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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外篇二十四章、革命豁免杀人防火的法律制裁

   思想主权第二部下“学科·外篇”
   (《思想主权的历史认识·下》)
   
   
   二十四章、革命豁免杀人防火的法律制裁


   
   
   (231)
   典型的以偏概全或曰“一切历史都只是当下史”:“卡尔马克思倡导一种历史理论──富人和受富人剥削的人之间的阶级斗争,贯穿和推动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理论依据的是一系列的统计错误,外加古为今用的“错施”,强制推行社会主义的极权主义,结果使得“千百万人头落地”。人头落地,许多社会矛盾自然不解而开了,因为原先纠结的利益冲突的主体已经不复存在了。“杀人就是解决问题的最快方法。”如果可以豁免法律的制裁的话。而一切革命,说到底就是首先豁免了对于杀人防火的法律制裁。而革命理论,就是对于杀人放火的合法性质进行理论说明。
   
   
   (232)
   “科学不能像宗教或政治制度一样决定普通大众的效忠。”──因为科学不同于“科学主义”,缺乏独断论的气质,不能满足普通大众的心理依赖;结果,只有像“科学社会主义”这样的现代巫术才能以其独断论的气质满足普通大众的心理依赖,并让最顽劣的无赖沐猴而冠,领袖装神弄鬼、痞子登堂入室。
   
   
   (233)
   “反人类”的马列主义认为“人性是可以改造的”,所以马列主义者设立了许多劳改营,集中改造人民,结果损失了几千万的人命,而人性丝毫未变,只是表现更加恶劣了。民众由于“社会抗药性”的增强而变得更加狡猾了,禁令一松,恶习变本加厉地反弹回来──马列主义的失败,不是由于资本主义太强大,而是由于马列主义者把“人性”与“人的表现”画上了等号……竟认为“大公无私”是可能达到的一个目标!真的不知道马列主义者做的是什么梦。因此,在马列主义的国家或圈子里,生活变得很不真实,大家都在进行社会表演,谎言与政治表白成为生活的必需品;以至于共产党国家的影视戏剧就假之又假,变得格外矫揉造作,简直让人受不了。
   
   
   (234)
   卫理公会的神学家雷蒙德(Miner Raymond,1811──1897年)在1887年出版的《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中写道:“如果种族的起源随处可见而非源自繁衍了所有人类的、神所创造的一对男女,那么整本《圣经》就是一本误导人们的莫名其妙的东西。”──一百年后,“夏娃理论”(所有现代人类都是起源于十多万年前的非洲的共同祖先)的出现,从人类学的角度证明了他的信仰具有价值……不过我还是要指出:用“整本《圣经》”来打赌的方式非常轻率,也印证了神学的可悲。
   
   
   (235)
   瑞士生物学家阿格赛兹(Louis Agassiz,1807──1873年)认为,世界上所有实体包括每一个生物物种,都是“上帝头脑中一个概念的物质近似值”;因此“没有一个人曾在同一个地方发现证明生物物种逐渐变化的化石证据……相邻岩层中出现的生物群体十分不同,好像每一个岩层都代表着一次新的神圣创造的爆发。”──就连达尔文自己也承认:如果把人工选择的变种放到野外,它们会逐渐出现返祖现象,而无法产生稳定的新种。(附注:十九世纪初,地理学经历了一场革命。达尔文是均变论学院思想的追随者。查尔斯·伊尔最早提出了均变论,他相信即使在遥远的过去,在自然界发现的力和物质在本质上始终是均同一致的。和均变论持相反观点的是灾变论,如著名学者路易斯·阿格赛兹,他由瑞士移民到美国并创建了哈佛大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灾变论者相信地球经历过一个长期没有变化的停滞期,此后由于偶然事件而产生了突变,如遇到像《圣经》中所描述的大洪水,或冰山期,或地壳剧变等。在有机体内和地球内部,所有的剧变都源于这些反常的事件,地球上植物的分类和动物的种类形成都可归结为历史上发生的一系列灾难事件。)
   
   
   (236)
   “《天演论》的作者赫胥黎承认:在‘道德和伦理行为能力方面’,在‘有意识地介入以改变进化方向的能力方面’,人类是独一无二的;但是他强调这种独特性是人类语言发展的‘自然结果’,因此,认可任何关于‘人的产生和进化过程中神力介入’的学说,是没有理由的。”──这样一来,他就把自己置于神的地位了,其结果就是二十世纪流行的大屠杀和种族灭绝。
   
   “我们可以称灵感是一种成长,它通过历史,以及和历史相似的内容呈现出来,像物种一样受到进化的支配。”──在我看来,这句话说反了,不可说“灵感像物种一样受到进化的支配”,而应说“物种像灵感一样受到思想主权的支配”。
   
   
   (237)
   “达尔文广泛引用他人的著作,他仅仅通信就达一万四千多封,其中大部分都用极长的篇幅讨论一些科学方面的问题……几种互相抵触的思维方式同时展现在同一个人身上。”──“几种互相抵触的思维方式同时展现在同一个人身上”,这其实是信仰者而非科学家的特征。
   
   达尔文曾经断言“思维作为大脑的分泌物”,但这是自相矛盾的──如果按照这一说法,那么他的这一说法本身岂不也是大脑的分泌物?作为大脑分泌物的达尔文主义怎么可能是宇宙的普遍的真理呢?
   
   
   (238)
   达尔文的经营能力要强于他的思考能力,牛顿和爱因斯坦也是如此──这是国家主权时代的思想悲哀,也是一切成功神学的通病。
   
   “在达尔文壮大自己的重大理论的同时,布尔诺修道院的神父孟德尔也在发展着他的遗传理论,但是他的工作在他家乡以外的其他地方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关注,达尔文都是由孟德尔的论文复制品,但他显然没有发现其重要性──这个能解开达尔文重大理论之门的钥匙在满是灰尘的昏暗图书馆里呆了半个多世纪,直到二十世纪初一位遗传学家发现了它。”──孟德尔神父才像是一位真正的学者,相形之下,达尔文更像是一位学术总监,也就是学阀、学霸。
   
   
   (239)
   “自达尔文以来,生物学家实际上把自然选择看作等级的唯一根源;但达尔文不可能猜到自组织的存在,这是新近的发现,是某些复杂系统的本性……我们可能已经开始把进化理解为训责和自组织的联姻。”──概述混沌系统在随机识别时形成耗散结构的过程被定义为自组织。
   
   在我看来,达尔文的“还原论”也就是通俗所说的把人还原为猿类、动物,是相当地不彻底的;还应该进一步推向前去,把人还原为无机物质、宇宙信息,也就是说,把人还原为某种“广义的思想”。
   
   
   (240)
   “(达尔文)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承认:要想找到两个在时序上彼此相近而又在同一位置的化石岩层极为困难,所以基本上无法在一个地方找到连续变化的生物化石记录;结果只有不同地方搜集来的不同岩层的化石拼凑起来,才能会建立大致的纵向序列,才能得出物种持续变化的证据。”……“达尔文对于批评人士很不耐烦,这些人士认为:科学家必须严格依据事实,只能从现实进行归纳。……事实应该高于理论;而达尔文的做法违背了这种科学精神。”──历史已经表明,达尔文的“科学”其实也还是一种“思想”。
(2014/11/0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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