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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南北朝与现代南北朝

   第三部下“社会·外篇”
   (《国家主权的罪恶·下》)
   
   
   十三章、古代南北朝与现代南北朝


   
   
   (121)
   “隋炀帝因为强征修建运河所需的劳力和赋税而丧失了他的仁慈,他企图在修建工程的同时征服高句丽的战略使得帝国的财政捉襟见肘。”──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中国,可能因为投资过度、信贷膨胀而再度面临这一“大国崛起”的风险。
   
   
   (122)
   “佛教成了中国那些皇位篡夺者们喜爱的精神资源,他们企图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而且亟需一部宣传机器……但是,信仰佛教的皇帝们没有一个曾经暂停中国本土的礼仪和祭祀。”──这在现代的第二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叫做“披马列之皮,执秦皇之法”;而在现代的第一中国(中华民国),被叫做“天下为公、三民主义”。尽管后面两者大大缺乏古代佛教的精神深度。
   
   
   (123)
   “佛教僧团是武媚的代理人,他们宣称武后时弥勒佛转世在整个帝国为她作巡回宣传,在六万名的劝进者的敦促下,她成了‘皇帝’。”──她成了“皇帝”而不是“女皇”,这意味着她使用了男性化的象征;所以武媚(武则天)的出现和女权主义毫无关系,她是靠和尚登基的,也埋下了武宗灭佛的深层原因。
   
   
   (124)
   “印度、中亚、中国风格的柱子以及一直模仿波斯原样的守卫狮子,说明吐蕃是一处文化交汇点。”──由于直接触及印度、中亚,直到现在西藏也比朝鲜(韩国)、日本、越南更“不像中国”;如果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那么“朝鲜(韩国)、日本、越南就更加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了。“汉委奴国王”金印的出土,多少可以说明这一点,而朝鲜更是汉朝的直属领土,越南甚至还是唐朝和五代的属土。只是由于海洋文明的离心因素,朝鲜、日本还有越南现在直接从欧美吸收文明的元素,所以中国影响大大衰微了。
   
   
   (125)
   “帝国时代,并没有对此之前的思想成就做出什么新的贡献,不过却扮演了守护、珍藏、培育的角色。”──有时情况会更加消极,例如在中国,帝国时代还对王国时代的思想成就进行了宰割、冰冻、烹调等负面处理;因此,我们现在阶段的第三期中国文明之努力方向,不是父辈文化的秦两汉与元明清,而是祖辈文化的两周与唐宋。
   
   
   (126)
   “宗教信仰随着政治联盟而变化,这种现象开始变得司空见惯:哈扎尔人,一种黑海和里海之间的突厥游牧人的统治者,在不同的时代分别信仰过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目的就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独立。”──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同样存在这种见风转舵的机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但事实证明,这种机会主义态度是无法持久的;社会主义不能救国,只能剥夺基本人权。
   
   
   (127)
   “由一个国王执掌政权的政体是最好的政体,同样地,由一个暴君执掌政权的政体是最坏的统治形式;市民政治可以和民主政治相对照……贵族政治也可以和寡头政治相对照。”──在中国,“国王”的典型是周文王和周武王,“暴君”的典型是蒋介石和毛泽东──“暴君”也就是Tyrant,也译为“僭主”;在西方语言中特指那些自己夺权但缺乏传统的合法性的独裁者。
   
   
   (128)
   “如果君主制度蜕化为暴政,那么它所带来的恶果,比多人执掌的政权变成腐败时还要少些……所以一人的统治比多人的统治要好,虽然二者都有其本身的危险。”──为什么许多中国人竟然在二十一世纪怀念起暴君或曰暴民头子毛泽东来?就是因为碰上一条恶狼(毛泽东)总比碰上一群饿狼(集体领导、寡头专政)稍微“好”些:与此同时,现在普通的中国人已经无法想象甚至不能接受一个没有恶狼进行统治的社会了。
   
   
   (129)
   “在多人执政的国家里,往往比在君主统治的国家里,更容易产生层出不穷的暴政。”──这可以解答下述疑问:为什么两个中国(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共和国”反而比泰国和日本那些君主国(都属黄种人的亚洲)产生了远为巨额的暴政;在北朝鲜、缅甸和日本、泰国的对比中,也是如此。
   
   
   (130)
   “统治者在失败和叛乱面前自我谴责,这是因为他们依靠一种谎言生活,操纵着不可靠的神谕,与心不在焉的神灵磋商,与敌对的大自然做交易;在一些案例中,在大转型期内破产或者步伐踉跄的传统仅仅是转移了地方,在别处再次出现。”──这就是唐宋的“古文运动”、“新儒学”,欧洲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而在蒙古奴役之下,中国文明的重心,甚至转移到了躲避了蒙古灾难的日本去了。
(2014/11/1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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