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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和语言、民族的关系密切

   第三部下“社会·外篇”
   (《国家主权的罪恶·下》)
   
   第十七章、宗教和语言、民族的关系密切
   


   
   (161)
   “用拉丁语不能表达神学上的细微差别,用希腊语却很容易阐明。”──宗教和语言、民族的关系十分密切;换言之,有怎样的语言就有怎样的民族,有怎样的民族就有怎样的宗教;所以,要建立好的宗教,必先建立好的民族,要建立好的民族必先建立好的语言……而做不到这些,就是纸上谈兵了。
   
   
   (162)
   “当封建制度的发展威胁到教会的独立时,它们发生了冲突:前者要求主教们严格服从国王的人身依附关系,这是条顿国家所特有的一种形式。”──这就是“宗教改革”的实质内容,宗教改革就是国家侵夺教会财产。所以十分明显,新教大多存在于条顿(德国以及日耳曼的其他边缘地区)社会,而拉丁社会主要还是服从独立的天主教。
   
   
   (163)
   第二次十字军的积极倡导者、法国僧侣圣伯纳德(Saint Bernard,1090──1153年)认为修道院就是天堂的堡垒,他甚至为此创造了一个拉丁文新词Paradisus Claustralis(修道院天堂);这也许不合福音书,但却意外开创了一种世俗的文明:“古典文献的各种书籍正是在修道院中从糟朽不堪的纸草书卷中誊写到坚实的羊皮纸上的,拉丁语言也是在修道院中首先应用于日常会话的……古罗马和古希腊的医学方面的成果也是在修道院中得到保全和发展的。”──修道院是西方文明之母;而中国,到现在都没有发展出一所修道院,可见中国在“现代化的软件”上,有些精神层次比欧洲落后了上千年。
   
   
   (164)
   “那些在蛮族入侵面前勉强能够保卫自己的城市,其面积也大为缩小了:波尔多所谓导线元的三分之一,奥古斯都敕建的奥顿城,从五百英亩缩小为二十五英亩。”──按照这一尺度,二十世纪的“共产改造”确实具有中世纪“蛮族入侵”的性质,这在“红色高棉”那里表现得最为清楚,中国共产党革命的野蛮化构成在暴烈程度上程度紧随其后:1949年──1979年期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整整倒退了三十年之久,上亿人口死于非命。
   
   
   (165)
   “十一世纪中世纪早期遗留下来的建筑物均极其强调严密、庇护、安全、坚固、经久,充分体现了那一动荡时代的特殊要求。”──严密、庇护、安全、坚固、经久,恐怕不是动荡时代的产物;因为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百年动荡中,一点也没有留下严密、庇护、安全、坚固、经久的建筑物的影子;由此可见,十一世纪中世纪早期遗留下来的那些建筑物其实是一种思想的产物,天国思想的产物。而支配近代中国百年动荡的则不是天国思想,而是暴力革命的思想,所以没有建筑,只有破坏。
   
   
   (166)
   “一个有效的城市法人,只有通过与占有城市土地的主教或封建领主进行艰苦的讨价还价之后,才能获得它充分的合法权利。”──从“合法权利”的角度考虑,“改革开放”如果是合法的,“共产革命”就是非法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理论”如果是合法的,“三个代表理论”就是非法的:这些南辕北辙的说法都是出自同一个政治团伙,而且作为单方面的规定强行贯彻……不仅说明这是非法的强盗逻辑,而且说明这只是一个暂时的过渡性政权的“临死抱佛脚”。
   
   
   (167)
   在欧洲历史上,第三等级的出现,是有新的社区作为其标志的:“十一世纪雷根斯堡(Regensburg,德国巴伐利亚州的直辖市)新发展起来的社区,不是诸侯居住区也不是僧侣居住区,而是商人的居住区。”──中国没有这样的社区,中国的财主都是围绕着权力机构而居住的;所以中国不可能形成独立的中产阶级。
   
   
   (168)
   中世纪欧洲的现代性:“中世纪城镇已经实现某种程度的社会均衡,任何一个阶层都不曾强大到足以永久统治其他阶层的程度。……从巴塞罗那城获得自由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城堡主人放弃特权有多么彻底:国王下令,任何收税官或其他行政官均不得阻碍或干预任何市民的行动,也不准阻留他们的信使和货物。”──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发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达到这个八百年前的“城市自治水平”。
   
   
   (169)
   “虽然说任何一个欧洲中世纪城市都不曾充分实现过自由、平等、民主参与、自治管理,但中世纪城市对于这些事物的限度也大于以前任何时代,甚至包括希腊。”──而没有基督教的支持与庇护,这些自由、平等、民主参与、自治管理的扩大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是因为“上帝的创造”和“基督的仁爱”发挥了“思想杠杆”的作用,降低了人际关系的阻力。种族歧视、地域歧视、阶级歧视,其实是人际关系的阻力所运用的借口,是集团和组织在阻碍人们自由交往时,拉起的安全保护网。
   
   
   (170)
   “在某些国度,如英国和法国,国王的统治遭到封建贵族的挑战,为了削弱这些贵族势力,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形成了暂时性的联合,这些国家的城市自治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的。”──不过中国自古以来就无法形成城市自治的传统,因为中国的王权独大,缺乏神权的制衡,甚至到了政教合一的程度,君主同时身兼祭司;这一点不仅比不上近代欧洲,而且比不上希腊罗马,甚至比不上两河流域和印度;只有古代埃及可以和中国比拟,埃及也是没有任何城市自治的传统的。但是埃及的王权还更多神秘化,不像西周以后的中国王权,已经相当理性化了,基本上采取了自然主义(自然神论)的路线。
(2014/11/1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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