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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现在要讲法治了

(一)
   
   人们一直在说依法治国,却很少有人问,依什么法?我们中国煌煌4000年的文明史,赓续百年以上的国家、朝代,大有人在,没有法制和法治,不可想象。
   
   为什么这些国家、王朝最后都礼崩乐坏、法纪荡然、大厦倾颓、人民涂炭?因为统治阶级渐渐不守法,肆意侵害、压迫民众,最后官逼民反,改朝换代,又开始了新的轮回。中国自秦始皇起,就严刑苛法,或外儒内法,以几千年都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官僚体系治理国家、统治人民,却始终摆脱不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根本的问题就是没有办法让统治阶级守法,致使中国的王朝更迭、皇冠落地、人民起义、文明毁灭的次数,也是世界史上最多的。

   
   法,并不是天降的神谕,法从来都是人制定、人执行、人遵守、人破坏的。任何法律在公正威严、一视同仁的表象下面,都有一句无声的天问:谁治谁?所以,世界上从来没有一种中性的、超越民主与专制的法制,民主法制与专制法制,二者必居其一。
   
   (二)
   
   民主法制的法源是共同体公民自愿让渡的一部分个人权利和自由,全体公民自愿让渡的这部分个人权利,形成了治理社会的公权力,它被赋予民主选举出来的、权力相互制衡的领导者集体。领导者违法滥权,就会被罢免。领导者集体定期改选,以让对社会的治理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意愿。之所以有这样的制度安排,就因为公权力从法源上说,还是属于全体公民,不属于一家一姓一党一派一阶级。你去看看《五月花号公约》,1620年11月,在波涛汹涌的大西洋上,41位男子向上帝发誓,说什么?——为了这个自治民众团体的共同利益,遵守共同制定的法律规章,服从民主选举的政府。这就是原生态的民主法制。
   
   专制法制的法源是武力征服,你们打不过我,就得听我的,服从我的统治。打江山-坐江山,暴力最强者胜,从秦始皇到毛泽东,一脉相承。既然治理社会的公权力是从前任专制统治者手里抢来的、是私有的,那么不管统治者把法律制订得多么完备,他们本身是在法之外、在法之上的。法只适用于被统治的民众。这种二元结构既体现在所谓马克思主义法制理论中——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也体现在这次四中全会公报13次强调党对依法治国的 “领导”中,它给人以“依法”治民,“依法”保党的印象,没有半点改革的气息,没有半点增进人民公民权利,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不受公权力侵害的内容,相反,党可以把这种侵害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以法治名义固定下来,使胡锦涛-周永康时代的违法滥权变成今后的“严肃执法”。如果这就是四中全会的成果,那不知接下来又将有什么样的恶法出台,不知中国的治理现代化又将丢多大脸。
   
   (三)
   
   事实上,与古代的家天下相比,党天下会使更多的人可以在法之外、在法之上,而且这些法外之人,只受党规党法约束,没有中纪委双规,哪个贪官都不会受到国法追究,尽管他们贪的是国家的钱、民众的钱。这次四中全会强调完善党规党法,强化了社会和法律二元结构。8000万党员,如果7000万贪污,中纪委的法规管得了吗?有人批评现在的反腐是“选择性执法”,不选择不行啊,太普遍了。管不管得了还是其次,我不管,装样子,你们又能拿我如何?二元体制本身就是系统中的大bug,况且此一元还管着彼一元。
   
   所以,党的权力越大,法的权力越小,法外之人越多,贪腐越猖獗。而党与被治之民的矛盾越尖锐,党越有严刑苛法以治民的动机,依附党欺压人民、谋取特权的五毛、暴民、小脚侦缉队、线人、协警、武警、特警就越多,社会就越动乱,越向依法治国的相反方向,恶性循环。设想,如果人人被迫争当五毛暴民,宁为刀俎,不为鱼肉,文革时代的阶级斗争、全面动乱,不是在没有毛式威权笼罩的无政府状态下,又回来了吗?
   
   (四)
   
   从人类社会的历史看,总是先从无法的丛林状态过渡到逐步完备的专制法制,最后才出现专制法制向民主法制的过渡,而这个过渡背后必有专制统治者不能原样维持下去的动因(最典型的是英国的光荣革命)。
   
   有朋友说,贪官们有钱了,想要安全感了,所以希望推动法制。太一厢情愿了。什么叫有钱了?你贪了几百亿,我才贪了2000万,你够了我还没够呢。况且谁能保证在民主法治之下的被清算更能保障我的权益?现在我犯事后,不咬别人,我贪的钱被你“充公”了去,你或免我一死,或照顾我的家人,大家都是一根藤上结的瓜,或许还可指望。何况贪污都是个人行为,个别贪官事后觉醒有什么用?薄熙来坐在秦城,后悔当年在重庆“唱红打黑”,没搞民主法治,还有用吗?
   
   专制统治者不能原样维持下去的原因,一是统治阶层的内斗,二是民众的维权、问责、参政,要求财产公示、司法公开、言论自由。别想那些缘木求鱼、“天良发现”,没谱的事。
   
   (五)
   
   在专制制度下法治也有改革和演进的余地,但判断法治是在改革,还是在倒退,只有一个标准:是否限制党的专制权力,是否扩展民众的宪法权利,是否在立法中体现真正的、不由党强行代表的大多数民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只从维护党统治的需要出发。
   
   不幸的是,我们现在看不到限制党的专制权力、扩展民众宪法权利的动机。相反,我们看到的是维护党统治的需要已日益紧迫。
   
   (六)
   
   自由主义的鼻祖,17~18世纪之交的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说:“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否则人类必将进入灾难之门”。他还说:“政府只有在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并且保障人民拥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自然权利时,其统治才有正当性”。洛克的思想后来影响了伏尔泰、卢梭,也被写进了美国的《独立宣言》。
   
   共产革命一直鼓吹财产(生产资料)公有,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不亦乐乎?但是按马恩的设想,权力私有(无产阶级专政)只是过渡性的,只是为了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列、斯、毛一旦权力到手,为了延长这个过渡,拼命强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到现在,资产阶级早被剥夺了、资本家都可以入党了,共产党自己都变为权贵资产阶级了,这个权力私有还在过渡中。
   
   (七)
   
   撇开主义的扯淡,社会制度的分野,不外乎以下四种:
   
   1. 财产公有-权力私有--- 毛时代、前苏联。
   
   2. 财产公有-权力公有--- 民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乌托邦(如欧文当年在美国的实验公社)。
   
   3. 财产私有-权力私有--- 当下理屈词穷、只能做梦的中特社会主义。
   
   4. 财产私有-权力公有--- 普世的西方宪政民主。
   
   
   
   要回答本文的标题,你只能从2个私有去想:以私有的权力,抢夺原本共公有的财产、抢夺别人私有的财产。法治,是为了别抢出乱子来,把私有的权力给抢丢了。
   
   
   (八)
   
   毛时代的统治者不贪污,但是整人。因为财产公有,贪无可贪。公有制扼杀了财富的创造,“阴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那就斗呗,用老毛的话说“七亿人,不斗行吗”。那些最没本事、又最惦着多吃多占的“左派”们(不幸的是,他们还不是人口中的少数),为了他们在体制中的特权,也天然地拥护公有制+阶级斗争。七斗八斗害死几千万人,毛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折腾、最无聊、最无创造只有毁灭的时代。国家贫弱也不去说它了,可叹的是几亿人都穷哈哈地白活了30年。
   
   邓时代的统治者一心捞钱睡女人,顾不上心理变态地整人了。他们废掉公有制,把创造财富的自由还给人民,他们才有得贪。他们也因此觉得贪污有理、先富有理:没有我们改革开放,你们还在天天政治学习、写思想汇报呢,哪能开网店、卖羊肉串?所以“别吃完饭砸锅”,反对共产党。大家都发财,共富,这就是社会主义,只不过我们先富了,富大发了点。你们不是也比以前好了吗,为什么见不得我们富?好好做梦就行啦,会有轮到你富的那一天。
   
   人生苦短,你让我们等到哪一天?再说你们剥夺人民的自由在先,而且至今坚持不能否定这个剥夺,不能否定权力私有,你还指望人民感恩吗?以私有的权力和公有制的名义剥夺人民的财产,然后以私有的权力和改革的名义化公为私,变为你们家族的财产,这怎么能不起争执?怎么能让大家做做梦、想想将来中国多么强大就抹过去了?
   
   (九)
   
   四中全会讨论司法改革之前,党媒党刊发出了“阶级斗争”和“法制不能代替专政”的叫嚣。很多消息来源说是根据习组长的谈话。如果把司法改革与阶级斗争和专政联在一起,这个改革就别有一种意味了。
   
   其实阶级斗争的叫嚣是在昭告天下:党垄断着公权力,党可以实行法治,也可以不实行法治而实行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你们是接受恶法,还是愿意无法,回到文革时的丛林状态?中国大地上“无产阶级”暴民正干柴烈火地蓄势待发。不用说,柳传志们立马就怂了。韩寒之流向往自由的小中产们也畏缩了。党随心所欲地“依法治国”谁还敢反对?
   
   薄熙来打黑还是靠警察,目的是抢钱。如果习近平为了保党而打黑呢….法制竟然要以非法为后盾、为默认(缺省)值,用句《红楼梦》的话说,专制法制的“底囊已渐渐尽上来了”。
   
   (十)
   
   据同被接见的三人之一说,习总接见周小平等时,周狮子大开口 ,向习总要100亿作为启动资金,开办一个专门骂美国、骂民主的网站。一年前,王希哲-高寒争夺民主社会主义论坛网,标的才是区区2000美元。周小小也是欺负习总傻,欺负习总孤家寡人,欺负中共的专制统治日薄西山,才敢“不辜负伟大时代”,当一盘缝制皇帝新衣的骗子。
   
   从这个事例看,现在中国有屁个阶级斗争,只有抢钱斗争,有多大权就抢多大钱。要为抢钱立规?自欺欺人。你到马路上去撒100万元看看。四中全会上常委、局委们一张张表情木讷、满腹狐疑的脸,只有面色灰暗浮肿的习总在那“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明明有王沪宁、刘云山、刘奇葆,却去“礼贤下士”一个小骗子,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
   
   (十一)
   
   上个世纪,随着中国改革、苏联解体,人类大体走出了财产公有的灾难之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迟早也要变,权力私有和变相私有(普-梅二人转)将是人类要走出的下一个灾难之门。
   
   与90年代初的苏东波相比,中国的将面临的民主转型会艰难得多,为什么?权力私有相同,可人家当时是穷困潦倒的财产公有,我们现在是富甲天下的财产私有,贪官们聚敛的财富给了他们抵抗民主法制的底气和决心。
   
   我们不是有位网友叫“不信民主不信教”吗,就是贪官们的心态:管你什么“头上三尺有神明”,也不信你们蝼蚁般的农民工能翻的了天,我只管可劲地贪,我移民走人后,哪怕洪水滔天。你别看习组长红卫兵式的狠话都是冲自由派和维权民众说的,这种“双不”贪官才是共产党的真正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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