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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满足于赚钱,极少问鼎政权

   第三部下“社会·外篇”
   (《国家主权的罪恶·下》)
   
   
   第四十六章、华人满足于赚钱,极少问鼎政权


   
   
   (451)
   “由于内陆内地很大一部分权力、影响、财富被大都市吸取走了,那些想重新夺回这些权力财富的外省人,就必须远离家乡,到大都市里来奋力争夺一席之地。”──1、毛泽东自述北大生涯:“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毛出纳员不老实工作,他忘记了自己的图书管理员职位,一心只想攀龙附凤。2、毛泽东和仇恨知识份子,源于当年在北大挨了傅斯年一记耳光:“毛在北大图书馆出借部工作不认真,特别是字迹十分潦草,难以辨认。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就此曾经批评过他。有一次毛把傅斯年要借的一本书搞错了,毛不认错反而强辩,加之两人的地方方言沟通不良,傅气急之下打了毛一个嘴巴。这个故事在台湾出版的一些书籍里早有记载。”3、胡适说按照毛泽东的水平考不上北大,因此毛泽东决断发动一场全国规模的彻底批判胡适;4、“毛出纳”升值为“毛主席”以后,花了十几年站稳脚跟,决心对大都市全面复仇、发动文化大革命清算陈年宿怨、封闭所有的大学,到他临死之前,也仅仅同意“选拨”一些“工农兵学员”,他想从根本上让大学低于他这个中专生。
   
   “纤夫爱皇后,就要闹革命,打进北京城,登上天安门。”──这首儿歌虽然粗俗,却道破了“湖南纤夫”毛泽东的身世。
   
   
   (452)
   什么是帝国的晚期?“偌大一个帝国,变成了一架单纯为保证其人口继续存活的机器,是其国民‘永远维持其习以为常的状态’。”──在前三十年(1949──1979年)和后三十年(1979──2009年)之后,在1989年的“二十年稳定”期满之后,2009年的中国,已经开始进入“帝国的晚期”:偌大一个帝国,变成了一架单纯为保证其人口继续存活的机器──一切都以GDP为核心。
   
   
   (453)
   消灭主权国家,建立一体天下;在此之前,消灭两个中国,建立一体东亚。
   
   “美军前太平洋舰队司令詹姆斯·莱昂斯说,美国正帮助一个无可救药的‘侵略性’国家发展其军队,这将使美国自己面临危险。在美国政府和五角大楼对华政策的核心,出了严重的问题。……分析人士罗伯特·萨特2005年写道:‘中国是世界上准备与美国作战的唯一大国。’”──这种看法出于职业的警觉,同时也合乎历史的命运:无论作战还是扩张,都需要一个充足的理由……俄国丧失了东正教的理由,所以帝国崩溃,苏联丧失了共产主义的理由,所以阵营瓦解;而中国在共产主义之后,还存在一个民族命运、文化命运上的理由:汉字──地缘政治──种族特征──文化传统──生活习惯五方面要素所组成的“中央王国”,它具有天下、天子、天命、天然、天性的合一,如果丧失这个合一,中国就没有灵魂,那是无法与美国抗衡的。
   
   
   (454)
   根据“恶也会贬值”的原理,看看“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区别”:“占领者在夺取一个国家的时候,应该审度自己必须从事的一切损害行为,并且要立即毕其功于一役,使自己以后不需要每时每日搞下去;这样一来,由于不需要一再从事侵害行为,他就能够重新使人们感到安全,并且通过施恩布惠的方法把他们争取过来;反之,如果一个人由于怯懦或者听从坏的建议不这样做,他的手里就必需时时刻刻拿着钢剑,而且他永远不能够信赖他的老百姓,而由于他的新的继续损害,人民不可能感到安全;因为损害行为应该一下干完,以便人民少受一些损害,他们的积怨就少些;而恩惠应该是一点儿一点儿地赐予,以便人民能够更好地品尝恩惠的滋味。”──“毛泽东思想统治中国的前三十年”(1949──1979年)”就属于“由于他的新的继续损害,人民不可能感到安全,他的手里就必需时时刻刻拿着钢剑”;“邓小平理论统治中国的后三十年(1979──2009年)就企图“损害行为应该一下干完,以便人民少受一些损害,他们的积怨就少些;而恩惠应该是一点儿一点儿地赐予,以便人民能够更好地品尝恩惠的滋味。”
   
   
   (455)
   新左派可以认为,毛泽东比邓小平较好的理由如下:“一个企求荣耀的人不是被迫走向上博得人们赞许的真正的德行的道路,便至少是竭力想用欺骗和欺诈的手段赢得这种赞许(这类似于毛泽东政权);但是,一个但求统治而不计较荣耀的人将不怕公正人士的指责,而是会越来越厉害地以毫不掩饰的罪行拼命求得他所需要的东西,其残暴淫乱甚至胜过禽兽(这类似于邓小平政权)。”
   
   
   (456)
   “人多力量大”其实是一种毫无廉耻的政商勾结:“为了搜罗更多的顺民──即更多的炮灰、更多的租金和税收的摇钱树──政客们的欲望与资本家变得一致起来了,强权政治与强权经济互相加强了彼此的地位。”──“人多力量大”翻译过来就是“猪多肉量大”。为了保障这种利益勾结,就需要一种养猪哲学、一种“让你活命就是给了你人权”。
   
   
   (457)
   “幽默,尤其是讽刺性的幽默,是对独裁政权的诅咒,就像其他地方的独裁者一样,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害怕被民众嘲笑的程度,超过了害怕民众的反对、甚至是叛乱。”──这就是“公众思想”的造化力量……由此可知,贪污腐败之所以在亚非拉流行,主要是因为民众的羡慕、纵容和支持。
   
   
   (458)
   “在中国,甚至私企和合资企业也要依赖与政府官员的良好关系,这令其追求真正商业理念和机遇的能力受限。”──在中国,不仅是“政治决定商业”,而且是“人事关系决定商业成败”:这提供了“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的典型事例,这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权所干的事情,正好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错误……与此相反,现在倒是西方绥靖主义者们还在极力地信奉着马克思主义,企图用“和平演变”的幻想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依然还是有效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掌权者们,现在是比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独裁者们更加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自主义者”。
   
   
   (459)
   “华人满足于赚钱,极少问鼎政权。”──以至于在自己的本国都一再沦为亡国奴;这样的民族现在遭到共产党统治,一点都不意外,而是罪有应得。
   
   
   (460)
   “在有些地方,海外华人为贸易的缘故而夺取政权。”──在本土,有些华人为了“分田地”而夺取政权(毛泽东),有些华人为了“先富起来”而夺取政权(邓小平),他们都是看中了经济基础甚于看中了上层建筑的,正如海外华人的“政治难民”(六四血卡)多数都是经济难民,即使少数政治难民,最后也都同化为经济难民:这么样一种国民性,自然很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这种犹太人的钱串子哲学。
(2014/11/2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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