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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运事业不是维稳事业,应理直气壮搞乱中共的统治 

       民运事业不是维稳事业,应理直气壮搞乱中共的统治 
   
     
     长期以来,以前红二代异议人士杨小凯、芦笛、冯胜平等人为代表的“和平、理性、非暴力”派,不遗余力地散播全盘否定革命的理念、鼓吹“告别革命”,在反对派思想阵营中占据了相当大的市场,引发了立场和基本理念的大混乱,以致于现今好些民运人士完全忘记了(或者不顾)民运的使命,竟以维护中共专制的稳定为己任,自觉不自觉地把中共的维稳事业,当作民运的事业来搞。
   


     胡平就是其中的典型。几乎从“占中”爆发的第一天起,胡平就大力鼓吹香港民主化勒马,“见好就收”,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胡平以中共恶法为依据,摇唇鼓舌、不遗余力地攻击“占中”者违法乱港,大力鼓吹“占中”民众结束占中、退场转进,去搞所谓民主启蒙等等“合法抗争云云,直到今日。
     胡平主张的要害,无非是要“占中”者停止向唯中南海马首是瞻的梁振英港奸政府施压,其理由,无非是“占中”“违法”——搅乱了社会秩序、妨碍了市民生活。。。。。。
     胡平的主张,客观上是大利于专制者维稳,而与民运目的背道而驰的。
   
     因为现实的情况愈来愈清晰地表明,没有体制外巨大压力的逼迫,中共统治者决无可能主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社会秩序不乱起来,就不可能形成倒逼中共当局的巨大压力,
   
     现在只有政治瞎子才看不出:中共不是苏共、也不是国民党,现在的中共,已决无可能产生戈尔巴乔夫和蒋经国那样的领导人。“六四”屠杀后,“告别革命派”和新老康有为“上书派”已经“和平、理性、非暴力”二十五年了,中国的政治环境、新闻出版自由度、人权状况。。。统统不仅没有他们所谓的“渐进”,反而大幅倒退,这就给了“告别革命”者们一记响亮的耳光,它清楚地表明:改良上书的道路根本走不通,“告别革命”派(包括上书派)的所谓“渐进”民主化道路,完全是忽悠,是放屁。
    这也正在印证、且必将再一次印证:所谓“告别革命”,纯粹是当年李泽厚、刘再复的一厢情愿,“革命”是“告别”不了的,若只有被统治者一方的“单动”,而没有统治者、被统治者双方的互动,革命的再次爆发,是迟早的事。
     而现行的中共统治者,正在大力逼迫中国人再次起来革命。不过问政治就得了?试问,强拆拆到你头上时,你不起来行吗?
     而现在中共统治集团,之所以顽固阻碍中国宪政民主化,比“六四”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早已不是认识问题,而是捍卫巨大既得利益的需要——对现今在权贵市场化中如飘飘欲仙、乐不可支、瘾头正足的红色官僚资产阶级,要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令其主动交出特权,接受选票制约、接受新闻媒体曝光。。。简直是不折不扣的与虎谋皮!
   
     别的不说,单说与政治民主化无直接相关的计生系统,在每年2300亿“社会抚养费”侵犯人权罚款黑金既得利益的驱动下,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编造歪理、罗织谎言,根本无视“未富先老”大危机和民族前途,以图绑架全社会。。。种种对抗微小改变,甚至改变诉求的顽固疯狂劲,就深深地反映了这点。一个计生系统都如此顽固颟顸,此足以反映出:没有排山倒海的“动乱”力量,根本无法荡涤积垢、无法摧垮现行积弊深重、壁垒森严、根深蒂固的万恶体制!
     太明显了,改良是不可能的、也是根本改不动的!
   
     稳定,最有利于中共维持其下三滥的专制统治;没有一场大乱,中共是不可能放弃对政权的垄断的;而只要中共继续垄断着政权,中国的民主化就永远是蓝图、是画饼;因此,要争取中国民主化成功,民运力量首先就要搞乱中共统治。
     现今中国,积弊深重,既得利益集团超顽固、超颟顸、超嚣张,追求宪政民主的力量不夺权政权,就根本没有破除旧体制推行宪政民主新制度的力量,因此,现今搞民运就是为了夺取政权;民运力量没有义务拥护中共改良、推动中共改良——中共既不需要你拥护、更无可能改良。习近平斥“819”事件中的苏联红军“更无一人是男人”、王岐山推介《旧制度与大革命》时,就已明白昭告:老子们早从反面汲取了历史教训,尔等企图以安乐死的诱惑,引诱我们主动松动专制,想得倒美,做你妈的万年大头梦去吧!
   
     胡平等人强调:动乱会增加人民痛苦,因此为推翻中共搞乱社会秩序是不道德的。这实际上是取消主义论调,按照此种逻辑,我们应当放弃对中共当局任何有效的施压,任由中共流氓专制统治永远维持下去。因为在民众无能武装的当代中国,对当局最有效的施压无疑是上街包围政府,但上街为政府会搅乱社会秩序,会有各种各样“违法”,因此此种“违法的”“公民抗命”万不可行,于是任由中共流氓专制统治永远维持下去!
     有道是“长痛不如短痛”,共产党专制的大错既然已经铸成,那么为了修错,暂时的痛苦是一个民族必须付出的代价,到底应该遵守秩序维护稳定、“温良恭俭让”地去“合法抗命”(为之再忍受多几十年的共产党专制),还是忍着一时的混乱和痛苦,抓住历史时机、鼓足全身勇气,一举掀翻共产党窃据了几十年的王座?在1989年前后的历史关头,前东欧和前苏联反对派果断地选择了后者,他们都与胡平的主张背道而驰。
     去除中国的共产党专制,恰如医治中晚期癌症病人,非得先动手术摘除共产党这个附体恶性肿瘤不可,否则一切治疗无从谈起,而动手术必有风险和痛苦;胡平等人则以风险和痛苦(即所谓“违法”、“妨碍市民生活”、“破坏社会秩序”)等种种理由,反对手术,开出清热解毒滋补食疗等治疗慢性病的方子(美其名曰发动群众、民主启蒙云云),于是坐视癌瘤疯长、癌细胞扩散。
     胡平这样的郎中,与其说是在治病救人,不如说是在助长癌魔,说轻点是贻误病情,说重点是谋财害命。
   
     胡平指斥“占中”的违法论是完全荒唐的:昔者“六四”运动期间,数十万民众占据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一个多月,按胡平标准,岂不更加“非法”?
     再则,中共连它自己钦定的宪法都不遵守,凭什么要抗争者谨小慎微地遵守各种法律(更何况许多还是恶法),为之放弃向它施压?就“占中”来说,请问十七年来中共当局遵守《基本法》了吗?履行推进普选承诺了吗?你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就没有资格要求别人谨守法律。
     最近香港激进组织“热血公民”成员蒙面打砸香港立法会大楼,胡平就此大作文章,进一步从“暴力”、“违法”的角度,大肆诋毁“占中”价值;且莫说打砸香港立法会大楼的行为并非“占中”组织者策划,也不谈打砸香港立法会大楼的行为是否中共特科人员抹黑“占中”的特工行动,“热血公民”成员蒙面打砸香港立法会大楼,并没有伤人,此行为并没有脱离有限度反抗的正当属性,因为在砸碎玻璃窗之前,香港警方多次暴力清场,长期纵容共特、黑社会殴打和平“占中”者者、甚至赤膊上阵黑打“泛民”成员。。。试问,对警方的这些违法,胡平为何不置一词?胡平的选择性失明很明显。
     面对暴力镇压,人们有权一定限度的暴力反抗,冲击立法会大楼事件并不能否定“占中”的价值。试问,“六四”期间,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泼污了天安门上的毛泽东像,“819”事件爆发时,红场上愤怒的民众推倒和砸碎了捷尔任斯基的雕像,按照胡平的逻辑,这不是破坏公物的“违法行为”吗?能因这些“违法”行为否定“六四”和“819”抗争的价值吗?
   
     我决不相信胡平完全不明白以上的道理,我也决不相信胡平对中国民主化的诚意:
     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是:“占中”初起之际,胡平即呼喊”收兵“,从其“六四”八字经“见好就收,见坏就上”出发,咋呼“占中”退场,理由是港府已同意对话,“好”已经来了——在香港民主派诉求丝毫未达到,仅作个对话的姿态的情况下,胡平就认为是“好”了;现在对“占中者”来说,“坏”已全面来临:法院判违法,警方大清场。。。此时的胡平,却绝口不提他的“见坏就上”,反而进一步鼓动退场,大骂“占中”领导人没听他早点撤退的建议,以致有今天的被动。
   
     很明显,胡平本人并不遵循他自己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他是一个很特别的老资格民运人士和政论人士——一个平日里高唱“人权高于主权”,关键时刻却与《环球时报》高度一致的民运人士和政论人士。
   
     现今的中国民运,亟需跨过胡平这类人,寻回自己的本真。
   
   中国社民党副秘书长、文宣部部长 曾节明 写于2014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于冬雪纽约州
   
     
(2014/11/2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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