而是现实生活中民众在向知识分子发出呼唤，要求我们去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侵权问题提供理论上的支撑，去击破那种长期以来习以为常的强辞夺理。这种强辞夺理半个世纪以来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天经地义的“理论体系”，它常常使当事人感到屈辱而无可奈何，其实就是一套极左的意识形态模式，这套模式是到了在新思想和新现实的合力冲击下解体的时候了。
11、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如何平衡饭碗和理念?如果一种启蒙受掣于某种利益，那么这种启蒙还是启蒙吗?如何看待当代学人犬儒化?
答：今天的“体制内”，经过文革以后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有了一定的理论探索空间，而不再像以前那样只能成为驯服工具和喉舌。
当然这点空间也很有限，它基本上只限于与现实离得很远的纯粹理论探讨，而禁止过多地涉及现实政治问题。但我以为，这恰好歪打正着，因为中国的问题从本质上看并不在于那些浮面的社会现实问题，而要追溯到更深层次的理论问题，要从根本上颠覆几千年来传统思维的惯性，这些问题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而是一种长期的、为未来的社会变革奠基的工作。
一个学者如果有志于做这种工作，我认为就不存在饭碗和理念的冲突，他的理念是符合时代需要的，只要学问做得好，温饱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要发财则休想。一个启蒙思想者首先应该对自己在这方面启蒙，即不是为吃饭而思考，而是为思考而吃饭。当代学人的犬儒化就是由于颠倒了这个关系，把思考当作了吃饭的手段、发财的手段，成了一些生意人和政治奴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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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幸好我们还在，不然就死无对证了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上一页][目前是第2页]（2014/12/1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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